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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临时执政的段祺瑞早已有名无实,不为军阀们所理会,只负责发布一些无关紧要的空头命令。1926年1月上旬,张作霖派兵人关。21日,段祺瑞致电张作霖,加以制止。同日,他还明令各省军事长官一律停止军事行动。然而,段祺瑞的一系列电报如泥牛入海,各地军阀根本不予理睬。奉、吴联合对付国民军的攻势,终于全面爆发。随着冯奉战争的开始,段祺瑞的执政府的地位,也开始摇摇欲坠了。下,对于段祺瑞来说,严重的危机还不仅仅是冯奉之间即将展开的这场你死我活的殊死拼杀。
“五四”以来,人民反帝反车阀的斗争风起云涌。在这股巨大的力量冲击下,执政府根本无力招架。段祺瑞如同坐在火山口上,每时每刻都面临着毁灭的喷发。此时皖军第一号大将徐树铮日子也不好过。由于他树敌过多,段在福建联合国民党的许崇智驱逐李厚基的战争中,以及皖军卢永祥对齐燮元的战斗中均直接介入。为了保护皖军的这位大将,段皖派徐以自己的私人代表的身份出访欧洲各国。
徐树铮自1925年1月考察欧美日本政治,历访法、英、德、苏、瑞士、意、比、荷、波兰、捷克、美国和日本。他在东京获悉执政府增设国务院消息,曾发电力荐其党羽龚心湛为总理,段祺瑞以许世英颇得国民党好感,而未予变动。但徐树铮并非甘于寂寞之人,在游历各国期间,他仍然呼风唤雨,积极参与政事。执政府成立后,段祺瑞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也必须利用两派的实力。对于张作霖,段祺瑞从内心里是瞧不起的,认为他是胡子出身,并非北洋正统。
有一次,段宏纲来向段祺瑞请示,说是张学良提出要同自己拜把,问是否可以答应。段祺瑞回答说:“张作霖的兵可以同你拜把,但他的儿子不能同你拜把。”段宏纲当时和张学良、孙科、卢小嘉(卢永祥的儿子)并称“四大公子”。段这样说对张作霖和张学良都是一件颇伤感情的事。1925年春,段密令海军派舰偷袭黄州,打算捕获吴佩孚前海军总司令杜锡珪偶从部下口中得悉此事,急电吴佩孚。3月2日,吴乘风雨大作之机,连夜率舰逃走,得以免做楚囚。这就种下了吴佩孚此时要令段祺瑞难堪的根子。
唐之道收到吴佩孚电报,无奈之下,只得将电文交给段祺瑞,请他自己“善处”。但此时段仍不死心,犹寄希望于奉系。然而,第二天收到的张作霖复电,语虽平和,却已明白表示不再可能拥段,曾毓隽、吴光新也自天津返回,报告说:“张学良表示奉天对维持现在政权没有信心,只能保护段执政安全离开京。”至此,段祺瑞才确信恋栈不成,非走不可了。一场冲突侥幸避免了,但皖系执政府危机却无法克服。段祺瑞见大势已去,即于1926年4月20日通电下野。
4月20日上午,段祺瑞匆匆发布命令,同意国务总理贾德耀、国务院秘书长邓汉祥、财政总长贺得霖、交通总长龚心湛等人的辞职,同时又在外交总长胡惟德不知情的情况下,特任其兼署国务总理,摄行临时执政职权。当天下午2时,在直鲁联军两个营士兵的护送下,段棋瑞率其子段宏业及亲信曾毓隽、梁鸿志、姚震、姚国桢、许世英、汤漪、龚心湛、曲同丰、吴光新等人,乘坐张学良调派的一列专车,驶离北京,前往天津。段祺瑞到天津后,乃通电全国:“决定引退。”至此,临时执政府在存在了17个月后,终于在四面楚歌声中,颓然垮台。
段祺瑞在直皖战争中,仍留任北京,但这一次为何仓促逃往天津呢?其中主要原因是,由于“三,一八”惨案,段十分害怕学生们找他麻烦。在北洋军阀统治期间,段祺瑞及其皖系、皖军出尽了“风头”,也吃够了苦头。当执政府时代结束后,他在民国舞台上的表演也终于划上了句号。这是皖军首领段祺瑞在通往权力道路上猎取的最后顶“桂冠”。但专制者的桂冠永远是沉重的,与无数大大小小的专制者一样,段祺瑞的失败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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