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疫情逐漸平息，停擺了三個多月的電影行業也逐步迴歸正軌。

影院復工在即，之前因疫情而中止的電影，籌備與製作工作也漸次提上日程。

比如原本計劃在今年國慶上映的《我和我的家鄉》，最近也傳來開機的消息。

影片總導演甯浩近期透露，電影劇本已經完成，有望6月開拍。而他掌舵的壞猴子影業旗下的衆多作品，也都陸續恢復製作。

壞猴子的作品構成並不複雜，一方面是以甯浩爲主導的、擁有豐富經驗的電影人創作的成熟電影作品，另一方面則是來自新人導演的創作嘗試。

2016年壞猴子推出”72變電影計劃“以來，一直在發掘中國電影領域的新生力量，4年間推出了《繡春刀：修羅戰場》《我不是藥神》《雲水》和《受益人》等電影，橫跨武俠、動作、喜劇、現實主義多種類型，涵蓋商業、文藝不同體裁。

在一定程度上，壞猴子影業可以被視爲當下中國電影產業的一個微縮的樣本。

這個月初，我們採訪了甯浩和壞猴子影業旗下的衆多中青年導演們，聊了聊他們在疫情期間的經歷，以及疫情對其電影創作或製作工作，究竟產生了多大的影響。

疫情爆發，對早已出現冷卻趨勢的中國電影，來了一次迎頭暴擊。僅第一季度，全國有超過6600家影視文化機構註銷。

甯浩不否認疫情帶來的負面衝擊：

“之前我們已經拍攝完成的電影，現在沒有辦法上映。沒有拍完的電影，因爲之前也不能夠聚集，所以大家不能籌備，不能推進。疫情期間，有一種氣氛讓所有的東西都慢了下來。這個時候作爲一個公司的運營體會承載很多的壓力，而且對未來市場的擔憂也會讓資金變得更緊張。”

甯浩在《瘋狂的外星人》片場

採訪中瞭解到，幾位導演正在進行中的項目，大多在籌備階段。

儘管沒有到實質拍攝階段，但突如其來的疫情，仍然爲這些作品蒙上了些不確定性。

《受益人》導演申奧透露，他下一部電影故事發生地在境外，因爲疫情原定的勘景計劃被迫推遲。照目前全球疫情發展形勢，今年難有國外拍攝的可能性，因此整個故事劇本也要有所調整。

創作過短片《界的兩端》的導演周滌非也正在籌備個人長片項目，和申奧遇到的情況相似，原計劃今年8-10月在國外開機的新片，大概率將會延期。

同樣遭遇項目延期的還有曾創作過《大無畏》《不良》等短片的導演王子昭，最好的情況下，他的新作將延期兩個月，在年底開機。

不過疫情更“致命”的，是對人們的心理衝擊。導演們談到疫情期間各自經歷時，幾乎都提到了一個相同的詞——焦慮。

《雲水》導演曾贈解釋說，人們以爲創作者能在自我封閉的環境中寫完故事，“但其實不是的，你對環境的焦慮會影響到你自身。創作者只是芸芸衆生的一部分，也在體驗羣體的痛苦”。

導演曾贈

拍攝過短片《一日英雄》《新年之聲》的王立凡也提到了相似的情緒：“那種焦慮，其實是共情。就是共情感讓你無法真正地靜下來思考。”

而疫情的出現，也在改變創作者的創作觀念。

執導過《龍虎蛋黃派》的導演夏鵬，新項目《南方無犬》在疫情前已經籌備得差不多了，取景、選角等工作都已完成。因爲疫情的爆發，項目不僅要延期，演員乃至幕後工作人員都要重新再找。

但更大的問題，在於他對創作和表達上形成的新疑惑：

“我一直在考慮，接下來再寫當代故事的話，那麼故事背景是在疫情之前還是之後？如果設定在之前，那麼觀衆會有共鳴麼，如果是之後，社會心態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呢？”

夏鵬導演創作的動畫短片《龍虎蛋黃派》

執導過短片《塑料金魚》的導演吳辰珵，在疫情期間一直身處武漢，經歷了封城到解封的全過程。

親臨風暴中心，直觀感受疾病如何瓦解人們習以爲常的生活，使偌大的城市停擺：“在兩個月的時間裏，你可能沒有什麼創作勁頭，因爲你一直生活在惶恐之中。”

但當疫情局勢趨緩，創作者又會”在心態上迎來突飛猛進的個人成長“。這段經歷也對她的創作觀帶來無法忽視的影響。

“經過這件事後，會對人生有新的感悟，倒不是說去做疫情題材的作品，而是將這種感悟更深刻地利用到創作中”。

吳辰珵導演短片作品《塑料金魚》

不過，即使受到疫情衝擊，壞猴子旗下的導演們卻從未真正停下創作的腳步：

溫仕培導演的《熱帶往事》已經進行到後期製作的最後階段，而疫情讓他“反而有了更充分的時間，把每個環節做得更精緻”；

申奧正重新創作一個“不用出國”的新劇本；

王子昭趁停工之際，重新打磨劇本，解決劇作層面上新發現的問題；

而甯浩導演《我和我的家鄉》的劇本，也是在疫情期間完善完成的。

《受益人》導演申奧

壞猴子還試圖以電影人的方式，記錄下這場席捲全球的疫情，對時代、社會帶來的影響。在甯浩看來，作爲青年導演，“應該對這一涉及整個人類的疫情，抱有他自己的觀點和角度，記錄和關心”。

吳辰珵選擇以vlog的形式記錄封城後的武漢，她相信，這些影像將會成爲“呈現這個時代的歷史資料”。

除此之外，壞猴子也在北美地區的青年導演中發起了一輪徵稿，由此探討在疫情災難中的人性表現。目前，這一活動已經徵得超過300份作品了。國內類似的徵稿活動也會在日後得到推進。

甯浩提到，壞猴子的基因是專注創作、生產。

如今看來，這一根植於血液裏的傳統，並沒有因疫情而遭到破壞。

其實近幾年扶持新人導演的電影計劃並不少，但能脫穎而出，真正打出實績的，卻並不多。

而壞猴子，就是其中一家。

這在一定程度上，也依賴於其以創作爲本的理念。

甯浩表示，壞猴子選擇新導演的標準同樣是以創作爲重——

“其實我們從各個方面來說，就是迫切需要好電影。只要是能拍出優質電影的就支持，也不用區分是偏商業的，還是偏藝術的。”

甯浩與《我不是藥神》導演文牧野、主演徐崢

正在籌備奇幻武俠新作《越女劍》的導演白宇，在被問及爲什麼會選擇加入壞猴子時，表示早在加入之處，就非常“羨慕這裏的創作環境和氛圍”——“這麼多年輕導演聚在一起，天馬行空，大家一起交流、創作不同類型的電影”。

在白宇看來，甯浩最令他欣賞的一點在於，“他不僅要滿足導演的訴說欲，觀衆的觀影欲，他同時要滿足電影所謂的商品價值”。

甯浩不會爲青年導演“設限”，也不會設定所謂的“績效指標”。他提到，自己與新導演們的合作方式，更注重挖掘新人的能動性：“就是讓合適的人做合適的事情，要把合適的人放在合適的位置上。”

甯浩與《熱帶往事》導演溫仕培

而每位導演，在自己擅長並且有訴說慾望的領域中，都被賦予了充分的話語權與表達權。

王立凡表示，2015年初入行時，他受到了許多公司的邀請——“有的讓我去做電視劇，有的讓我拍電影，但到了對方公司，發現他們手上也沒有任何項目”。

他之所以選擇加入壞猴子，除了甯浩本人的“才華光環”外，更重要的一點是，“的確把我當做一個創作者來對待”。

王立凡短片作品《一日英雄》

在擔當監製的過程中，甯浩不會給創作者過多的限制與壓力，而是形成一種平等的對話模式。

提及和甯浩的合作，每位導演都提到了“尊重”。

申奧表示，每次出現創作分歧的時候，“甯浩導演不會用他的意見打壓我，都是我在說服他，或者他來說服我。他永遠會在後面加一句：這是你的電影，你要負擔這個代價”。

所謂尊重，不止外界對創作者的態度，也是創作者對自己的態度。甯浩在採訪中一直強調，對於每一位創作者的要求，是“尊重自己”。

曾贈回憶說，在壞猴子受益最深的一句建議，是甯浩第一次跟她聊天是提到的一句話——“所有創作的輸出，都是你與世界對話的方式”。

在《雲水》中，她嘗試用電影形成對話，但因爲年輕，用太小的力量呈現一個宏大的話題，也多少留下了一些遺憾。

曾贈正在着手的新項目，選擇了與前作風格截然不同的奇幻喜劇類型，探討的是普通人與父母之間的關係。而從採訪中可以感受到，她這一次與世界的對話，來得更清晰，也更有底氣了些。

曾贈導演出席2018年鹿特丹電影展《雲水》首映

王立凡也提到，在創作過程中甯浩對他的反覆引導：

“他會幫你，找尋你內心最喜歡的那個點。他會不停詢問，這部作品是不是你真正想講的，還是隻是覺得有意思，看人家拍得很好”。

總之，“要找到自己內心最喜歡、最打動你的東西”。

王立凡短片作品《新年之聲》

疫情“黑天鵝”，無疑會讓行業迎來新一輪的洗牌，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大衆觀影的模式。院線的停擺，流媒體的崛起，爲電影的未來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甯浩認爲，“電影走在分水嶺上，它何去何從，現在沒有人能夠馬上說清楚，或者下一個準確的定論”。

但不可否認的是，時代和環境都在改變。

而電影作爲創作者個體與世界對話的方式，也會隨着世界的改變，而發生變化。

“電影現在被分解到互聯網上和分解到其他的渠道中，它的屬性好像會更下沉、更娛樂化”，甯浩解釋說，“沒有過去那麼單純。”

即便是甯浩這樣的成熟導演，如今也面臨着尋找、思考電影藝術新的方向的創作課題。“年齡的成長、審美的認知，會不斷地調整。整個社會也在不斷變化，你的作品也會隨之調整”。

而調整與變化，對於一部分創作者來說，是創作生涯中的終身命題：

“不尊重變化，就失去了實事求是”，甯浩解釋說，“創作，就是尊重所有客觀條件，做出具體、實用和正確的選擇。”

甯浩在《瘋狂的外星人》片場

時代巨浪來臨，甯浩和壞猴子旗下導演順應潮流的同時，也仍然試圖在自我和時代中達到交流、對話的平衡。

不過，無論世界怎樣變化，如甯浩所說，好電影，永遠是時代的剛需。

“在最焦慮的那個時候，寧導寬慰我們說，只要人類還存在，故事就會存在，”申奧回憶，“電影是最好的講故事的方式，只要我們需要故事，電影就會存在下去。”

所以，儘管前方仍然有許多的未知，但值得慶幸的是，有這樣一羣對電影始終抱有信念、專注創作的電影人。

他們的存在，也讓人們對中國電影的未來，多了些信心與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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