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PCT專利躍居世界首位的五點冷思考
4月7日，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舉行發佈會，公佈了2019年專利、商標和工業品外觀設計的國際註冊數據。
在最引人矚目的PCT國際專利申請方面，中國以5.899萬件首次超過美國（5.784萬件），躍居世界第一，這也打破了自PCT制度自1978年建立以來，美國連續40年保持的PCT年度申請量第一的記錄。
毫無疑問，這是令人鼓舞的數據！見證了中國知識產權三十多年來的巨大成就。
但是，我們必須清醒的認識到，除了數量到達了新高度，中國在PCT國際專利申請的質量、策略和規則制定上還有很多待提升的空間。
知識產權做爲一項“舶來品”，中國做爲一名“學生”，還沒有全方位超越擁有百餘年知識產權經驗的西方“老師”的能力。中國的知識產權國際化之路，還需要假以時日，才能形成真正的國際競爭力和國際認同感。
尤其是在當前中美貿易戰、科技戰愈演愈烈的大環境下，知識產權是中美談判的重頭戲。中國PCT專利的定位和下一步發展至關重要，即要鼓勵創新的全球化佈局，又要防止PCT專利數量的泡沫化，以及由此產生的負面影響，從而保證中國經濟的平穩轉型和創新型國家的建設，這是政府、企事業單位、高校科研機構都要深入思考的問題。
因此，建議在以下五方面要對PCT專利保持冷靜思考：
第一，理性看待PCT數量，不能直接等同於創新能力，國人對PCT還存在概念誤區
目前，國內對PCT普遍還存在概念上的誤區。例如一些媒體、科研工作者將其籠統的引申爲一個企業或是一個國家的整體創新能力排名；或是認爲是在國外申請的唯一指標特徵（其實除了在PCT制度建立之前，巴黎公約途徑一直是本國以外申請專利的途徑，目前兩種途徑並存）；甚至有人直接將PCT專利誤認爲是授權專利等等。
不僅是社會公衆有誤區，甚至一些企業申請PCT後依然有很多問題不清楚。據國家知識產權局2019年“4.26活動”發佈的《關於PCT制度在中國實施狀況的調查報告（2018）》(以下簡稱“國家知識產權局PCT報告”)顯示，“超過一半的企業表示不熟悉相關國家的PCT法律制度和程序規則，這已經成爲PCT申請進入國家階段的業務障礙”。
因此，我們在看到中國PCT專利數量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不應忽視的是我國公衆、企業在PCT基礎知識和PCT專利佈局策略上還存在短板。
實際上，PCT國際專利申請只是一種向外國申請專利的途徑，數量的多少隻代表申請人對本國以外的海外市場的重視程度，不能簡單的代表企業甚至國家的創新能力。
在創新能力方面，另一份同樣出自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2019全球創新指數報告》顯示，中國排名從2018年的17位上升到14位。而在頂級梯隊中，瑞士、瑞典和美國依然佔據前三位，荷蘭、德國、新加坡和以色列等創新型國家位列前十。
由此可見，雖然我國2013年-2019年PCT申請一直保持保持近兩位數的增長，直到躍升世界首位，但是PCT數量，並不能簡單等同於一國的創新能力。中國的創新能力其實還有很大提升空間。
爲此，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中國已經走完了專利數量的原始積累階段，無論是發明專利、實用新型專利、外觀專利還是PCT國際專利，都已經是世界第一，但是我們由“量”到“質”的轉變，纔剛剛開始，我們的創新、創造能力也在穩步的提升中。
認清差距，找準方向，螺旋上升，纔是我們進一步提升綜合創新能力的關鍵。
第二、PCT途徑和巴黎公約途徑，取決於企業IP戰略，勿將PCT當作唯一出海戰船
PCT制度的建立，爲申請人提供了一種更便捷地開展海外佈局的途徑。在此之前，申請人只能通過巴黎公約的方式向本國以外進行申請。但是PCT制度的建立並不意味着徹底取代巴黎公約途徑，實際上，兩種方式一直並存，各有優缺點。
據國知局PCT報告顯示，中國申請人利用PCT途徑提出的申請所佔比例由2012年的42.9%上升至2015年的57.9%，與2015年全球57.6%的平均水平基本持平，PCT途徑成爲中國申請人向海外申請專利的主要渠道。
一般來說，申請人會根據自身財力狀況、佈局國家多少、專利公開時限、專利佈局策略等因素綜合考慮。
例如，PCT途徑的優勢包括，只需提交一份國際申請，無需爲進入的各個國家分別準備翻譯文本和文件，同時PCT途徑最長可以有30個月的時間選擇進入國家階段，對還需要充足時間準備，技術選型不確定性高，專利文本需要時間完善，隨時觀察市場動態，再確定進入的國家或地區，從而節省資金的申請人是有利的。
而巴黎公約途徑則對目標國家明確，需要儘快獲得專利授權的申請人有利。
目前，大部分地方政府在海外專利資助政策上，將PCT國際階段單獨進行資助，而且在宣傳上也多以PCT爲海外專利的推廣口徑，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社會上對海外專利申請PCT的“默認模式”，這在我國還處於PCT數量追趕期時顯然是有利的。但是，當中國已經登頂PCT世界首位後，則應重新思考PCT的鼓勵方式，引導從“數量”向“質量”和“佈局”的轉型，而這些又與申請人的IP策略息息相關。
一般來說，申請人選擇PCT途徑多是出於時間和費用方面的考慮：
一是行業特徵明顯，需要較長的公開週期，專利儲備量較大
如果仔細觀察歷年PCT申請量榜單，以華爲、愛立信、高通、中興等通信行業爲主業的申請人是榜單前列的常客。
這是因爲通信行業具有互聯互通特性，高度依賴行業標準，而標準制定又是一個漫長而且不確定的過程，客觀上參與企業傾向於利用PCT途徑從而獲得更長的時間來進行專利佈局策略的選擇。
同時，這些通信企業的專利存量往往都很大，通過PCT途徑也是一種更爲經濟的方式。
二是行業壟斷性強，運用專利維護商業地位的企業
具有行業壟斷性的企業以及也更爲傾向於PCT途徑，例如英特爾、微軟、谷歌等在芯片和操作系統方面擁有壟斷地位，也會選擇時間週期更長的PCT途徑，而不是急於獲得專利授權。另外像微軟等公司的一些PCT專利還會選擇本國以外的受理局，如韓國專利局作爲國際初步審查單位，這也是企業IP戰略的一部分。
三是知識產權意識強，專利存量大，資金支出多的企業
日本、韓國都曾從國家層面推進知識產權戰略，因此日本大型公司曾經在很長一段時間佔據PCT榜單的前列，三星、LG兩大公司也代表韓國長期佔據PCT榜單，這些企業的特點都是專利數量多，重視海外佈局，尤其是在美、歐、中進行專利部署，因此PCT途徑符合其IP整體戰略，尤其是從成本上看能夠節約很大的支出。
雖然青睞PCT途徑的企業佔大多數，但也並非所有IP優勢企業都會完全選擇PCT途徑，一些國外企業會根據整體專利策略綜合運用PCT和巴黎公約。
例如，在歐洲專利局剛剛公佈的2019年歐洲專利申請量排名中，第四名United Technologies（美國聯合公司），在近幾年PCT排行榜的前列中都沒有出現，顯示出該美國公司並非是PCT的“粉絲”。類似的現象，也出現在其他一些世界型大企業中，尤其是一些日本公司，會綜合運用PCT和巴黎公約兩個途徑。
▲ 來源：歐洲專利局報告
因此下一階段我國各級政府應進一步思考海外申請“PCT鼓勵政策”和企業自身“海外專利戰略”的銜接，在推動PCT專利質量上臺階的同時形成更加完善的海外專利佈局策略。
第三、中國PCT進入國家階段的平均數量偏低，PCT途徑優勢沒有充分發揮出來
中國PCT數量創新高的背後，則是PCT制度運用效率和質量上與發達國家相比相比還有差距。
國家知識產權局PCT報告顯示，2014年，我國平均每件PCT申請進入國家階段的國家數目爲1.1個，低於美國（3.1個）、日本（2.8個）等發達國家的水平。
進入國家階段的平均數量在1附近，意味着一些PCT申請只停留在國際初步申請階段，並沒有進入任何國家，另外一些即使進入了國家階段，可能也只在1-2個國家或地區進入國家階段，PCT途徑的優勢並沒有完全發揮出來。
▲ 來源：國家知識產權局報告 《關於PCT制度在中國實施狀況的調查報告（2018）》
報告進一步給出了三方面原因：“一是一些申請人利用PCT制度的認識有待提高。部分申請人提交PCT申請的目的僅停留在企業宣傳、產品推廣、獲得政策支持層面，缺乏進入國家階段獲權程序的動力。二是PCT外國國家階段費用較高。中小型創新主體對於國家階段的費用更爲敏感，進入發達國家的國家階段支出成爲其PCT申請能否進入國家階段的主要考慮因素。三是創新主體海外專利佈局的能力有待提高。”
問題一，應當是當前PCT面臨的主要問題。現階段，很多申請人申請了PCT，主要目的只是滿足宣傳、評審、獲得補貼，而對PCT進入國家階段並不感興趣，這種情況實際上是沒有獲得任何專利權的。
問題二，目前已經獲得較大改善，如不少地方政府陸續提高了PCT申請的資助上限，因費用高昂而止步申請PCT的情況已經有所緩解。
最棘手的則是問題三，當前我國申請人的海外佈局的能力還普遍不高，這與申請人的知識產權戰略不完善，缺乏海外經驗有關，這一點很難在短時間獲得“質”的提升。
第四、中國PCT的來源呈現區域“頭部聚集”，在“卡脖子”的關鍵領域與美國差距還較爲明顯
從中國PCT申請的來源看，國家知識產權局PCT報告顯示，2017年我國PCT申請仍集中在廣東、北京、江蘇等地區，三地申請量合計高達76.9%。這也凸顯了粵港澳大灣區、京津冀、長三角作爲我國經濟和創新三個發展極的重要支撐作用，PCT申請的“頭部聚集”效應明顯。
▲ 來源：國家知識產權局報告 《關於PCT制度在中國實施狀況的調查報告（2018）》
2019年的數據顯示，在總計5.899萬件PCT申請中，僅深圳的PCT申請量就有1.75萬件，佔全國30%，佔廣東70%。而深圳的南山區因爲聚集了華爲、中興、騰訊等知名企業，2019年的PCT數量佔到全國的八分之一。由此形成中國PCT獨有的聚集現象——“世界看中國，中國看廣東，廣東看深圳，深圳看南山”。
可以說，深圳濃縮和聚集了中國PCT專利的所有問題。從深圳的PCT優勢企業，華爲、平安科技、中興通訊、大疆、華星光電、騰訊、傳音等，可以發現基本集中在信息通信、計算機技術以及無人機、互聯網科技等領域，這與國家知識產權局PCT報告中所列的“數字通信”、“計算機技術”、“電氣製造”始終位列我國PCT申請量的前三個領域十分接近。
但是在基礎材料、芯片、操作系統、集成電路製造、高端醫療器械、原創藥等“卡脖子”領域，目前我國與美國還存在顯著的差距，中國在覈心技術上的短板展露無餘。而這些領域恰恰是知識產權密集型產業，專利發揮着舉足輕重的作用。
研究數據顯示，中國雖然在三類發明專利上已經遠超其他國家，但是在“卡脖子”領域，基本都落後於美國的PCT專利佈局。以信息通信行業爲例，中國在半導體存儲、大數據分析、高速計算、信息安全、物聯網、人機交互等領域的的PCT儲備和申請都落後於美國，只是在移動通信和網絡通信上具有領先優勢。
第五、中國高校PCT申請冷熱不均，局部或出現泡沫，提高轉化率成關鍵
WIPO此次公佈的2019年PCT專利高校榜單中，中國高校的表現非常搶眼，TOP 50中，中國高校14所，僅次於美國的20所，遠高於日本（4所）、韓國（4所）、新加坡（2所）。
上榜的中國高校除了清華、北大、浙大、山大、中國礦大、東南大學、大連理工、華南理工、東北大學之外，還有深圳大學、江南大學、山東科技大學、江蘇大學、廣東工業大學等。
尤其是深圳大學（247件）僅次於清華大學（265件），排名第二，同在廣東的華南理工大學（164件）位列第三，而大連理工大學（141件）則位列第四。2019年，這幾所國內高校已經與加州大學（470件）和麻省理工學院（230件）同處世界教育機構的PCT申請量第一陣營了。
雖然教育部已經明確多次反對高校專利排名，但是從WIPO公開的最新數據中，可以看到當前內地高校在PCT申請方面的一些趨勢和問題：
一是中國高校的PCT申請冷熱不均，預期還有很大增長空間
根據2019年英國泰晤士世界大學TOP 200排行，中國內地七所高校入圍，清華、北大、中科大、浙大、復旦、南京大學、上海交大。在上述學校中，只有清華、北大、浙大入選2019年PCT申請TOP 50（復旦、上海交大和中科大累計的PCT申請量在國內高校的三十位以內），也就意味着，內地還有很多知名大學在PCT申請上處於萌芽階段，未來很有可能逐漸趕上，並助推我國高校PCT申請量再上一個新臺階。
近期，教育部、國家知識產權局聯合發佈《國家知識產權試點示範高校建設工作方案（試行）》，提出建設50家左右凸顯知識產權綜合能力的示範高校。可見，相關政策的推動加上高校知識產權工作逐步由“量”到“質”，都會推動我國高校PCT申請量的穩步增長。
二是中國高校或已局部出現泡沫，提高轉化率或成關鍵指標
從2019年內地高校PCT申請分部來看，廣東、北京和江蘇各3所，山東2所，這與我國PCT總申請量的超過70%來源廣東、北京、江蘇的情況非常接近，顯示出這三地對PCT的認識和運用確實領先國內。
但是這三地也可能會是最先出現泡沫的地方，因爲PCT專利的申請和維護，乃至進入國家階段，需要付出大量的成本。如果轉化率不高，則高校在PCT申請方面很難形成良性循環。
高校在創新上的定位與企業有所不同，應當是以基礎研究爲主，而重大的、突破性的研究絕不是靠專利數量就能堆積出來的。這也是美國高校會在起訴大公司時獲得鉅額賠償的主要原因。
針對上述五點冷思考，以及總量已經站在世界首位的事實，現階段，政府和企業都應該進一步謀劃，中國PCT未來之路該如何走、怎麼走，才能讓中國創新的國際化道路走的更遠、走的更穩，而非大起大落。
建議在以下兩方面進行深入研究：
一是合理預期增速，考慮PCT獎勵政策的退坡機制。
按照中國PCT當前的增速來看，在不考慮全球經濟進入衰退期的情況下，未來五年將有可能出現中國PCT年度量等於美、歐、日、韓PCT年度量總和的現象。這對中國面臨複雜的國際政治、經濟形勢而言，弊大於利。
參照美國，其作爲世界第一大創新國家，近20年的PCT申請量非常穩定，基本維持在年申請量4.5-5.5萬件，即使是2008年經濟危機之後，也只是略有降低而迅速回升。
日本2002年就制定了國家層面的知識產權立國戰略，想必憑藉松下、東芝、索尼、豐田等數量衆多的日本大企業，在PCT上超越美國，並非難事，但爲何日本的PCT始終在美國之後而不露頭，日本企業寧可大量通過巴黎公約途徑申請專利，甚至付出更多成本，也要在PCT方面儘量做到“低調”，是不是在“韜光養晦”？值得我們深思。
因此，中國PCT的合理區間是在哪裏？我們需要估算，更需要思考，進而合理引導。這不僅是政府的責任，也是企業自身IP戰略的考量。
對PCT資助政策而言，應當儘快考慮類似新能源汽車補貼的退坡機制了，不要等到了PCT遠超西方國家時再去制定應對政策，否則對中國國際化創新步伐和全球化創新戰略將會帶來負面影響。
對此，建議深圳可以作爲先行示範區，其作爲中國PCT的大本營已經積累起來很多成功的經驗，而且深圳PCT的數量已經率先於全國下降了，2016年超過1.8萬件，2017年超過2萬件達到峯值，2018年降爲1.8萬件，2019年爲1.75萬件，可能今年會進一步下降。因此深圳如果探索出合理的政企互助模式，將對全國其他地方形成示範效應。
二是合理引導結構調整，在“卡脖子”領域加大扶持力度。
在中美角力成爲常態之後，美國對中國的技術打壓和封鎖一定會越來越嚴厲，切斷核心技術和零部件的供應，擊垮中國戰略新興產業計劃，將會是美國未來很長時期的對華政策。
因此中國必須要學會在“卡脖子”領域自力更生，而目前這方面的專利積累十分薄弱，PCT專利更是與美國差距明顯。國家自2008年開始推進實施國家知識產權戰略以來，眉毛鬍子一把抓，只是用專利數量與經濟掛上了鉤，吹大了中國專利泡沫，但是在細節方面，哪些產業的專利應當優先鼓勵申請，一直都沒有整體規劃，缺少付諸實施的政策和辦法。直到美國打過來，才發現我們的知識產權鼓勵政策並沒有多少落到我們真正缺少的核心技術領域，整體表現爲積累的專利還不夠多，質量還不夠高。
因此，建議下一階段，無論是從政府還是企業角度，都應該進一步調整和細化PCT政策，將資源優先投放到我國缺失或待補強的領域，加快技術創新力度和成果轉化、專利保護力度，爲贏得知識產權戰略主動權，做好一切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