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国之重器，它虽然经历两千余年的风霜，却依然形制精美。它是目前出土铭文最多的青铜器，其将西周时期的历史样貌展现于世人眼前，文化历史价值不可估量。同时，它又命途多舛，但最终在爱国志士的努力下，使其没有漂泊异乡。它就是毛公鼎，今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馆。让我们一起走近这件国宝，领略它传奇的前世今生。

一、今生境遇，身世飘零

毛公鼎的具体出土时间仍存争议，但大致出土于清道光年间。据传说是陕西宝鸡岐山的一位董姓村民，无意间在农活时得到，随后被西安古董商人苏亿年所购。从此，毛公鼎便开始了他重见天日后的浮沉身世。

苏亿年得此宝物后认为奇货可居，并于咸丰二年，被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购得，带回北京。陈介祺嗜好收藏各种古董文物，更是对毛公鼎爱不释手，格外爱惜。据陈氏后人介绍，终其一生，毛公鼎都不见于世人，只有陈介祺本人以及少数朋友拓印与考释过其文字。可见，毛公鼎在当时人眼里已是传世之稀宝，故陈介祺才如此小心。

毛公鼎铭文拓印

1930年，北京大陆银行因毛公鼎本息欠款数量过大，急于将其出手清理。此次拍卖本应由故宫博物院购买收藏，但由于经费不足没有完成收购。爱国人士，时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叶恭绰不忍毛公鼎流落国外，花十万高价将其收购，并将其藏在上海的寓所内。抗战爆发后，他将毛公鼎托付给侄儿叶公超。日本人早已觊觎这件国宝，并全城搜索，在此期间对叶公超进行了严密的人身监控与严刑逼供。但叶公超并未屈服，守口如瓶，最终将毛公鼎转移到身在香港的叶恭绰手中。

厉王止谤

毛公鼎内有铭文497字，是现今出土青铜器中铭文最多的一件。郭沫若先生称赞其价值：“抵得上一篇尚书”，可见其透露出宝贵的历史信息。阅览毛公鼎的铭文，可以读出，其内容格式与《尚书》颇为相同，李瑞清先生赞赏它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铭文内容与“诰言”形式相同，是宣王对毛公告诫的内容。其大概分为五个部分，周王室的政治生活与毛公的功绩得以展现于世人眼前。

第一部分，宣王歌颂了祖先文王与武王，“丕显文武，皇天引厌劂德，配我有周”。并歌颂了上天，将天命授予给周，“肆皇天亡，临保我有周”。歌颂祖先与上天，是周代文化中敬祖、敬天的表现。最后宣王看到了天下的混乱，及时反思自己，展示了自己渴望“永巩先王”的志向。

第二部分，宣王开始了对毛公的任命，其中既体现了宗法制下的亲情，也体现了王的权威。由于毛公是姬姓王室，宣王对其十分信任，无论家事国事，都委任给他，“命汝辥我邦，我家内外，憃于小大政”。然后，告诫毛公要忠诚于天子一人，“汝母敢妄宁,虔夙夕，惠我一人”，体现君王威严。

第三部分，委任毛公具体的事务，给予了毛公极大的权力，于内于外，所有的命令都要经过毛公之手，“出入专命于外，厥非先告歆”。

周宣王

宣王中兴的路上，毛公功不可没。他尽心尽力地辅佐宣王，为宣王制定政策，并主管周王室的内政与家事，兼任国家宰相与管家的角色。从宣王的话中，我们可以读出，经历了厉王时期的动乱，朝政很不安宁，国家很是混乱。宣王也有志向恢复祖先的荣光，多亏了毛公以及周公、召公等王室贤人的帮助，才能走向中兴。在宣王征伐不朝之国时，或许正是毛公镇守朝中，将朝政管理的井井有条，为宣王提供支持。毛公鼎就是这一时期，君臣一心，决心重现王室光荣的最好见证。

三、精美形制，流畅书法

毛公鼎除了重要的历史价值，也具有美学与书法艺术价值。毛公鼎通高54厘米，半球腹，两侧有双立耳，三只蹄形足。鼎身上带有环带状的纹饰，与其他青铜器比起来，造型与纹饰并不显得复杂。但整体却显示出庄重而威严的感觉，除却了许多宗教因素，显得十分生活化。整体的厚重与古朴体现出王室的威严，以及西周末期的某些时代特征。

文史君说：

毛公鼎，晚清四大国宝之一。在国家危亡之际，自身也命途多舛，虽然重见天日，但却未得到安宁。国难当头之际，幸而有爱国之志士，挽救了这件国之重器，使得它不至于飘零海外，远离故土。另一方面，毛公鼎所蕴含的历史价值亦是不可估量的，见证了沧海桑田，在今日，它又向我们讲述起两千年前我们所不知的历史故事。

参考文献：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8年

贺越明：《毛公鼎,国之重器的辗转路》，《同舟共济》2012年12期

石帅帅：《毛公鼎铭文集释》，吉林大学硕士论文

刘铁平：《笔力沉雄 墨意淳厚——谈《毛公鼎》的艺术特色与临习》，《书法艺术》1994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