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49年，明朝军队在福建沿海的走马溪，歼灭了一股从浙江撤退而来的海盗。除了俘虏一些本土海盗外，还抓获了一批来的葡萄牙的商人。但就是这么一场稀疏平常小规模战役，却被当事人吹捧成东南海区的大捷，进而也引发了一场震动大明朝军政界上下的骗赏大案。封闭不住的帝国

1 农本思维。因朱元璋的赤贫出生，所倚重的力量基本上都没有贸易收入。无论是农民起义军出生的武将，还是江南儒家士大夫阶层出生的文官，都不是贸易的主要获利者。

2 贸易的主要从事者，往往不缴纳农业税，或缴纳的很少。他们还经常与外族人有频繁联系，甚至自己就是外族后裔。对于朱元璋的新王朝和儒家士大夫阶层所期望的理想国而言，他们都是解构者，而非建设者。

3 开放有限的朝贡贸易，达到战略上的一箭三雕。本国国内的经济结构，将会在贸易的持续衰退中，逐步完成转型。外国商人与王室，也可以通过认怂的方式，进行一些期望获得的贸易，被利益所拴住。朝廷直接控制朝贡体系，既可以独占贸易收入，也能以蒙古世界帝国的后继者自居，号令外邦。

但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步到位，天然形成的贸易也不可能被全部控制。于是明朝分别在广州设立了对西洋各国的贸易口岸，在泉州设立了对琉球国的贸易口岸，又在浙江宁波有市舶司负责接洽日本朝贡事宜，并在山东蓬莱迎接朝鲜的朝贡团队。

1 朝贡贸易最为发达的广东沿海，沿海居民大都与地方官合流。前者出人出船，后者给予资本与政策松动。当地也就因此维持着一种不为朝廷法度所允许的官营走私贸易。混的好的人，可以为地官方定期出海到马六甲贸易。混不好的人，可以去暹罗或北大年，以当地国王使节身份来招商回国。

2 海洋经济贸易最为薄弱的浙江沿海，居民大都只限于在沿海岛屿上偷偷活动。海禁政策实施后，很多沿海岛屿居民被强制迁徙到大陆定居，留下空荡荡的岛屿，方便了各类走私商。他们多多少少都与一些地方大族或官宦后裔有关，同样接收后者的投资与包庇，为后者跑腿贸易。除了定期光顾的日本人外，他们的重要贸易对象就是南方的福建人。

3 海洋贸易比重极大的福建沿海，居民比广东和浙江两地的同行们，更不受地方保护主义的倾斜。很多居民在自发抱团中，到沿海岛屿上搞走私，并成为了联通南北的本土贸易渠道。后来成为隆庆开关口岸的漳州月港，就是这些人开发出来的。他们还一路北上，发现了明朝历史上非常著名的走私自由港--双屿岛。

东南沿海各省都有自己的海商贸易集散地饥渴的军政体系

既然将可以大量获益的贸易收入排斥在正门外，大明朝在财政供养制度上，也就只能依靠较远简单而原始的农业税为主了。在这种自发匮乏下，天下的百万雄兵与庞大的官僚机构，都处于一种自然的饥渴状态。

由于文官队伍的月俸，一直不足以糊口。大明朝上上下下的腐败问题，总是屡禁不止。应对办法无外乎靠下级的孝敬解渴，再依仗权势去兼并土地。如果自己不方便亲力亲为，就麻烦宗族同袍在家乡运作。门生故吏与老上司之间的含情脉脉，背后也总深藏着这么一层利益纽带。

军队方面则比文官更惨。由于卫所兵制的存在，不合理的压榨与盘剥，落到了大部分军户头上。俸禄微薄的军官们，总是期望将手里的卫所土地与军户变现。结果就是损害了军队战斗力，迫使朝廷必须花钱募集新兵来替代卫所军户的很多职能。当更多财政资源倾斜到了新组建的募兵制团营，反过来加重了卫所军户的负担。瓦解了很多地方的军队战斗力。

当然，无论是各级文官还是军队武将，本身也都需要应对大明朝的通货膨胀问题。在大量接受了郑和船队运回的滞销香料与无准备金发现的纸币宝钞后，他们本身的生活也陷入贫困。

一些沿海地区的官吏，转而在实际上支持了走私贸易进行。他们的政策支持与资金投入，瞬间盘活了原本规模有限的走私队伍。像水师和沿海卫所这样的军队部门，也无法独善其身。他们收受走私商贩的孝敬，并在巡逻中清缴那些没有支付保护费的走私船。

随着沿海贸易经济的发展，远在京师的朝廷也开始注意到了东南方向的情况。从明英宗到明武宗之间的半个多世纪，中央的禁令时常发往东南。但一到地方上，这些训斥便无法抵住经济利益的诱惑。皇帝自己也对这种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不用说那些接受地方好处的朝臣了。

所以，尽管沿海贸易并不合法。沿海地区的居民与官吏，还是将珠江口的屯门、漳州边上的月港和舟山群岛的双屿一起，经营成了东亚大陆沿海的三大贸易集散地。这些贸易收入，不仅维持了大量沿海人口的生计，也大大缓解了地方财政困难。在遇到沿海战事时，这些人还是扩编的水师主力。

沿海走私商贩在很大程度上盘活了东南经济两股搅局者

十六世纪初，明朝过去所生活的封闭生态圈，被大航海时代的欧洲人所打破。1511年，当年由明朝扶持的马六甲城被葡萄牙人攻占。十年内，一些葡萄牙人开始抵达中国沿海，甚至派出了国王的特使，来接洽传说中的东方帝国。

起初，面对这些桀骜不驯的新来者，大明地方到中央的大部分势力，都是一致对外的。保守者不愿天下体系出现裂痕，开明者也不愿意自己垄断的利益纽带被乱入。从1521年的屯门海战到1522年的西草湾之战，都是由朝廷授意，地方官吏牵头，沿海走私者担当大梁来完成的。

受到严重挫败的葡萄牙人，放弃了官方接触的可能，但架不住私人商贩的向北摸索。他们很快与活动范围最广的福建海商合流，将生意做到了浙江沿海的双屿。通过双屿，葡萄牙人与福建、浙江和安徽三地的走私犯贸易，并与日本和琉球人有了联系。他们购买中国式帆船，或直接搭乘本地商船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尤其是在十六世纪的40年代，他们偶然抵达日本，并依靠成为了日本白银输入东亚大陆的重要推手。双屿岛，就是他们从马六甲前往日本途中的冬季落脚点。

当沿海的走私贸易进展的如火如荼之时，大明中央的变化，促成了第二股搅局者的产生。思维性格与行事风格都非常儒家化的明世宗嘉靖帝继位，一改过去对这些东南沿海事物的放任，决心整顿当地。靠近全国赋税重地的浙江，是其首要目标。

1548年，士大夫出生的朝臣朱纨，被派往东南沿海，提督闽浙海防军务。在四川积累了丰富剿匪经验的他，很快以一整套严厉的措施来强化海禁。他为了避开与海商们多有利益勾结的沿海军队干扰，从内陆的丽水等地抽调卫所部队参战。同时让丽水人卢镗指挥的福建水师北上，参与进攻双屿岛的战斗。在他们的联手绞杀下，东亚当时最大规模的自由港被彻底毁灭。

但就是积极作战的福建水师，也在很多时候放任走私贸易的继续进行。一支从马六甲赶来的葡萄牙船队在漳州附近遇到了完成集结的福建船队。起初，双方剑拔弩张并，险些爆发一次海战。但当葡萄牙人派人联系福建水师后，形势立即得到了缓和。已经习惯了沿海走私贸易的水师，在谈妥价钱后，收到了来自马六甲方面的一大笔贿赂。葡萄牙人之后在当地的贸易，也就没有获得阻碍。

坐船出游的明世宗 嘉靖皇帝注水大捷与冒赏大案

第二年，葡萄牙船队再次从马六甲抵达福建沿海。已经完成双屿岛战事的明朝水师，开始重点在福建沿海布防。福建沿海的商人，虽然可以将货物偷偷送上马六甲来是商船，却无法像过去一样买回南洋来的商品。

陷入困境的葡萄牙船队，主要由几艘马六甲来的大船与中国式帆船组成。除了少数的船长、士兵和商人外，大部分都是中国和马来亚水手。经过讨论，他们决定兵分两路行动。葡萄牙人和马来人驾驶的船只，带着从福建进口的货物，去印度出手。2艘中国海商的船与需要出手的货物，留在福建走马溪一带的峡湾内影藏，见机行事。为了确保生意过程安全，30个葡萄牙人被留在了这2艘缺乏武装的船上。

得到消息的福建水师，很快制定了攻打这2艘船的计划。一方面，他们让战船提前出海靠近，再派人在岸上开始挑衅。一些葡萄牙人开始登岸，用手里的火绳枪去驱赶福建水师，并被引到了离开海岸线的地方。在他们发现被大量福建沿海军户包围后，顶着围攻逃到海边。但停泊在峡湾内的2艘中国式商船，已经被水师突袭占据。

走马溪之战，本是一场无足轻重的小规模战斗，但在之后的捷报渲染下，成为了东南海区的大捷。卢镗的部队，不仅将船上的货物私吞，还不忘孝敬长官朱纨一笔。随后，他们更是挑选了4个相貌较好的葡萄牙人，逼迫他们承认自己是来自马六甲的国王，并让其他人承认自己是来掩护劫掠的海寇。

这种冒功领赏的做法，在明朝军队的历史上屡见不鲜。然而这次，他们玩的过于出格。朱纨和卢镗都知道，这些中国海商在沿海都有千丝万缕联系。为了以绝后患，他们在不经向朝廷请示的情况下，下令将大部分人问斩。连队伍中的未成年人，也被砍去四肢后斩首。剩下的少数人，尤其是葡萄牙人和马来人，因为语言不通而无法为自己辩护，成为论功行赏的重要筹码。

但已经在朱纨的高压政策下，损失惨重的沿海士绅们，还是难忍心头之气。他们通过在各级文官中的关系，联合了被处死的商贩家属，将御状告到了京师的朝廷。嘉靖帝一贯看重权力控制与势力平衡，很快派来了自己的钦差，重新审理此案。

活跃在东南沿海各地与南洋地区的中国商船耐人寻味的结局

1549年，经过钦差们的重新审理，走马溪大捷中的污蔑与冒赏细节，被整理出来。两位朝官将所有在押犯人，分别审问，然后再进行仔细比对。至于闽浙沿海的官绅，也不断在这个过程中打了各种小报告。朱纨与卢镗的行径，已经完全暴露。

但嘉靖帝给出的最后解决方案，依然让人觉得是意味深长。朱纨作为众矢之的，被下令处死。但这位替皇帝督办东南沿海的大员，在此之前便畏罪自杀。卢镗也是首犯之一，被定了死罪，逮捕收监。至于两人之下的很多军政官员，都被判发配边疆流放。就连福建沿海的商人，也因不及时禀报实情而遭到处罚。

至于被捕的葡萄牙人，加上之前在双屿之战中抓获的俘虏，一共还有51人。基本上被免除了死罪，也不再被认定为海盗。但大明皇帝也没有给予他们自由，而是将他们全部发配到广西的梧州。出于宽大政策，这些人每月可以获得朝廷发放的大米。但彼此之间，也被以2-3人单位分散安置，以便他们不再形成一个集体。至于自由回国，那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些人最后还是通过贿赂当地人，与偷偷在广州服役的葡萄牙商队取得联系。在国内商人的重金帮助下，才得以偷偷离开广西，回到马六甲。

真正的获益者，成为了那些举报朱纨与卢镗的地方官。他们获得了升职嘉尚，却也无法在日益强化的海禁政策下，像过去那样从容参与贸易。从双屿等地被打散的海商船队，成为了四处流窜的流寇，并被冠以倭寇之名，永远的留在了中国历史记载上。朱纨与卢镗的继任者们，必须不断面对这些匪患的侵袭与打搅。纵然有胡宗宪与戚继光的联手，也根本难以应付残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