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哲學史的語境中，批判是蘇格拉底之後西方哲學的重要甚至首要特徵的觀點幾乎已是一個常識。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說：“ 我們的時代是真正的批判時代，一切都必須經受批判。通常，宗教憑藉其神聖性，而立法憑藉其權威，想要逃脫批判。但這樣一來，它們就激起了對自身的正當的懷疑，並無法要求人們不加僞飾的敬重，理性只會把這種尊重給予那經受得住它的自由而公開檢驗的事物。”康德“三大批判”風靡一時， 耶拿大學1787年設立批判哲學教席，“批判哲學”遂成爲康德哲學的代名詞，德國哲學家無不在康德的意義上談論“批判”。

青年黑格爾派歪曲批判哲學，變本加厲地用“絕對的批判”或“批判的批判”的名義，把批判矛頭指向羣衆。馬克思開始意識到他們“全部破壞性工作的結果就是最保守的哲學”（文集1：357），針鋒相對地重提“批判哲學”（kritische Pilosophie）的概念。1843年9月，馬克思在致盧格的信中寫道：“我們就能用一句話表明我們雜誌的傾向：對當代的鬥爭和願望作出當代的自我闡明（批判的哲學）。這是一項既爲了世界，也爲了我們的工作。它只能是聯合起來的事業。”馬克思終生都在踐履他所主張的《德法年鑑》辦刊理念，我們可以把“批判哲學”作爲標示馬克思的品格、學說和實踐的一面旗幟。 相對於其他人的批判哲學，馬克思的批判哲學有以下6個特別鮮明的特徵。

每個人和一切人的自由發展是馬克思和他同時代人共同思考的時代迫切問題，馬克思的回答之所以能夠脫穎而出，因爲他圍繞這個問題，對歷史和現實的各種學說和實踐進行堅持不懈、步步深入的批判，從而闡明瞭實現這個目標的具體途徑。

馬克思批判性的理論探索大致可分三個領域，每一個領域的批判分析特定的現實和理論問題，提出相應的解決方案，經歷了不同階段的發展。

第三個領域是政治經濟學批判。通過對古典經濟學、當代的庸俗經濟學以及蒲魯東的批判，馬克思按照辯證法的邏輯方法，分析政治經濟學範疇的矛盾，創立自己的經濟科學。1867 年《資本論》的出版標誌着馬克思經濟學的核心理論——剩餘價值學說的完成。《資本論》代表了馬克思的最高成就，但它的證明畢竟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典型地點”英國這個實驗室裏進行。馬克思知道，剩餘價值增殖的無休止運動必定從國內市場衝向國際市場，主要從英國取得例證的剩餘價值學說在國際資本主義條件下需要進一步證明和說明。比如，價值規律在國際市場有何變化？商品的需求、生產、分工、流通和資本的利潤、貨幣在國際貿易條件下如何運行？國際資本主義對資本輸出國的經濟危機趨勢有何影響？資本主義如何改變非資本主義民族的社會進程和文化傳統？非資本主義社會的變動和民族解放鬥爭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如何互動？唯物史觀一般原理是否符合不同民族社會形態的具體演化和發展趨勢？ 1870 年代之後，馬克思在未完成的《資本論》手稿中，在關於俄羅斯農業公社的通信，以及研究原始社會和東方社會的“人類學筆記”和“歷史學筆記”中，對這些問題進行批判性探索。馬克思最後十多年的思考沒有形成一部令他滿意的解決方案。但是，馬克思運用批判哲學的方法，在世界歷史的圖景中，綜合地運用國際資本主義的經濟學資料和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民族的經驗材料，爲唯物史觀的科學解釋，爲正確理解行將到來的全球化時代的特點、趨勢和實踐，提供了種種可能性和可行的案例分析，爲馬克思主義的各國的發展開拓了空間。馬克思的學說從來不是一個封閉的體系，這首先是因爲馬克思哲學是批判的，批判哲學的問題是先行的，其領域是開放的。

三、特別徹底的探索過程。康德的《判斷力批判》（1790年）第40節論述“普通人類理智的準則”："1 、自行思維（Denken für sich selbst ）；2 、在每個別人的位置上思維；3 、任何時候都與自己一致地思維。" 康德還說，這三條思維原則有遞進關係，後一條原則以前面的原則爲基礎，第三條即一以貫之的思維方式的原則“最難達到，也只有通過結合前兩條準則並對它們經常遵守變得熟練之後才能達到”。

馬克思在《德法年鑑》階段“根據經驗去研究現實的物質前提”，但仍然借用費爾巴哈“人的本質”、“類”等術語，而給思辨哲學家以可乘之機。馬克思在1844 年《巴黎手稿》中，從人類勞動和勞動的異化的角度看待人與自然的關係及其形成的勞動者與財產私有者的社會關係，得出一個終生受益的結論："從異化勞動對私有關係可以進一步得出這樣的結論：社會從私有財產等等解放出來、從奴役制解放出來，是通過工人解放這種政治形式來表現的，這並不是因爲這裏涉及的僅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爲工人的解放還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 馬克思沒有停留對勞動異化和人的異化的批判性反思，而是進一步探索異化勞動的私有制所採取的社會關係和社會制度的規律，由此創立唯物史觀。

爲了探索論證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的規律，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用社會經驗和邏輯分析，具體地論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過程和規律，論證其必然導致的後果和可能的途徑。雖然留下有待解決的問題，馬克思的批判哲學通過連續不斷、逐步深化的畢生探索，在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理論的階段，達到了人的本質和解放的根本。

四、特別無情的批判風格。馬克思強調“要對現存的一切進行無情的批判”，馬克思說：“所謂無情，就是說，這種批判既不怕自己所作的結論，也不怕同現有各種勢力發生衝突。”“不怕自己所作的結論”指自我批判，“不怕同現有各種勢力發生衝突”指對現存既得利益的批判。馬克思以“極端的社會主義者”爲例說，激進社會主義批判家是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他們對等級制的批判觸及統治者的利益，他們不畏懼外部的政治壓力，在理論上佔優勢；但是，當他們滿足於代議制優越於等級制的結論，把資產階級民主代議制當作普遍的根本的社會制度，他們在理論上也就失敗了。馬克思看到“內部的困難幾乎比外部的障礙更嚴重”，不敢與自己現有的結論進行批判是教條主義態度。他說：“新思潮的優點恰恰在於我們不想教條地預見未來，而只想通過批判舊世界發現新世界”；“我們的口號必須是：意識改革不是靠教條，而是靠分析連自己都不清楚的神祕意識，不管這種意識是以宗教的形式還是以政治的形式出現。” 馬克思把批判“連自己都不清楚的神祕意識”進行到底。青年黑格爾派揭開了德國專制制度所披戴的宗教的神祕外衣，但又把宗教和政治披上神祕的意識和自我意識；費爾巴哈揭開了宗教所披戴的天國的奧祕，但仍然”停留在理論領域內”，用“抽象的人”、“感性對象”掩蓋人的“感性活動”，“重新陷入唯心主義”（文集1:530）。在與青年黑格爾派和費爾巴哈徹底決裂，創立了唯物史觀之後，馬克思又從分析“商品的神祕性質”（文集5:88）入手，創立了剩餘價值學說。

馬克思以知行合一的態度踐履自己的理論承諾，他既不害怕德國和西歐反動勢力政治迫害和造謠污衊，以及貧困交加等外部障礙，更不放棄對自己相信的已有結論或在同一陣營中流行的觀點的批判。在多數場合，他的批判首先針對周圍的人的觀點，這些人當中有的曾是他的朋友，如鮑威爾、盧格、蒲魯東、拉薩爾。恩格斯說：“馬克思和我，一生中對冒牌社會主義者所作的鬥爭比其他任何人都多。”（文集10:486 ）馬克思恩格斯對過去的朋友和同道的批判嚴厲得似乎“不近人情”，這裏沒有什麼個人恩怨；既然他們的意識形態無理，休怪馬克思的批判無情。

即使對待像黑格爾和費爾巴哈這樣對馬克思哲學的形成和發展具有深刻影響的哲學家，馬克思的批判也毫不留情。《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言簡意賅，每一條都切中費爾巴哈和舊唯物主義共有的要害，一舉奠定了唯物史觀的哲學根基。

五、特別嚴格的自我批評。馬克思的批判不僅是針對他人，更多的是無情的自我批判。馬克思說，他和恩格斯寫作《德意志意識形態》目的“實際上是把我們從前的哲學信仰清算一下。這個心願是以批判黑格爾以後的哲學的形式來實現的。”通過對自己過去思想的徹底清算。馬克思得以在該書中第一次表述唯物史觀的原理。他風趣地說：“既然我們已經達到了我們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問題，我們就寧願讓原稿留給老鼠的牙齒去批判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生涯從1844年到逝世前夕，長達四十多年，他留下的100多本經濟學筆記，見證了這個“思想實驗室”裏的內心狂瀾。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之所以是未竟的探索，一個重要原因是馬克思對待自己理論一絲不苟地嚴苛。

馬克思寫作和發表《資本論》第一卷的過程是他的嚴格的自我批評精神的明證。早在1851 年6 月27 日，馬克思寫信給魏德邁："從早晨九點到晚上七點，我通常在英國博物館裏。我正在研究的材料多得要命，雖然竭盡一切力量，還是不能在六到八個星期內結束這一工作。……民主派“頭腦簡單的人們”靠“從天上”掉下來的靈感，當然不需要下這樣的工夫。這些幸運兒爲什麼要用鑽研經濟和歷史資料來折磨自己呢？" 馬克思用經驗的嚴格檢驗標準證僞各種學說，對自己的理論也不例外。他在1856 年預言：1857 年底將會爆發一場大的金融危機。《資本論》第一卷出版後，1873 年一場持續5 年的經濟危機在美國和德國爆發，並波及到英國。但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並未如同馬克思恩格斯預計的那樣崩潰；相反，資本主義世界進入了30 年的和平發展期，發達國家的生產力持續增長，國民總產值翻番。面對與《資本論》第一卷結論不盡符合的新形勢，馬克思思考新的問題。1879 年4 月10 日馬克思寫信給丹尼爾遜說，即使《資本論》第二卷因爲德國政治制度而不能出版，他也不會感到驚奇和氣憤，“其原因在於”，他說："在英國目前的工業危機還沒有達到頂峯之前，我決不出版第二卷。因此，必須注視目前事件的進程，直到它們完全成熟，然後才能把它們“消費到生產上”，我的意思是“理論上”。馬克思不但擱置《資本論》第二卷的出版和第三卷的寫作，而且計劃對第一卷進行較大修改。1881 年12 月15 日，馬克思寫信給丹尼爾遜談到計劃對《資本論》第三版要作的修改："將來作爲第三版的這一千冊售完的時候，我也許能夠對該書作出目前如換一種情況本來要作的那些修改。" 馬克思未能實現對《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版作出修改和補充的願望。我們也不曉得他要作的“如換一種情況本來要作的那些修改”究竟多麼重要，但從馬克思後期筆記涉及的問題來看，資本主義全球化在發達國家和殖民地民族產生的經濟基礎變化和相應的社會變革，將成爲唯物史觀和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發展的新課題。

六、特別犀利的批判文風。無論在哪一個階段，思考什麼領域的問題，馬克思從不隱瞞自己的政治主張，胸襟坦白地表明鮮明的、不妥協的立場；他不在思辨玄想中製造問題，而是直面實際問題的實踐解決；他的寫作沒有思想庸人時常玩弄的貌似深刻、實質上一團糊塗的文字遊戲，有的只是尖銳犀利、直指要害的論戰；他不費心堆砌體系，而務求理論的徹底性。他的批判嚴於律己、拒絕平庸。

人們可以不贊同他的觀點，但很難不承認馬克思的批判具有獨特的風格和魅力。比如，自由主義者伊賽亞·柏林抱着不友善的態度寫《馬克思傳》，但也不得不承認：“就氣質而言，他是一個理論家，一個知識分子，本能地避免直接接觸人民大衆，而他的全部生活卻致力於研究人民大衆的利益……他大部分的經濟學說，是在對工人的演講中首先表達出來的。在這些情況下，他的講解以任何標準來衡量都是透徹簡練的典範。但他的寫作卻是緩慢而痛苦的，正如有時發生在敏捷而多產的思想家身上那樣，寫作難以配合得上自己思想的速度，並且即刻又不得不準備和一種新的學說交流，對每一種可能產生的異議都預加防範。

伊賽亞·柏林還說：“知識分子華而不實和情感主義與資產階級的愚鈍不化和自鳴得意同樣令他厭惡。在他看來，前者似乎往往是毫無目標的饒舌胡吹，遠離現實，無論其是真誠的還是虛假的，都一樣令人討厭；後者根本就是虛僞，自欺欺人，由於着迷於追求財富和社會地位，對時代的突出的社會特徵視而不見。”

伊賽亞·柏林評價說：“儘管按其意圖是訴諸理性，他的語言卻是先驅者預言家式的，與其說是以人類的名義，不如說是以普通法則的名義發出的，他所致力的不是拯救，也不是改善，而是警告和譴責，是顯示真理，以及首先是駁斥謬誤。“我將摧毀，我將建設”，蒲魯東寫在他的一本著作前的題詞，更爲貼切地描繪了馬克思對自己被賦予的任務所持的觀念。”

這些話比較逼真地呈現了馬克思批判的思想、寫作和語詞的特殊文風。在我看來，第一段比較適用於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二段比較適用於意識形態批判，而第三段比較適用於馬克思畢生致力的政治批判。伊賽克·柏林借用蒲魯東的先知格言描繪馬克思的使命，他不知道馬克思本人的表達更加理性：“我們必須徹底揭露舊世界，並積極建立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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