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院开业复工的消息迟迟未能等来，等来的是更多电影在线上与我们见面。

前几天以网络点映形式上映的《春潮》，应该是近期我们能看到的最不像网大的一部新片，也是不少影迷心中这个“五月档期”里最值得关注的一部电影。

最初知道《春潮》，是在近一年前的上海电影节。郝蕾主演的这部文艺片获得了金爵奖最佳影片和最佳摄影的提名，在圈内传出一阵不错的口碑。

在那一个月之后的FIRST影展上，《春潮》也是最佳剧情长片的入围者之一。从那时起，很多影迷便已经在悄然等待这部电影的上映。

一年时间过去，大概谁也没有想到疫情的突然来袭，《春潮》最终是以线上的方式与观众见面。

《春潮》之所以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它鲜明的女性主义色彩。

在“女权”渐渐被异化成“女拳”甚至“中华田园女权”的当下国内，要想真正站在女性的视角与立场上制作一部真正的女性主义影片，对这一性别投以真切的关注与关怀，并非那么容易的一件事。

过去两年其它几部女性电影，像《找到你》《送我上青云》《再见 南屏晚钟》和《柔情史》等片，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引发了较大的争议。

应该说，在女性这一话题上，《春潮》比其它几部同类影片都更加决绝，走得更远。从一开始，你就能很明显地感觉到导演杨荔钠想尽了一切办法来紧紧扣住这一主题。

郝蕾饰演的郭建波、金燕玲饰演的纪明岚和孙女郭婉婷这主人公一家，就像是男性全盘缺位的祖孙三代女性的鲜活样本。她们因为各自背后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失去了自己的伴侣和父亲，于是便在那漫长的时光里把家庭变成了活生生的战场，互相依赖的同时，更多是互相敌视和撕咬。

这种敌视和撕咬在郭建波和纪明岚的身上体现得尤其充分，两个人从最初的暗战到中间的剑拔弩张，直至最后的两败俱伤、筋疲力尽。

在这对母女身上，导演杨荔纳注入了太多鲜明的标签与符号，从一开始就把两个人置于完全对立的水火不容状态。

纪明岚是一个典型的出身并成长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传统女性，性格本分，观念保守，永远需要把自己当作某个集体的一份子，才能获得心理安全感。

所以她如此积极热心地参与种种社区工作，不遗余力地组织合唱《我和我的祖国》；所以她“敌视”郭建波的记者工作，认为在这个国家生活的人自然不应该去对那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和瑕疵指手画脚吹毛求疵；所以她也“敌视”她的“流氓”丈夫，甚至“敌视”性生活本身，认为正是肮脏的性，破坏了她的婚姻与家庭。

而郭建波却是一个过于前卫的当代女性。她是不向名利低头的头牌记者，热衷于参加各种文艺活动，保持着一段无名无份的男女关系。

她因为意外产下了一个女儿，却从未想过要为女儿寻觅一个父亲，连她自己，也很不像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优秀母亲。

在电影绝大部分时间里，我们感受到的，是郭建波在决绝地用她的疏离与冷漠，顽强地对抗纪明岚的从众与恶俗。

母女二人从始至终的互相敌视与攻击，就像是两种针锋相对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在展开看不见的争斗。

这种始终拧巴的状态，就好像郝蕾与金燕玲两个人，在用截然不同的的表演方式，勉力地合演这出戏。每个人都能看出她们想表达什么，但就是难以被这种情境与话语感染和代入。

郝蕾和金燕玲的演技不可谓不好，但在表演这个层面上，作为主演的郝蕾和金燕玲，彼此之间是断裂的，而她们两人与片中的其它演员相比，同样也是割裂的。

这种割裂带来的观感是，好像导演一早就已想好要通过这部电影表达什么，然后便不管不顾地把所有的矛盾与冲突加诸于两位主人公身上，让这两个人物的无形战争，显得有那么点无以名状、无根无源。

最终，在影片临近尾声的时候，通过郝蕾那一大段让人无法忽视的超长独白，导演终于给出了她们互相敌视的问题根源——原来在WG时期，纪明岚曾以女儿郭建波为要挟，向单位举报她的丈夫。正是这一过度自私的举动，在此后整整三十余年的时间里给这个家庭投下了巨大的波澜，至今未能平息。

这样一个“解释”，当然无从辩驳，但同时也让我们不自觉地好奇，如果说郭建波和纪明岚母女二人非典型的相互敌视状态，是由于那些不便言说的历史隐痛，那么此前大部分时间里呈现的两个人的种种处境，又与当下的现实有多少真正的关联？导演到底是想勇敢地正面呈现当代女性的困境，还是想隐晦的批评特殊历史时期的沉疴？

但无论是两者当中的哪一个，都无疑是主题先行的产物。导演杨荔钠太想在这个家庭里去凸显一个（或是两个）鲜明的主题，却全然不顾人物自身的心理与状态，硬生生地把本该立体鲜活的人物，变成了阐述主题的工具。郝蕾和金燕玲的念白和撕咬，到头来更像是导演杨荔纳的演讲与控诉。

渐行渐远的主题，也最终变成了强行自圆其说的一意孤行。

到最后，《春潮》仍然能够给人留下一抹深刻的印象，但这个印象更多在于导演杨荔钠的决绝和勇气，而不是她原本想要传递的女性关怀又或是历史反思。

用一句或许早已被重复过无数次的老话来作结，电影当然可以有一个早早设定的鲜明主题，也可以用来讲道理，但这一切的根基，都在于人物和故事本身的信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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