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会否认，非洲哲学是当代世界哲学版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即便到20世纪，雅斯贝尔斯这样的大哲学家在构想他的世界哲学图景时，也几乎没有涉及非洲哲学。关于非洲哲学的研究在非洲本土和西方世界都是在20世纪下半叶才逐渐展开的，而在汉语学界至今几近空白。然而，非洲的文化和思想传统始终具有支撑非洲人独特生活形态的重要意义，在全球化时代，研究与理解这些文化和思想传统是我们把握人类文化整体并进行恰当的自我理解、展开跨文化交流的必要步骤。因此，关注非洲哲学是当下汉语学界无可回避的任务。

原文 ：《追寻非洲哲学》

作者 |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 王 俊

图片 |网络

非洲哲学更像是“散落的珍珠”

作为研究领域的“非洲哲学”，通常不包括撒哈拉沙漠以北以伊斯兰哲学为主的思想传统，而是指撒哈拉沙漠以南“黑色非洲”的哲学和思想形态。

在这里，“非洲哲学”首先是一个研究层面上的构建性概念，实际上它在非洲这个地理空间之内在漫长的历史中没有系统性的观念演进历史，也没有完整的思想、知识和文本系统，甚至没有统一的语言，这跟中国哲学的情况有很大的差异。虽然系统的“中国哲学史”是在20世纪初期才被构建的，但在历史中，中华文化包含了一以贯之的观念史和文本知识传统，这是构建哲学传统的重要基础，然而，非洲缺乏这样一个统一基础。即便当代一些非洲哲学家尝试构建非洲“部族哲学”或“智者哲学”的传统，但实际上这种意义上的哲学也缺乏整体的系统性和知识性，更没有观念演进的路径。从这个意义上说，非洲哲学更像是一些“散落的珍珠”，并没有进入系统化的思想史。部落中的智者所表达的一些人生智慧既没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也缺乏可供传承讨论的概念系统。

1945年比利时传教士普拉西德·唐普尔（Placide Tempels）出版的《班图哲学》是解决非洲哲学上述问题的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尝试。唐普尔对当时比属刚果东北部的卢巴族的语言、神话传说和风俗进行了深入研究，企图按照西方哲学的传统范畴为这个部族勾勒出其特有的哲学，比如卢巴族的本体论和伦理学。唐普尔的尝试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成功，比如“力的本体论”这样的概念很快被运用在跨文化比较哲学的讨论中。这种作为本体的“力”是多元的动态过程，是各种物质成分渗透融合的总和，因而无法被还原为一元或二元的结构，这与西方和东方的传统本体论有着明显差异。

这一研究方式的困难也显而易见。首先，非洲部族的语言和习俗就其本身而言并没有自觉地展开一般意义上的哲学；其次，仅仅对卢巴族的研究实际上与普遍的非洲哲学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最后，唐普尔的研究立场和范畴体系实际上仍然是西方的，是以西方哲学的范畴体系对非洲智者话语中的内容进行提炼和抽象,并且还有传教的实践目的。尽管像阿列西斯·卡伽梅（Alexis Kagame）、姆比提（John S. Mbiti）、哥耶克耶（Kwame Gyekye）这样的非洲本土哲学家沿着唐普尔开辟的道路扩大了语言研究的范本，试图实现研究成果的普遍化，但是对“部族哲学”是否符合一般意义上的哲学的要求这一问题，学界仍然充满了争议。

非洲哲学具有跨文化的特征

从积极方面来看，围绕着“非洲哲学”合法性的争议是对西方传统哲学概念范畴的挑战。“哲学”在非洲的形态是局部化的、非体系化的、非文本化的，也没有哲学家或思想家的系统传承，按照西方的哲学标准，这些被视为缺陷的特征却恰好在今天世界范围的哲学讨论中提供了一条突破西方中心论的可能道路。

比如，部族哲学研究谚语、语言以及一些部落智者的格言，一方面，这种“哲学”以口述为主，与西方意义上的基于书面文献的哲学大相径庭，因此不具备将思想概念化和系统化的可能性，生活智慧也就没有进一步演化成具有复杂性的观念体系；但是另一方面，以口头形式交流和传承的哲学体现了其与部落生活密切相关的实践特征，更加突出了思想和理解的情境性与整体性，体现了其独特的优势。基于这一现实，我们就得承认书写特性不再是哲学活动的必要因素，就如德里达所指出的，口述与书写是平等且同等原初的。

在这个意义上，“非洲哲学”这个提法本身就具有跨文化的特征。“部族哲学”的研究立场首先是西方式的，正是通过西方哲学传统范畴的解读，非洲部落的生活智慧才展开为“哲学”，“非洲哲学”作为“他者”的价值才被发掘出来，才由此获得了在世界哲学中的合理定位并获得广泛认可。比如，莫高贝·拉莫斯（Mogobe B. Ramose）在祖鲁语、斯威士语等多种南非土著语中发现了共同体“我们”的重要作用，在这些语言中都有一句类似的谚语，可以对照笛卡尔的名言翻译成“我们在，故我在”。

个体依存于共同体，这种非洲特有的共同体观念在哥耶克耶对阿坎族谚语的研究中得到了有力的支持和进一步的理论发挥，并且介入了世界哲学的讨论。查理斯·泰勒和麦金泰尔都将哥耶克耶的研究视为伦理学讨论中反对极端个人主义的有力论据。更进一步，这里的共同体不仅是由部族成员构成的，也可以扩大到动物、自然界和整个宇宙，这种“民胞物与”的个体理解体现出与西方启蒙理性下的个体观念完全不同的意涵。

在全球化背景下不断自我建构

如果说历史上的非洲思想文化绝大部分是以部族为单位发展起来的，那么到了20世纪下半叶，随着全球化的推进，非洲大陆作为一个政治和经济的共同体日益形成，相应的统一文化性也在不断被尝试构建，在非洲各国的反殖民斗争中提出的“黑人性”（Négritude）概念就是一个例子。

由塞内加尔首任总统、政治哲学家桑戈尔（Léopold Sédar Senghor）最先提出的这个概念试图以肤色为基础，把非洲、加勒比地区、美洲与欧洲的黑人作为一个共同体概念提出，以此反对白人统治，殖民与反殖民斗争由此被转化为不同肤色人群之间的斗争，黑色皮肤而非阶级或历史处境成了这些被压迫人民之间的历史纽带。当然，今天对此进行批判的声音不在少数，就如塞勒斯汀·孟加（Célestin Monga）所言，“黑人世界的种族同质性的神话以及由此产生的世界观的同一性是经不起推敲的”，这也说明了非洲这个地理空间内思想文化的多元性，因此，他更加推崇用基于文化交融的“非洲性”（Africanness）来取代基于生物学和种族的“黑人性”。

在反殖民斗争的背景下，除了“黑人性”或“非洲性”这样的统一概念的构建，非洲作为一个文化整体融入世界的努力也从20世纪中叶开始不断被尝试，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1947年以阿里奥内·迪奥普为首的一群法属非洲地区的知识分子在巴黎建立“非洲出场”出版社并出版了一套同名书系。这套旨在向世界介绍非洲文化、文学和哲学的著作在西方世界赢得了很高的声誉，萨特为桑戈尔的诗集写了一篇序言，题为《黑色俄耳甫斯》。到了1978年，在德国杜塞尔多夫举行的世界哲学大会正式设立了“当下非洲形势中的哲学”这一论坛，当时最知名的非洲哲学家都参加了会议，“非洲哲学”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认可，并逐步与国际哲学界建立了稳定的联系纽带。

总而言之，今天“非洲哲学”仍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断自我建构。一方面，丰富多元的传统思想资源被持续发掘，体现出与西方和东方的思想传统完全迥异的视角。全球范围内的跨文化对话只有在富有差异的参与者之间展开才有意义，因此，非洲哲学介入世界哲学正是这场跨文化对话的重要“拼图”。另一方面，近代以来在不断融入世界的过程中，非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也不再是其特有的，而是与时代问题汇聚为一体的，比如，从18世纪下半叶《纽约时报》上“出售黑人”的商业广告到今天买卖人体器官的地下国际市场，其引发的伦理思考和道德哲学争论是一以贯之的——哲学应当在此体现其普遍性。追寻和探索非洲哲学是构建全球化时代整全的世界观的必要步骤。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04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