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人會否認，非洲哲學是當代世界哲學版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即便到20世紀，雅斯貝爾斯這樣的大哲學家在構想他的世界哲學圖景時，也幾乎沒有涉及非洲哲學。關於非洲哲學的研究在非洲本土和西方世界都是在20世紀下半葉才逐漸展開的，而在漢語學界至今幾近空白。然而，非洲的文化和思想傳統始終具有支撐非洲人獨特生活形態的重要意義，在全球化時代，研究與理解這些文化和思想傳統是我們把握人類文化整體並進行恰當的自我理解、展開跨文化交流的必要步驟。因此，關注非洲哲學是當下漢語學界無可迴避的任務。

原文 ：《追尋非洲哲學》

作者 |浙江大學哲學系教授 王 俊

圖片 |網絡

非洲哲學更像是“散落的珍珠”

作爲研究領域的“非洲哲學”，通常不包括撒哈拉沙漠以北以伊斯蘭哲學爲主的思想傳統，而是指撒哈拉沙漠以南“黑色非洲”的哲學和思想形態。

在這裏，“非洲哲學”首先是一個研究層面上的構建性概念，實際上它在非洲這個地理空間之內在漫長的歷史中沒有系統性的觀念演進歷史，也沒有完整的思想、知識和文本系統，甚至沒有統一的語言，這跟中國哲學的情況有很大的差異。雖然系統的“中國哲學史”是在20世紀初期才被構建的，但在歷史中，中華文化包含了一以貫之的觀念史和文本知識傳統，這是構建哲學傳統的重要基礎，然而，非洲缺乏這樣一個統一基礎。即便當代一些非洲哲學家嘗試構建非洲“部族哲學”或“智者哲學”的傳統，但實際上這種意義上的哲學也缺乏整體的系統性和知識性，更沒有觀念演進的路徑。從這個意義上說，非洲哲學更像是一些“散落的珍珠”，並沒有進入系統化的思想史。部落中的智者所表達的一些人生智慧既沒有鮮明的時代特色,也缺乏可供傳承討論的概念系統。

1945年比利時傳教士普拉西德·唐普爾（Placide Tempels）出版的《班圖哲學》是解決非洲哲學上述問題的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嘗試。唐普爾對當時比屬剛果東北部的盧巴族的語言、神話傳說和風俗進行了深入研究，企圖按照西方哲學的傳統範疇爲這個部族勾勒出其特有的哲學，比如盧巴族的本體論和倫理學。唐普爾的嘗試在世界範圍內獲得了成功，比如“力的本體論”這樣的概念很快被運用在跨文化比較哲學的討論中。這種作爲本體的“力”是多元的動態過程，是各種物質成分滲透融合的總和，因而無法被還原爲一元或二元的結構，這與西方和東方的傳統本體論有着明顯差異。

這一研究方式的困難也顯而易見。首先，非洲部族的語言和習俗就其本身而言並沒有自覺地展開一般意義上的哲學；其次，僅僅對盧巴族的研究實際上與普遍的非洲哲學之間還存在着巨大的鴻溝；最後，唐普爾的研究立場和範疇體系實際上仍然是西方的，是以西方哲學的範疇體系對非洲智者話語中的內容進行提煉和抽象,並且還有傳教的實踐目的。儘管像阿列西斯·卡伽梅（Alexis Kagame）、姆比提（John S. Mbiti）、哥耶克耶（Kwame Gyekye）這樣的非洲本土哲學家沿着唐普爾開闢的道路擴大了語言研究的範本，試圖實現研究成果的普遍化，但是對“部族哲學”是否符合一般意義上的哲學的要求這一問題，學界仍然充滿了爭議。

非洲哲學具有跨文化的特徵

從積極方面來看，圍繞着“非洲哲學”合法性的爭議是對西方傳統哲學概念範疇的挑戰。“哲學”在非洲的形態是局部化的、非體系化的、非文本化的，也沒有哲學家或思想家的系統傳承，按照西方的哲學標準，這些被視爲缺陷的特徵卻恰好在今天世界範圍的哲學討論中提供了一條突破西方中心論的可能道路。

比如，部族哲學研究諺語、語言以及一些部落智者的格言，一方面，這種“哲學”以口述爲主，與西方意義上的基於書面文獻的哲學大相徑庭，因此不具備將思想概念化和系統化的可能性，生活智慧也就沒有進一步演化成具有複雜性的觀念體系；但是另一方面，以口頭形式交流和傳承的哲學體現了其與部落生活密切相關的實踐特徵，更加突出了思想和理解的情境性與整體性，體現了其獨特的優勢。基於這一現實，我們就得承認書寫特性不再是哲學活動的必要因素，就如德里達所指出的，口述與書寫是平等且同等原初的。

在這個意義上，“非洲哲學”這個提法本身就具有跨文化的特徵。“部族哲學”的研究立場首先是西方式的，正是通過西方哲學傳統範疇的解讀，非洲部落的生活智慧才展開爲“哲學”，“非洲哲學”作爲“他者”的價值才被髮掘出來，才由此獲得了在世界哲學中的合理定位並獲得廣泛認可。比如，莫高貝·拉莫斯（Mogobe B. Ramose）在祖魯語、斯威士語等多種南非土著語中發現了共同體“我們”的重要作用，在這些語言中都有一句類似的諺語，可以對照笛卡爾的名言翻譯成“我們在，故我在”。

個體依存於共同體，這種非洲特有的共同體觀念在哥耶克耶對阿坎族諺語的研究中得到了有力的支持和進一步的理論發揮，並且介入了世界哲學的討論。查理斯·泰勒和麥金泰爾都將哥耶克耶的研究視爲倫理學討論中反對極端個人主義的有力論據。更進一步，這裏的共同體不僅是由部族成員構成的，也可以擴大到動物、自然界和整個宇宙，這種“民胞物與”的個體理解體現出與西方啓蒙理性下的個體觀念完全不同的意涵。

在全球化背景下不斷自我建構

如果說歷史上的非洲思想文化絕大部分是以部族爲單位發展起來的，那麼到了20世紀下半葉，隨着全球化的推進，非洲大陸作爲一個政治和經濟的共同體日益形成，相應的統一文化性也在不斷被嘗試構建，在非洲各國的反殖民鬥爭中提出的“黑人性”（Négritude）概念就是一個例子。

由塞內加爾首任總統、政治哲學家桑戈爾（Léopold Sédar Senghor）最先提出的這個概念試圖以膚色爲基礎，把非洲、加勒比地區、美洲與歐洲的黑人作爲一個共同體概念提出，以此反對白人統治，殖民與反殖民鬥爭由此被轉化爲不同膚色人羣之間的鬥爭，黑色皮膚而非階級或歷史處境成了這些被壓迫人民之間的歷史紐帶。當然，今天對此進行批判的聲音不在少數，就如塞勒斯汀·孟加（Célestin Monga）所言，“黑人世界的種族同質性的神話以及由此產生的世界觀的同一性是經不起推敲的”，這也說明了非洲這個地理空間內思想文化的多元性，因此，他更加推崇用基於文化交融的“非洲性”（Africanness）來取代基於生物學和種族的“黑人性”。

在反殖民鬥爭的背景下，除了“黑人性”或“非洲性”這樣的統一概念的構建，非洲作爲一個文化整體融入世界的努力也從20世紀中葉開始不斷被嘗試，其中最廣爲人知的就是1947年以阿里奧內·迪奧普爲首的一羣法屬非洲地區的知識分子在巴黎建立“非洲出場”出版社並出版了一套同名書系。這套旨在向世界介紹非洲文化、文學和哲學的著作在西方世界贏得了很高的聲譽，薩特爲桑戈爾的詩集寫了一篇序言，題爲《黑色俄耳甫斯》。到了1978年，在德國杜塞爾多夫舉行的世界哲學大會正式設立了“當下非洲形勢中的哲學”這一論壇，當時最知名的非洲哲學家都參加了會議，“非洲哲學”在世界範圍內得到了認可，並逐步與國際哲學界建立了穩定的聯繫紐帶。

總而言之，今天“非洲哲學”仍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斷自我建構。一方面，豐富多元的傳統思想資源被持續發掘，體現出與西方和東方的思想傳統完全迥異的視角。全球範圍內的跨文化對話只有在富有差異的參與者之間展開纔有意義，因此，非洲哲學介入世界哲學正是這場跨文化對話的重要“拼圖”。另一方面，近代以來在不斷融入世界的過程中，非洲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問題也不再是其特有的，而是與時代問題匯聚爲一體的，比如，從18世紀下半葉《紐約時報》上“出售黑人”的商業廣告到今天買賣人體器官的地下國際市場，其引發的倫理思考和道德哲學爭論是一以貫之的——哲學應當在此體現其普遍性。追尋和探索非洲哲學是構建全球化時代整全的世界觀的必要步驟。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704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