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半岛很小，面积和人口也就只能抵得上中国的一个省级行政区划；但朝鲜半岛的问题却很大，因为半岛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身的经济、军事，让我们时刻保持关注和警惕，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轻视朝鲜半岛上的国家的存在。朝鲜半岛在这么多年里可以在周围个个都是大国的情况下不断地实现战略制衡，从而维持独立状态，其中涌现着的，是一种在夹缝中生存的外交思路。事实上，封建时代的朝鲜王朝（1392年-1910年）已经学会了这一思路，从而“玩转”起了东亚的地缘政治。

1.事大主义：在元、明之间徘徊

“事大”，意为小国侍奉大国，出自《孟子》中“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整事獯鬻，勾践事吴”一句，意思是：只有聪明的人能以小国的地位侍奉大国。

朝鲜半岛三面环海，太白山脉贯穿半岛，北部有盖马高原、长白山脉，南部多低山丘陵。多山的地形导致可以耕种的土地变得极为稀少，且土地贫瘠。朝鲜半岛的地理位置又导致每年气象灾害频发，在冬天容易受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冲击，在夏天又易受到来自太平洋的台风影响，因此，干旱、洪涝接连不断。这样的自然地理环境，在封建时代极大地限制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按照唯物主义“物质决定意识”的观点，朝鲜落后的社会生产力无法为先进的哲学思想和政治制度的产生提供条件，因此古代的朝鲜很难有自己的文化，而是习惯性地向中国学习，比如接受来自中国的汉字、服饰和儒家思想。

朝鲜半岛以新罗向唐称臣并联合击败高句丽和百济为开端，有了事大的观念。接下来的高丽王朝（918年-1392年）在宋、辽、金之间更是见风使舵，一看哪一方将会主导东北亚的国际形势，就向谁称臣纳贡，以保持自身独立。到了元代，由于高丽原本是金朝的藩属国，自然免不了蒙古铁骑的进攻。在整个半岛从北到南各个地区一一陷于蒙古之手的情况下，高丽把首都从开京（今朝鲜开城）迁到了黄海中的江华岛（今属韩国），利用蒙古人不擅长海战的缺点，避开了游牧民族的直接攻击。高丽通过谈判使国家没有直接灭亡，而是成为一个奉元朝正朔的半独立的保护国，又成为元朝的特别行中书省——征东行省。

17世纪下半叶，元朝的统治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浪潮下趋于崩溃。局势失控到了一支红巾军一路北上，进入了朝鲜半岛，一度攻占了开京。在这种情况下，见元朝国力衰弱，高丽准备故伎重演，脱离元朝的统治，并趁机从元朝手中夺回被侵占的领土。元顺帝至正六年（1356年），高丽恭愍王突然在一场宴会上杀死了亲元大臣奇辙、权谦，赶走元朝派遣的征东行省理问所官吏，停止使用至正年号，又派兵北上进攻元朝辽阳行省。

在这场战役中，祖籍高丽的元军将领、双城总管府斡东千户所千户兼达鲁花赤（蒙古官职）吾鲁思不花父子成为内应，反戈一击，一举从元朝手中夺回了故土。吾鲁思不花父子返回高丽后改掉了原来的蒙古姓名，吾鲁思不花之子有了个新名字：李成桂。

但接下来的事并非一帆风顺。由于元朝与高丽贵族之间经常通婚，高丽朝廷中有大批“附元辈”大臣和贵族，在情感上拒绝背叛元朝。同时，元顺帝也威胁将出兵60万讨伐高丽。面对内外双重压力，恭愍王不得不上表谢罪，又恢复了一种若即若离的宗藩关系。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明军北伐攻占元大都，恭愍王一面继续保持与元的宗藩关系，一面暗中派官员赴明朝开展外交活动。这一时期的高丽几乎同时使用了双重身份，一边对明朝称臣，使用洪武年号，并三次侵入辽东，配合明军攻击元军；另一边在攻打辽阳行省的东宁府时，发布以元朝的藩属自居的榜文，还向退回草原的北元进贡苎布。

但很快高丽和明的关系破裂了。洪武五年（1372年），明朝使臣出使高丽，在回国的路上被人暗杀。明太祖大为愤怒，对高丽的态度迅速恶化，拒不接见高丽使节。就在这一年，恭愍王被宦官杀死，原因是宫中之事，但不排除这是拥元势力策划的一次暗杀。

恭愍王死后，据说实际上是已死的权臣辛旽之子的辛禑被亲元派大臣李仁任扶植为王，并接受了元朝册封。但元朝已经大势已去，顺从明朝变得迫不得已。明派的朝鲜理学之祖、高丽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郑梦周数次亲自出使明朝，终于获得明太祖接见，修复了两国关系。到了1385年，高丽又接受了明朝册封。

但在1388年，高丽与明朝就鸭绿江以南、原属中国的铁岭卫（今朝鲜北部）的主权发生争端，高丽再次投靠元朝，并出兵北伐明朝。这次北伐由亲元派的崔莹指挥，走在最前面的先头部队分为两路，由两员将领——左军都统使曹敏修和右军都统使李成桂统率。这两人的确是有才能的将领，却存在同一个“缺陷”：都是亲明派。尤其是李成桂，从元军中倒戈就意味着与蒙古人不共戴天了，他不可能亲元，元朝只会视他为叛徒，他只可以坚定不移地亲明。

当李成桂行至鸭绿江口的威化岛时，连日大雨让道路泥泞，行军变得极其困难。北方又传来消息：蓝玉率领明军在捕鱼儿海大破北元。明军如此强大，高利军队冒然北上，势必会不堪一击、全军覆没。李成桂也意识到，再往北走等于送死，让他和曹敏修两个亲明派带领先头部队，或许正是掌权的亲元派借刀杀人的阴谋。

经过了抉择，李成桂开始了人生中第2次倒戈。他逼迫曹敏修，一同带兵杀回开京，杀死了崔莹等亲元派大臣，废掉了国王辛禑，向明朝称臣，以“权知高丽国事”的头衔掌握了高丽国政。在接下来的数年间，李成桂开始有步骤地清除诸如曹敏修之类的忠于高丽王朝的政敌。同时，他在国内实行符合新兴的士大夫阶级利益的“科田制”改革，这场改革废除了公有土地，而是按等级向官吏和人民分配土地，建立封建土地私有制。这场土地制度的改革让广大官吏和人名欢欣鼓舞，唯一损害的就是高丽就有的贵族、佛教僧侣阶层的利益，由此打击了旧王朝的统治基础，为改朝换代奠定了经济基础。1392年四月，郑梦周阴谋政变，被李成桂第5子李芳远杀死。郑梦周之死，标志着效忠高丽的最后努力也失败了。3个月后，高丽王朝末代国王恭让王被废，李成桂在群臣三次劝进后即位。

在即位的第一时间，李成桂就派出了数批使节前往明朝。为了体现对明的“事大”，出使的人都是重臣，比如被誉为“王朝的设计者”的政治家、儒学家、改革家的郑道传。明太祖赐国号“朝鲜”，并将其放在《皇明祖训》“永世不征之国”的首位。“朝鲜”是商朝后裔箕子在半岛建立的国家之名，有“朝日鲜明”之国之意。但李成桂并未被册封为朝鲜国王，因被认为乱臣贼子，只是继续被称为“权知朝鲜国事”。直到建文三年（1401年），李芳远发动“第二次王子之乱”后即位，才被明朝正式册立为朝鲜国王。

当元朝灭亡、明朝兴起的同一时期，朝鲜半岛也处于高丽王朝和朝鲜王朝易代的剧烈变革时期，这期间的高丽远不如先前辽、金易代时的灵活，而是出尔反尔，一次次在元与明之间改换阵营。而高丽的灭亡，正是因为对元朝的死忠，已经无法顺应历史潮流了。如果这样下去，高丽无非是面临兵燹之灾。高丽王朝内部强大的亲元势力让明派大为不安，一次次“亲元疏明”，终于导致了威化岛回军。

2.事大主义：在明、清之间犹豫

以威化岛回军为开端，朝鲜王朝的历史拉开了大幕。朝鲜王朝的建国就是在拥护明朝的基础上建立的，因此，接下来的历代国王每年都会按例派遣使者出使朝鲜。朝鲜每年前往明朝北京的使节被称为“朝天使”，他们的日记也被称为《朝天录》。朝天使一年有数批，比如岁圣节、正旦、皇太子千秋节，都要有人数庞大的使节团出访庆贺。朝鲜在首都汉城府（今韩国首尔）修建了慕华馆，以迎接来自明朝的使节。

明与朝鲜的友谊，最著名的见证就是万历朝鲜战争（韩国称“壬辰倭乱”）。1592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出动20万大军渡过朝鲜海峡，半个月后攻占汉城，数月之内朝鲜八道大部分沦陷。而此时明朝已步入后期，西南的杨应龙之乱又让明朝焦头烂额。在这样的情况下，明朝依然出兵，1598年彻底击败日本，保全了朝鲜。这场战争影响巨大，战后日本德川家康势力击败丰臣政权，建立起德川幕府。明朝发面，巨额军费加重了国家财政负担，且此战辽东精锐部队损失巨大，减少了60%兵力，导致建州卫一个名叫努尔哈赤的首领野心膨胀，并在有一天站到了与明朝对立的那一边。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复育列国英明汗”，国号“大金”，年号天命。天命三年（1618年），努尔哈赤宣布了与明朝的“七大恨”，祭告天地，攻打抚顺，正式起兵反明。

后金与明朝开战时，朝鲜由第15代国王光海君李珲统治。光海君李珲，是一个对明朝大为不满的人。他是朝鲜宣祖的次子，本来，国君之位应该由长子临海君继承。但临海君声名狼藉，他不学无术，放纵家奴杀人越货、欺男霸女；而光海君品行端正，聪明好学，作风简朴。但宣祖宠爱的是第4字信城君李珝。多重因素让世子之位一直空缺。

1592年万历朝鲜战争爆发，汉城在半个月后面临将被日军攻占的威胁，朝野舆论要求选定接班人以防不测。在出逃前两天，宣祖在匆忙中宣布立光海君为世子。宣祖逃到鸭绿江，打算进入明朝，在群臣劝阻下决定分朝，自己带部分官员渡江，光海君带剩余官员留驻朝鲜。光海君很快就显现出了才能，在未沦陷的三个道组织义军，加上李舜臣在海上击败日军船队，成功组织了日军继续前进，振奋了朝鲜颓丧的军心。1595年，明神宗封他为庆、全军务总督，以表彰他的贡献。

但战争一结束，本来的分立朝廷使光海君自称一派，已让宣祖大为不满，况且宣祖的一味逃跑和光海君的坚持抵抗也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宣祖视光海君为威胁，在接下来的数年中不断敲打光海君，甚至连问安也会拒之门外。整个朝廷也在围绕更换世子展开党争，形成了反对光海君的领议政柳永庆为首的小北派和支持光海君的大北派。

光海君最大的压力来自于宗主国明朝。恰在此时，明神宗也在与群臣进行“国本之争”，整个朝廷要求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但神宗喜欢郑贵妃所生的福王朱常洵，为此神宗拒绝接见大臣，导致朝政混乱。朝鲜在这个枪口上要立次子为世子，明朝礼部官员自然不会同意，由此导致光海君自始至终没有得到合法的世子地位，在心中埋下了不满。

1608年，朝鲜宣祖逝世。小北派大臣甚至到了最后一刻也在通过将宣祖教旨秘而不宣的手段阻挠光海君继位。而明朝也没有立刻册封国王，而是派官员出使朝鲜，调查长子临海君的情况。光海君为此大费周折，1609年才被正式册立为国王。

当努尔哈赤起兵时，明朝开始从全国大规模调集兵力，朝鲜也被要求出兵。与此同时，努尔哈赤也致信朝鲜，要求朝鲜不帮助明军。光海君在这一事件上的态度，是倾向于中立，袖手旁观。除了个人对明朝的不满，光海君也意识到朝鲜在被日本入侵后，国力严重衰退，没有实力去对抗后金，甚至光海君意识到明朝军队军备松弛，在后金的阵前也会战败。但是儒家道义却不允许这种行为，明朝是朝鲜的宗主国，何况明朝出兵拯救过朝鲜，现在明朝有难却不帮忙显然违反了儒家思想。朝廷上下纷纷支持出兵，只有七人反对，后来迫于众议也改变了立场。光海君在拖延时间，比如派使臣要求明神宗的下旨而不是明朝辽东官员的文书。但最终，神宗下了“鼓舞朝鲜”的旨意，朝鲜必须出兵了。

朝鲜派出大约15500人的队伍，这支队伍包括炮手、射手、杀手，由五道（平安、黄海、京畿、忠清、全罗）都元帅姜弘立率领。1619年，朝军随明军南路军刘𬘩部北上，加入了萨尔浒之战。不出光海君所料，明军战败，损失惨重。南路军遭到伏击，刘𬘩战死。朝鲜军队在不利的形势下选择了坐观成败，已经收到光海君密令的姜弘立没有多大抵抗就投降了，军中另一重要人物李民寏事后辩解他试图阻止投降未遂，事实上他未必真的阻止了这一行为。朝鲜军队在投降同时还把随同的明军士兵交给了后金。在这场战争中，朝鲜事实上已经背弃了自己的宗主国，并且朝野上下没有重要人物为这次投降负责。

萨尔浒之战的结果完全在光海君的意料之中。巨大的军费让朝鲜根本无法承受，再加上修建宫殿，国内怨声载道。在接下来的数年间，朝鲜对后金采取了“羁縻缓祸”的方针，暗中与后金在外交上周旋，避免后金军队直接进攻。同时继续向明朝按时进贡，打消明朝疑虑。在明朝方面虽然徐光启等人质疑过朝鲜在战争中的行为，但光海君还是用贿赂明朝使节等各种手段成功地平息了风波。

但光海君背叛明朝的行为引起了朝野上下的愤怒，再加上国内民生凋敝，光海君日益失去人心，众叛亲离。负责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的中央文武合议机构备边司，也开始明确反对暗通后金的行为，拒绝递交文书和派遣官员出使后金。到了1622年，光海君被孤立到了官员纷纷故意抵触他的命令的地步，光海君要官员办事近乎哀求，连御医也不再信任。他患上了朝鲜族特有的心理疾病——火病，还喜欢在宫中玩捉迷藏，没被抓住就很高兴，被捉住了就大为生气，一种灭顶之灾将会来临的感觉已在他的心中蔓延开来。

天启三年（1623年），一场准备已久的军事政变开始了。朝野上下没有人支持光海君，光海君出逃被人告密，在众人唾骂之下失去了王位。领导政变的光海君的侄子李倧即位，是为朝鲜仁祖。

仁祖即位后朝鲜立刻一改光海君的外交路线，倒向了明朝方面。后金的反击立刻开始。1627年，皇太极与阿敏入侵朝鲜，史称“丁卯胡乱”，仁祖逃到江华岛，与后金议和，约为“兄弟之邦”。这次议和后金的态度比较宽松，只是要求朝鲜向后金进贡，但并未完全要求朝鲜断绝与明朝所有联系。因此接下来数年，朝天使通过海路在登州登岸，依旧出使北京。朝鲜也在暗中支持皮岛总兵毛文龙。但在1636年皇太极称帝，国号改为“大清”。朝鲜拒绝祝贺，清军再次进攻，史称“丙子胡乱”。清军将朝鲜从北到南各个城市包围起来，却不发动攻击，不费吹灰之力进入了汉城。仁祖和群臣被围困在南汉山城，最终不得不接受领议政崔鸣吉的建议，出城投降。仁祖出城跪拜皇太极，朝鲜被要求奉清朝正朔，送质子二人，两国成为“君臣之国”。主战大臣洪翼汉、尹集、吴达济被清朝在沈阳处死。朝鲜还被迫在汉江边竖立了一块“大清皇帝功德碑”。

事实上，一直到1643年明朝松锦大败，朝鲜部分大臣依然潜通明朝，这一情况被投降的明将洪承畴揭发，才为清朝所知。

1645年，为了安抚朝鲜，清朝放还作为人质的昭显世子，减免岁贡币物。但昭显世子在清朝8年，接受了清朝的思想，不再反对清朝，引起了仁祖不满，回国半月就被毒死。一起做人质的凤林大君李淏成为世子，在1649年仁祖去世后继位，是为朝鲜孝宗。

孝宗对清朝极为不满，在即位后就开始以防备日本为由扩大税收，扩充军队，暗中时刻准备北伐。同时，他还安置在做人质时从清朝带回的“九义士”之类的明朝遗民，任用宋时烈等反清大臣。在朝鲜国内，上下皆视清朝为犬羊夷狄，私下称清帝为“胡皇”，称清使为“虏使”。除对清朝的公文贺表之外，一切内部公文，包括王陵、宗庙、文庙祭享祝文，仍用崇祯年号，还将出使北京的“朝天使”改称“燕行使”。

朝鲜的行为引起了清朝重视。1650年，为了防止朝鲜与南明组成军事同盟，清朝派出6位高官前往朝鲜责问，并要求朝鲜派公主与多尔衮和亲，史称“六使诘责事件”。这一事件击碎了朝鲜北伐的幻想，之后的三藩之乱等一系列事件中，朝鲜都没有出兵。1659年，孝宗去世，显宗继位。以后的朝鲜依然反清，并产生了小中华意识，但也接受事实，承认了清朝的宗主国地位，放弃了动武想法。

明、清易代让东亚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变革贯穿了朝鲜光海君、仁祖、孝宗3朝。朝鲜起初的外交是灵活的，但儒家道义决不允许这样的外交。之后的固执最终引来了两次交战，带来了本可避免的损失。朝鲜在最终坚持了自己的事大主义，没有贸然动兵，带来更严重的后果。

3.交邻：“壬辰倭乱”后对日关系的修复

朝鲜的外交方针除了“事大”，还有“交邻”。所谓的“交邻”，意思是与邻国的对等交往。朝鲜的邻国主要是日本，当然朝鲜的使节也会在出使北京时接触到琉球、安南等国使者。朝鲜认定琉球、安南这类国家距离太远，不太会发生冲突，大家都共事天朝，主要以兄弟相称。

但对日本的外交没这么简单了。朝鲜与日本仅隔一个海峡，朝鲜相比中国，更容易遭受倭寇攻击。倭寇问题让朝鲜大为恼火，永乐十七年（1419年），朝鲜世宗向对马岛发动了己亥东征，以清缴倭寇，战斗取得成功，并在1443年与日本签署了《癸亥条约》。但倭寇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1413年，朝鲜向日本派出了第一个“通信使”为名义的使团。所谓“通信使”，是朝鲜王朝官方正式使节团，携带国书和礼单，谒见幕府将军。朝鲜王朝在前期派遣了8次通信使。其中6次出使室町幕府，因为各种原因成行了3次。日本进入战国时代（1467年—1585年）后，朝鲜不再派遣通信使。1590年，距离丰臣秀吉侵略朝鲜还有2年，第7次通信使由黄允吉为首访问了日本。但之后战争爆发，两国邦交陷入中断。1596年，战争陷入僵局，朝鲜派出黄慎为首的第8次通信使，跟随明朝使者沈惟敬一同前往日本。

战争以日本的失败告终，朝鲜和日本的关系降到了冰点。对于准备统一日本的德川家康来说，如果他能很好地处理对朝关系，便可以增强自己的威望。朝鲜也不希望再进行战争，加上战争期间有许多朝鲜劳动力被掳往日本，朝鲜希望讨回这些人。于是，朝鲜和日本带着各自的目的开始了相互试探。

第一个阶段是1602年-1605年，朝鲜派出了数次“探贼使”前往对马岛，以获取日本国内的情报。1604年的探贼使由和尚松云大师惟政担任，他在战时与日军将领加藤清正有过来往，在对马藩的帮助下，他见到了德川家康。德川家康明确希望修好两国关系，表示他向来对朝鲜没有敌意。这是朝鲜王朝与德川幕府的第一次接触。

第二个阶段是1606年-1624年前后，也就是光海君统治的时代。朝鲜在第一次接触后要求德川幕府向朝鲜递交国书和送还战争时盗掘朝鲜王陵的日本人。德川幕府出乎意料在第一时间答应了（事后发现交还的犯人是假冒的）。1607年，朝鲜派出以吕祐吉为首的496人的使团，这也是战争后朝鲜派往日本的第一个正式外交使团，名称为“回答兼刷还使”。“回答”，就是回复德川幕府递交的国书；“刷还”，是指要回被抓往日本的朝鲜人。1609年，对马岛单方面与朝鲜缔结《乙酉约条》，开始正常的经济贸易。1617年和1624年，朝鲜又派了两次“回答兼刷还使”。3次出使，并没有带回太多朝鲜人，但两国之间的敌意一步步消退。

最后一个阶段是1624年-1636年。最后这个阶段实际上已经水到渠成，主要是细节规范化的问题。此时的朝鲜遭到了后金的进攻，迫切需要交好日本，免除后顾之忧。日本方面，德川幕府完全统一了日本，在西方天主教传入等情况下，需要规范外交体制，巩固政权。1631年，对马岛的“柳川一件”加快了两国邦交正常化的进程。起因是对马藩内部发生了冲突，藩主宗义成与家臣柳川调兴矛盾激化，对马岛的外交“黑幕”也被抖了出来。原来，在过去几十年里，对马岛为了自己的利益，冒充日本官方使节出使朝鲜，并将德川幕府递往朝鲜的国书进行了篡改。德川幕府的第3代将军德川家光得知消息后，认为责任在柳川身上，并决定趁此机会建立正式的“大君外交体制”，此后的对朝外交以“幕府-对马”的模式展开，对马藩获得正式授权，可以全权处理对朝鲜的外交事务。体制已经成熟，1636年，朝鲜仁祖派出了战争后第一个名为“通信使”的正式外交使团，朝鲜通信使抵达江户，受到了幕府隆重欢迎。此后两百多年朝鲜通信使和日本岁遣船相互来往的制度被确立下来，朝鲜和日本的复交就此完成。

结论

朝鲜王朝在500年间外交上一直奉行“事大交邻”的方针，这一方针帮助朝鲜在当时由中国主导的华夷秩序中很好地实行周边的和平。但一旦形势突变，如果不能及时弃旧迎新，朝鲜就会极易陷入困境。在元、明、清易代时，太祖李成桂、光海君李珲明显采取了相对灵活的手段，一时间避开了战争；但只要朝鲜思想拘泥，违背了客观形势的发展，也会发生仁祖时的“丁卯胡乱”“丙子胡乱”、孝宗时的“六使诘责”，带来严重后果。相比之下，朝鲜的对日外交就没有过分拘泥，容忍了过去的矛盾，弃旧迎新与江户的德川幕府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事大交邻”在某种程度上在今日的朝鲜半岛仍有体现。无论是今日的朝鲜还是韩国，能否正确看待国际形势的变化，不拘泥于僵化的外交思维，从而弃旧迎新，对于能否妥善解决朝鲜问题依然是尤为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