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半島很小,面積和人口也就只能抵得上中國的一個省級行政區劃;但朝鮮半島的問題卻很大,因爲半島獨特的地理位置和自身的經濟、軍事,讓我們時刻保持關注和警惕,所以,我們不能簡單地輕視朝鮮半島上的國家的存在。朝鮮半島在這麼多年裏可以在周圍個個都是大國的情況下不斷地實現戰略制衡,從而維持獨立狀態,其中湧現着的,是一種在夾縫中生存的外交思路。事實上,封建時代的朝鮮王朝(1392年-1910年)已經學會了這一思路,從而“玩轉”起了東亞的地緣政治。


1.事大主義:在元、明之間徘徊

“事大”,意爲小國侍奉大國,出自《孟子》中“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太王整事獯鬻,勾踐事吳”一句,意思是:只有聰明的人能以小國的地位侍奉大國。

朝鮮半島三面環海,太白山脈貫穿半島,北部有蓋馬高原、長白山脈,南部多低山丘陵。多山的地形導致可以耕種的土地變得極爲稀少,且土地貧瘠。朝鮮半島的地理位置又導致每年氣象災害頻發,在冬天容易受來自西伯利亞的寒流衝擊,在夏天又易受到來自太平洋的颱風影響,因此,乾旱、洪澇接連不斷。這樣的自然地理環境,在封建時代極大地限制了農業、手工業的發展。按照唯物主義“物質決定意識”的觀點,朝鮮落後的社會生產力無法爲先進的哲學思想和政治制度的產生提供條件,因此古代的朝鮮很難有自己的文化,而是習慣性地向中國學習,比如接受來自中國的漢字、服飾和儒家思想。


朝鮮半島以新羅向唐稱臣並聯合擊敗高句麗和百濟爲開端,有了事大的觀念。接下來的高麗王朝(918年-1392年)在宋、遼、金之間更是見風使舵,一看哪一方將會主導東北亞的國際形勢,就向誰稱臣納貢,以保持自身獨立。到了元代,由於高麗原本是金朝的藩屬國,自然免不了蒙古鐵騎的進攻。在整個半島從北到南各個地區一一陷於蒙古之手的情況下,高麗把首都從開京(今朝鮮開城)遷到了黃海中的江華島(今屬韓國),利用蒙古人不擅長海戰的缺點,避開了遊牧民族的直接攻擊。高麗通過談判使國家沒有直接滅亡,而是成爲一個奉元朝正朔的半獨立的保護國,又成爲元朝的特別行中書省——徵東行省。

17世紀下半葉,元朝的統治在元末農民大起義的浪潮下趨於崩潰。局勢失控到了一支紅巾軍一路北上,進入了朝鮮半島,一度攻佔了開京。在這種情況下,見元朝國力衰弱,高麗準備故伎重演,脫離元朝的統治,並趁機從元朝手中奪回被侵佔的領土。元順帝至正六年(1356年),高麗恭愍王突然在一場宴會上殺死了親元大臣奇轍、權謙,趕走元朝派遣的徵東行省理問所官吏,停止使用至正年號,又派兵北上進攻元朝遼陽行省。

在這場戰役中,祖籍高麗的元軍將領、雙城總管府斡東千戶所千戶兼達魯花赤(蒙古官職)吾魯思不花父子成爲內應,反戈一擊,一舉從元朝手中奪回了故土。吾魯思不花父子返回高麗後改掉了原來的蒙古姓名,吾魯思不花之子有了個新名字:李成桂。

但接下來的事並非一帆風順。由於元朝與高麗貴族之間經常通婚,高麗朝廷中有大批“附元輩”大臣和貴族,在情感上拒絕背叛元朝。同時,元順帝也威脅將出兵60萬討伐高麗。面對內外雙重壓力,恭愍王不得不上表謝罪,又恢復了一種若即若離的宗藩關係。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明軍北伐攻佔元大都,恭愍王一面繼續保持與元的宗藩關係,一面暗中派官員赴明朝開展外交活動。這一時期的高麗幾乎同時使用了雙重身份,一邊對明朝稱臣,使用洪武年號,並三次侵入遼東,配合明軍攻擊元軍;另一邊在攻打遼陽行省的東寧府時,發佈以元朝的藩屬自居的榜文,還向退回草原的北元進貢苧布。

但很快高麗和明的關係破裂了。洪武五年(1372年),明朝使臣出使高麗,在回國的路上被人暗殺。明太祖大爲憤怒,對高麗的態度迅速惡化,拒不接見高麗使節。就在這一年,恭愍王被宦官殺死,原因是宮中之事,但不排除這是擁元勢力策劃的一次暗殺。

恭愍王死後,據說實際上是已死的權臣辛旽之子的辛禑被親元派大臣李仁任扶植爲王,並接受了元朝冊封。但元朝已經大勢已去,順從明朝變得迫不得已。明派的朝鮮理學之祖、高麗傑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鄭夢週數次親自出使明朝,終於獲得明太祖接見,修復了兩國關係。到了1385年,高麗又接受了明朝冊封。

但在1388年,高麗與明朝就鴨綠江以南、原屬中國的鐵嶺衛(今朝鮮北部)的主權發生爭端,高麗再次投靠元朝,並出兵北伐明朝。這次北伐由親元派的崔瑩指揮,走在最前面的先頭部隊分爲兩路,由兩員將領——左軍都統使曹敏修和右軍都統使李成桂統率。這兩人的確是有才能的將領,卻存在同一個“缺陷”:都是親明派。尤其是李成桂,從元軍中倒戈就意味着與蒙古人不共戴天了,他不可能親元,元朝只會視他爲叛徒,他只可以堅定不移地親明。


當李成桂行至鴨綠江口的威化島時,連日大雨讓道路泥濘,行軍變得極其困難。北方又傳來消息:藍玉率領明軍在捕魚兒海大破北元。明軍如此強大,高利軍隊冒然北上,勢必會不堪一擊、全軍覆沒。李成桂也意識到,再往北走等於送死,讓他和曹敏修兩個親明派帶領先頭部隊,或許正是掌權的親元派借刀殺人的陰謀。

經過了抉擇,李成桂開始了人生中第2次倒戈。他逼迫曹敏修,一同帶兵殺回開京,殺死了崔瑩等親元派大臣,廢掉了國王辛禑,嚮明朝稱臣,以“權知高麗國事”的頭銜掌握了高麗國政。在接下來的數年間,李成桂開始有步驟地清除諸如曹敏修之類的忠於高麗王朝的政敵。同時,他在國內實行符合新興的士大夫階級利益的“科田制”改革,這場改革廢除了公有土地,而是按等級向官吏和人民分配土地,建立封建土地私有制。這場土地制度的改革讓廣大官吏和人名歡欣鼓舞,唯一損害的就是高麗就有的貴族、佛教僧侶階層的利益,由此打擊了舊王朝的統治基礎,爲改朝換代奠定了經濟基礎。1392年四月,鄭夢周陰謀政變,被李成桂第5子李芳遠殺死。鄭夢周之死,標誌着效忠高麗的最後努力也失敗了。3個月後,高麗王朝末代國王恭讓王被廢,李成桂在羣臣三次勸進後即位。

在即位的第一時間,李成桂就派出了數批使節前往明朝。爲了體現對明的“事大”,出使的人都是重臣,比如被譽爲“王朝的設計者”的政治家、儒學家、改革家的鄭道傳。明太祖賜國號“朝鮮”,並將其放在《皇明祖訓》“永世不徵之國”的首位。“朝鮮”是商朝後裔箕子在半島建立的國家之名,有“朝日鮮明”之國之意。但李成桂並未被冊封爲朝鮮國王,因被認爲亂臣賊子,只是繼續被稱爲“權知朝鮮國事”。直到建文三年(1401年),李芳遠發動“第二次王子之亂”後即位,才被明朝正式冊立爲朝鮮國王。


當元朝滅亡、明朝興起的同一時期,朝鮮半島也處於高麗王朝和朝鮮王朝易代的劇烈變革時期,這期間的高麗遠不如先前遼、金易代時的靈活,而是出爾反爾,一次次在元與明之間改換陣營。而高麗的滅亡,正是因爲對元朝的死忠,已經無法順應歷史潮流了。如果這樣下去,高麗無非是面臨兵燹之災。高麗王朝內部強大的親元勢力讓明派大爲不安,一次次“親元疏明”,終於導致了威化島回軍。

2.事大主義:在明、清之間猶豫

以威化島回軍爲開端,朝鮮王朝的歷史拉開了大幕。朝鮮王朝的建國就是在擁護明朝的基礎上建立的,因此,接下來的歷代國王每年都會按例派遣使者出使朝鮮。朝鮮每年前往明朝北京的使節被稱爲“朝天使”,他們的日記也被稱爲《朝天錄》。朝天使一年有數批,比如歲聖節、正旦、皇太子千秋節,都要有人數龐大的使節團出訪慶賀。朝鮮在首都漢城府(今韓國首爾)修建了慕華館,以迎接來自明朝的使節。

明與朝鮮的友誼,最著名的見證就是萬曆朝鮮戰爭(韓國稱“壬辰倭亂”)。1592年,日本關白豐臣秀吉出動20萬大軍渡過朝鮮海峽,半個月後攻佔漢城,數月之內朝鮮八道大部分淪陷。而此時明朝已步入後期,西南的楊應龍之亂又讓明朝焦頭爛額。在這樣的情況下,明朝依然出兵,1598年徹底擊敗日本,保全了朝鮮。這場戰爭影響巨大,戰後日本德川家康勢力擊敗豐臣政權,建立起德川幕府。明朝發麪,鉅額軍費加重了國家財政負擔,且此戰遼東精銳部隊損失巨大,減少了60%兵力,導致建州衛一個名叫努爾哈赤的首領野心膨脹,並在有一天站到了與明朝對立的那一邊。

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稱“覆育列國英明汗”,國號“大金”,年號天命。天命三年(1618年),努爾哈赤宣佈了與明朝的“七大恨”,祭告天地,攻打撫順,正式起兵反明。


後金與明朝開戰時,朝鮮由第15代國王光海君李琿統治。光海君李琿,是一個對明朝大爲不滿的人。他是朝鮮宣祖的次子,本來,國君之位應該由長子臨海君繼承。但臨海君聲名狼藉,他不學無術,放縱家奴殺人越貨、欺男霸女;而光海君品行端正,聰明好學,作風簡樸。但宣祖寵愛的是第4字信城君李珝。多重因素讓世子之位一直空缺。

1592年萬曆朝鮮戰爭爆發,漢城在半個月後面臨將被日軍攻佔的威脅,朝野輿論要求選定接班人以防不測。在出逃前兩天,宣祖在匆忙中宣佈立光海君爲世子。宣祖逃到鴨綠江,打算進入明朝,在羣臣勸阻下決定分朝,自己帶部分官員渡江,光海君帶剩餘官員留駐朝鮮。光海君很快就顯現出了才能,在未淪陷的三個道組織義軍,加上李舜臣在海上擊敗日軍船隊,成功組織了日軍繼續前進,振奮了朝鮮頹喪的軍心。1595年,明神宗封他爲慶、全軍務總督,以表彰他的貢獻。

但戰爭一結束,本來的分立朝廷使光海君自稱一派,已讓宣祖大爲不滿,況且宣祖的一味逃跑和光海君的堅持抵抗也形成了鮮明對比。因此宣祖視光海君爲威脅,在接下來的數年中不斷敲打光海君,甚至連問安也會拒之門外。整個朝廷也在圍繞更換世子展開黨爭,形成了反對光海君的領議政柳永慶爲首的小北派和支持光海君的大北派。

光海君最大的壓力來自於宗主國明朝。恰在此時,明神宗也在與羣臣進行“國本之爭”,整個朝廷要求立皇長子朱常洛爲皇太子,但神宗喜歡鄭貴妃所生的福王朱常洵,爲此神宗拒絕接見大臣,導致朝政混亂。朝鮮在這個槍口上要立次子爲世子,明朝禮部官員自然不會同意,由此導致光海君自始至終沒有得到合法的世子地位,在心中埋下了不滿。

1608年,朝鮮宣祖逝世。小北派大臣甚至到了最後一刻也在通過將宣祖教旨祕而不宣的手段阻撓光海君繼位。而明朝也沒有立刻冊封國王,而是派官員出使朝鮮,調查長子臨海君的情況。光海君爲此大費周折,1609年才被正式冊立爲國王。

當努爾哈赤起兵時,明朝開始從全國大規模調集兵力,朝鮮也被要求出兵。與此同時,努爾哈赤也致信朝鮮,要求朝鮮不幫助明軍。光海君在這一事件上的態度,是傾向於中立,袖手旁觀。除了個人對明朝的不滿,光海君也意識到朝鮮在被日本入侵後,國力嚴重衰退,沒有實力去對抗後金,甚至光海君意識到明朝軍隊軍備鬆弛,在後金的陣前也會戰敗。但是儒家道義卻不允許這種行爲,明朝是朝鮮的宗主國,何況明朝出兵拯救過朝鮮,現在明朝有難卻不幫忙顯然違反了儒家思想。朝廷上下紛紛支持出兵,只有七人反對,後來迫於衆議也改變了立場。光海君在拖延時間,比如派使臣要求明神宗的下旨而不是明朝遼東官員的文書。但最終,神宗下了“鼓舞朝鮮”的旨意,朝鮮必須出兵了。

朝鮮派出大約15500人的隊伍,這支隊伍包括炮手、射手、殺手,由五道(平安、黃海、京畿、忠清、全羅)都元帥姜弘立率領。1619年,朝軍隨明軍南路軍劉綎部北上,加入了薩爾滸之戰。不出光海君所料,明軍戰敗,損失慘重。南路軍遭到伏擊,劉綎戰死。朝鮮軍隊在不利的形勢下選擇了坐觀成敗,已經收到光海君密令的姜弘立沒有多大抵抗就投降了,軍中另一重要人物李民寏事後辯解他試圖阻止投降未遂,事實上他未必真的阻止了這一行爲。朝鮮軍隊在投降同時還把隨同的明軍士兵交給了後金。在這場戰爭中,朝鮮事實上已經背棄了自己的宗主國,並且朝野上下沒有重要人物爲這次投降負責。

薩爾滸之戰的結果完全在光海君的意料之中。巨大的軍費讓朝鮮根本無法承受,再加上修建宮殿,國內怨聲載道。在接下來的數年間,朝鮮對後金採取了“羈縻緩禍”的方針,暗中與後金在外交上週旋,避免後金軍隊直接進攻。同時繼續嚮明朝按時進貢,打消明朝疑慮。在明朝方面雖然徐光啓等人質疑過朝鮮在戰爭中的行爲,但光海君還是用賄賂明朝使節等各種手段成功地平息了風波。

但光海君背叛明朝的行爲引起了朝野上下的憤怒,再加上國內民生凋敝,光海君日益失去人心,衆叛親離。負責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和外交的中央文武合議機構備邊司,也開始明確反對暗通後金的行爲,拒絕遞交文書和派遣官員出使後金。到了1622年,光海君被孤立到了官員紛紛故意牴觸他的命令的地步,光海君要官員辦事近乎哀求,連御醫也不再信任。他患上了朝鮮族特有的心理疾病——火病,還喜歡在宮中玩捉迷藏,沒被抓住就很高興,被捉住了就大爲生氣,一種滅頂之災將會來臨的感覺已在他的心中蔓延開來。

天啓三年(1623年),一場準備已久的軍事政變開始了。朝野上下沒有人支持光海君,光海君出逃被人告密,在衆人唾罵之下失去了王位。領導政變的光海君的侄子李倧即位,是爲朝鮮仁祖。

仁祖即位後朝鮮立刻一改光海君的外交路線,倒向了明朝方面。後金的反擊立刻開始。1627年,皇太極與阿敏入侵朝鮮,史稱“丁卯胡亂”,仁祖逃到江華島,與後金議和,約爲“兄弟之邦”。這次議和後金的態度比較寬鬆,只是要求朝鮮向後金進貢,但並未完全要求朝鮮斷絕與明朝所有聯繫。因此接下來數年,朝天使通過海路在登州登岸,依舊出使北京。朝鮮也在暗中支持皮島總兵毛文龍。但在1636年皇太極稱帝,國號改爲“大清”。朝鮮拒絕祝賀,清軍再次進攻,史稱“丙子胡亂”。清軍將朝鮮從北到南各個城市包圍起來,卻不發動攻擊,不費吹灰之力進入了漢城。仁祖和羣臣被圍困在南漢山城,最終不得不接受領議政崔鳴吉的建議,出城投降。仁祖出城跪拜皇太極,朝鮮被要求奉清朝正朔,送質子二人,兩國成爲“君臣之國”。主戰大臣洪翼漢、尹集、吳達濟被清朝在瀋陽處死。朝鮮還被迫在漢江邊豎立了一塊“大清皇帝功德碑”。


事實上,一直到1643年明朝松錦大敗,朝鮮部分大臣依然潛通明朝,這一情況被投降的明將洪承疇揭發,才爲清朝所知。

1645年,爲了安撫朝鮮,清朝放還作爲人質的昭顯世子,減免歲貢幣物。但昭顯世子在清朝8年,接受了清朝的思想,不再反對清朝,引起了仁祖不滿,回國半月就被毒死。一起做人質的鳳林大君李淏成爲世子,在1649年仁祖去世後繼位,是爲朝鮮孝宗。

孝宗對清朝極爲不滿,在即位後就開始以防備日本爲由擴大稅收,擴充軍隊,暗中時刻準備北伐。同時,他還安置在做人質時從清朝帶回的“九義士”之類的明朝遺民,任用宋時烈等反清大臣。在朝鮮國內,上下皆視清朝爲犬羊夷狄,私下稱清帝爲“胡皇”,稱清使爲“虜使”。除對清朝的公文賀表之外,一切內部公文,包括王陵、宗廟、文廟祭享祝文,仍用崇禎年號,還將出使北京的“朝天使”改稱“燕行使”。

朝鮮的行爲引起了清朝重視。1650年,爲了防止朝鮮與南明組成軍事同盟,清朝派出6位高官前往朝鮮責問,並要求朝鮮派公主與多爾袞和親,史稱“六使詰責事件”。這一事件擊碎了朝鮮北伐的幻想,之後的三藩之亂等一系列事件中,朝鮮都沒有出兵。1659年,孝宗去世,顯宗繼位。以後的朝鮮依然反清,併產生了小中華意識,但也接受事實,承認了清朝的宗主國地位,放棄了動武想法。

明、清易代讓東亞局勢發生了巨大變化,這一變革貫穿了朝鮮光海君、仁祖、孝宗3朝。朝鮮起初的外交是靈活的,但儒家道義決不允許這樣的外交。之後的固執最終引來了兩次交戰,帶來了本可避免的損失。朝鮮在最終堅持了自己的事大主義,沒有貿然動兵,帶來更嚴重的後果。

3.交鄰:“壬辰倭亂”後對日關係的修復

朝鮮的外交方針除了“事大”,還有“交鄰”。所謂的“交鄰”,意思是與鄰國的對等交往。朝鮮的鄰國主要是日本,當然朝鮮的使節也會在出使北京時接觸到琉球、安南等國使者。朝鮮認定琉球、安南這類國家距離太遠,不太會發生衝突,大家都共事天朝,主要以兄弟相稱。

但對日本的外交沒這麼簡單了。朝鮮與日本僅隔一個海峽,朝鮮相比中國,更容易遭受倭寇攻擊。倭寇問題讓朝鮮大爲惱火,永樂十七年(1419年),朝鮮世宗向對馬島發動了己亥東征,以清繳倭寇,戰鬥取得成功,並在1443年與日本簽署了《癸亥條約》。但倭寇問題始終沒有得到解決。

1413年,朝鮮向日本派出了第一個“通信使”爲名義的使團。所謂“通信使”,是朝鮮王朝官方正式使節團,攜帶國書和禮單,謁見幕府將軍。朝鮮王朝在前期派遣了8次通信使。其中6次出使室町幕府,因爲各種原因成行了3次。日本進入戰國時代(1467年—1585年)後,朝鮮不再派遣通信使。1590年,距離豐臣秀吉侵略朝鮮還有2年,第7次通信使由黃允吉爲首訪問了日本。但之後戰爭爆發,兩國邦交陷入中斷。1596年,戰爭陷入僵局,朝鮮派出黃慎爲首的第8次通信使,跟隨明朝使者沈惟敬一同前往日本。

戰爭以日本的失敗告終,朝鮮和日本的關係降到了冰點。對於準備統一日本的德川家康來說,如果他能很好地處理對朝關係,便可以增強自己的威望。朝鮮也不希望再進行戰爭,加上戰爭期間有許多朝鮮勞動力被擄往日本,朝鮮希望討回這些人。於是,朝鮮和日本帶着各自的目的開始了相互試探。


第一個階段是1602年-1605年,朝鮮派出了數次“探賊使”前往對馬島,以獲取日本國內的情報。1604年的探賊使由和尚松雲大師惟政擔任,他在戰時與日軍將領加藤清正有過來往,在對馬藩的幫助下,他見到了德川家康。德川家康明確希望修好兩國關係,表示他向來對朝鮮沒有敵意。這是朝鮮王朝與德川幕府的第一次接觸。

第二個階段是1606年-1624年前後,也就是光海君統治的時代。朝鮮在第一次接觸後要求德川幕府向朝鮮遞交國書和送還戰爭時盜掘朝鮮王陵的日本人。德川幕府出乎意料在第一時間答應了(事後發現交還的犯人是假冒的)。1607年,朝鮮派出以呂祐吉爲首的496人的使團,這也是戰爭後朝鮮派往日本的第一個正式外交使團,名稱爲“回答兼刷還使”。“回答”,就是回覆德川幕府遞交的國書;“刷還”,是指要回被抓往日本的朝鮮人。1609年,對馬島單方面與朝鮮締結《乙酉約條》,開始正常的經濟貿易。1617年和1624年,朝鮮又派了兩次“回答兼刷還使”。3次出使,並沒有帶回太多朝鮮人,但兩國之間的敵意一步步消退。

最後一個階段是1624年-1636年。最後這個階段實際上已經水到渠成,主要是細節規範化的問題。此時的朝鮮遭到了後金的進攻,迫切需要交好日本,免除後顧之憂。日本方面,德川幕府完全統一了日本,在西方天主教傳入等情況下,需要規範外交體制,鞏固政權。1631年,對馬島的“柳川一件”加快了兩國邦交正常化的進程。起因是對馬藩內部發生了衝突,藩主宗義成與家臣柳川調興矛盾激化,對馬島的外交“黑幕”也被抖了出來。原來,在過去幾十年裏,對馬島爲了自己的利益,冒充日本官方使節出使朝鮮,並將德川幕府遞往朝鮮的國書進行了篡改。德川幕府的第3代將軍德川家光得知消息後,認爲責任在柳川身上,並決定趁此機會建立正式的“大君外交體制”,此後的對朝外交以“幕府-對馬”的模式展開,對馬藩獲得正式授權,可以全權處理對朝鮮的外交事務。體制已經成熟,1636年,朝鮮仁祖派出了戰爭後第一個名爲“通信使”的正式外交使團,朝鮮通信使抵達江戶,受到了幕府隆重歡迎。此後兩百多年朝鮮通信使和日本歲遣船相互來往的制度被確立下來,朝鮮和日本的復交就此完成。

結論

朝鮮王朝在500年間外交上一直奉行“事大交鄰”的方針,這一方針幫助朝鮮在當時由中國主導的華夷秩序中很好地實行周邊的和平。但一旦形勢突變,如果不能及時棄舊迎新,朝鮮就會極易陷入困境。在元、明、清易代時,太祖李成桂、光海君李琿明顯採取了相對靈活的手段,一時間避開了戰爭;但只要朝鮮思想拘泥,違背了客觀形勢的發展,也會發生仁祖時的“丁卯胡亂”“丙子胡亂”、孝宗時的“六使詰責”,帶來嚴重後果。相比之下,朝鮮的對日外交就沒有過分拘泥,容忍了過去的矛盾,棄舊迎新與江戶的德川幕府實現了關係正常化。

“事大交鄰”在某種程度上在今日的朝鮮半島仍有體現。無論是今日的朝鮮還是韓國,能否正確看待國際形勢的變化,不拘泥於僵化的外交思維,從而棄舊迎新,對於能否妥善解決朝鮮問題依然是尤爲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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