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教育是民族之根本，从古至今教育的发展史是缓慢和曲折的。科举制开始以后，教育才开始了大兴盛时代，中央设立太学，地方设置学校，教育慢慢从中央到了地方。但教育资源依旧是分布不均，中央的教育资源十分的丰厚并且拥有着高物质和经济基础的设施，地方上则是私塾、书院等普遍的学校。

孔子有云：有教无类，但古代是很难实现的，教育往往被达官贵族和皇室所垄断。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拥有着绝对优势的教育资源，老师传授治国之术和对国君的道德教育，并且对其他贵族也相应的进行培养，这就叫为皇家教育。皇家教育在我们研究文化时会发现这是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是皇家利用教育来巩固皇权的一个过程，所以不管是在宫廷里的帝王还是皇子、后妃、宫女太监都是拥有着不一样的皇家教育。

最高学府：太学

明代是经济繁荣和文化教育发达的一个朝代，而皇家教育自然也具备了超高的水平。在明代皇家教育拥有了许多不同的机构，这种机构的设立有助于我们研究明代历史的发展历程。而作为明代的国君一共拥有了十六个帝王，这些皇帝却大多昏庸无能这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明明拥有着十分高的教育水平的明朝为何帝王多为无能之辈，这是与皇家教育拥有了一个很大的关系。

皇家教育下太监、宫女和后妃都拥有了不一样的传授知识的模式，而这些最终都是为最高统治者皇帝服务。明代的藩国制度是除了皇太子以外的亲王的封地，为了维护皇权的统治，吸取前面几个朝代藩镇割据导致灭朝的惨痛教训之后，命令这些亲王只能够在封地里游走不能多行成为国家祸害。所以这些亲王能够如此安稳与皇家教育分不开关系，这也是皇家教育在皇权巩固上的体现。皇帝的教育尤为重要

皇上，作为封建社会的核心也是整个国家机构的核心，绝对的权力能够号令天下，独占权势，而皇上的素质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就能够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命运走向。所以皇上的教育成为了重中之重，对于皇帝的品德、能力从小培养能够减少君王在成年以后所做的一些错误决定的次数。所以皇家教育下，皇上的教育在角色规范、培养能力、提高素质能多种途径进行了系统化的培养，慎重选择了皇帝的老师和书童，全力培养帝国最为优秀的统治者。《明史》记载: 文臣无生加三公者,惟赠乃得之。嘉靖二年加杨廷和太傅,辞不受。其后文臣得加三公, 惟张居正,万历九年加太傅,十年加太师。

太傅

太傅是明代皇帝的老师，对于太傅这种名称的出现在夏商周就有了称之为三师：少师、少傅、少保，这种教育辅佐皇帝的老师所影响到皇太子的范围很广，大到帝王学习、治国、礼仪，小到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举止。但是随着皇权的加强，这种能够干预皇帝行为的教育制度逐渐衰弱，而能得到三师这种称呼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而明朝的皇权已然达到了历史的顶峰时期，这种三师制度自然就会衰弱，成为了帝王名义上的师傅，并没有实际的教育职能，而皇位的继承则采取了世袭制所以对于皇帝的素质是很难得到有效的保证，在皇太子的成长生涯中就必须有师傅对于他们的政治和文化素养进行指点，而这老师必须能够德高望重。所以皇家的教育自然而然出现成为皇帝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

经筵制度是明代皇帝接受皇家教育的最为主要的制度，经筵是古代帝王为研读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讲席除研读经史外，还联系朝政实践,切磋时务，所以这一活动既是皇帝接受历史经验、研讨治国安邦之道、学习治国平天下之策的讲坛，也是从理论高度研究朝政的专门会议。

经筵制度

能够出现这种制度的源于朱元璋，朱元璋是乞丐做皇帝，在民间摸爬滚打，出身贫寒不识书，但这不意味着他不对教育重视，他十分清楚治国安邦的皇帝必须拥有良好的个人文化素质所以十分注重学习读书。但经筵尚未制度化，全靠皇帝个人的勤勉,经常与儒臣讲论而己。制度化的时间是在明英宗时期，明英宗下旨设立一系列的经筵官职将经筵的时间、传授场所、仪式都确定下来。《罪惟录》记载：太祖初起义兵,虽军中,尝令儒者陈说古人书义,资其智识,此明经筵所自始也。明代太子的皇家教育

太子作为下一代皇帝的继承人，地位仅次于当今的皇帝也是尤为尊贵和重要的，而皇位的继承采取的是世袭制，所以皇权并不需要自己德行才学来获得，而这种天生而来的身份和地位决定了这个君王的素质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人治社会中帝王的素质直接关乎到国家的未来命运，所以对于太子的后天教育和培养也是尤为重要。《汉书》记载：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震动。

太子教育尤为重要也是对未来成为昏君还是明君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所以太子的教育成为了皇家教育中重要的一部分。在商超的时候就已然形成了一种专门的制度，随着后来朝代的发展与完善逐步形成了太子保傅制度。它是中国古代国家为太子设置的专任教师制度，其保傅即太子三师和太子三少,所谓太子三师包括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而三少则指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太子三少之职责与三师相类似,即对太子的智力、品行教育和身体保护各有侧重、分工。

太子太保牌坊

为了能够使太子进行系统化的学习，明代建立了太子教育的机构：詹事府、左右春坊和司经局。但在嘉靖以后发生了不同寻常的变化皇太子出阁读书,经常点用其他官员教读，詹事府、左右春坊和司经局在辅导太子方面己无实际作用，纯粹成为翰林官迁转的阶梯。

太子的师傅也必须是德高望重，因为师傅的言行和学识高下直接会影响到太子的教育，所以对于辅导太子的师傅自然得到重视。真正担负教育太子职能的是詹事府和坊局官,所以对这些官员的选拔相当重要，辅佐太子必须为端重之士。《明史》记载：自古圣贤之君,未有不学而能致治者也……东宫出读书,凡内外侍从,具用慎选贤良廉谨之 臣……预择讲官,必得学问贯通、言行端正、老成持重、识达大体者数人以供其职。

由此来看，对于老师的选择第一是德行，必须德高望重、老成识体的正人君子，能够用自身的言行举止去影响到太子，耳濡目染之下能够提高涵养以利于治道。第二另外，作为东宫的教育官员，还必须有直言不讳的勇气，能够指出皇太子的过失和错误，才能更好地教育太子，一点很为明代皇帝所看重。

文华殿

作为太子的父亲，皇帝既是一国之君又是皇族领袖，所以有责任和义务对于皇子皇孙进行教育和培养，特别是太子，作为国家未来的储君，太子能否成材，直接关系到帝国未来的命运。明初的几位皇帝都深知这个道理，因此对其继承人的教育和培养是不遗余力的。明代亲王的皇家教育

亲王作为皇帝的嫡子，使命就是维护太子巩固皇室，不让外戚宦官夺权，所以对于亲王的教育与太子有所不同但也必须受到正规的皇家教育。所以对于亲王长到一定年龄之后才会得到自己的封地，而未成年的亲王在皇宫之中必须接受和太子一样的正规皇家教育。明英宗时期不仅对于皇太子的教育进行了系统化的制定而对于亲王也进行了格外的重视将亲王的出阁教育正规化和系统化。《明会要》记载：朕惟帝王之子,居嫡长者必正储位,其诸子当封以王爵,分茅昨土,以藩屏国家。

亲王的教育开始的时间是在洪武元年，也就是明太祖刚登基的时候，由此而看明太祖对于子嗣的教育是十分重视的，不管是皇太子还是亲王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重视。登基之后就邀请全国各地的儒家名师教育太子、亲王，为此还在宫廷中专门设置了诸王读书的学堂，所以说在明初亲王的教育上还是比较系统化和有序化的，一直到了明英宗才进行了最终的制度化。

明会要

教书的学堂拥有着十分的制度化，亲王进入书堂后，提督讲读和讲读官对亲王行四拜礼，内官捧着书展开在桌子上，到案左边坐。讲读官上前站在桌子上，伴读十遍，随后叩头退下。每天讲读，清晨，亲王到书堂，讲读官行叩头礼，伴读十遍，饭后，又到书堂之中陪伴看写字，讲书完毕，于是叩头退下。由此而看亲王的出阁读书仪式还是比较隆重着，但程度虽然不及皇太子，但是作为天子之下的亲王还是受到了应有的重视。

亲王出阁学习的内容大致跟皇太子相同，在学习儒家经典、培养儒学修养方面，诸王与皇太子无异。除了熟读四书五经之外，诸王还需要掌握一些必须的技巧。如奏疏的起草格式、朝规的礼仪等，这由相关的官员在日常的相处中逐步教授。

明代也对亲王的师傅进行了严格的选择，明太祖为诸王挑选了有名的儒师进行了文化教育，而且自身也对诸王进行了严格的教导。阐述了修养德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把个人的德行修养好坏与治理国家的的成败联系起来认识，勉励诸子修养"德性",德才俱进,为日后治理国家奠定基础。为了让诸王吸取历史经验教训，让他们安分守己必须要求诸王经明行修，熟知历史。

儒家名师评价

君王是一国之君，人治社会下能够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兴衰，所以对于君王的教育是尤为重要的。明代经筵制度既是一种特殊的帝王教育制度,也是一种政治制度，是对于皇权的制约讲究道统高于政统，利用天道制约皇权的无限膨胀。讲官都是品学兼优的大学士，虽然品阶不高但是因为讲述的是儒家的经典，所以成为了儒家道统的化身，并且在与帝王长久相伴之中拥有了师生之宜，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拥有了话语权。

皇太子是下一任皇家继承人，对于皇太子的教育也是尤为重视。从明太祖到明英宗这一段时期里完成了对于东宫教育制度的建设，教官的设置和选择解决了皇太子受教育的条件，并且这些制度性的创建影响了明代一代又一代的君主，这种教育体制能够为明带来开明的盛世，给社会经济带来了积极的影响，然而到了明中后期太子教育被破坏，素质逐渐低下。

亲王作为皇太子的兄弟，使命就是为皇太子保驾护航，所以在传授亲王的儒家文化知识和伦理道德观念的同时,灌输亲王长大后职责是屏藩皇室，协助天子统治天下。明初的几代帝王对亲王的教育是颇为重视的,不仅为亲王们聘请名师，而且自己亦时常教导。教育内容也多样化，包含了文武两方面。这种教育模式在明初取得了成功，但随着中、后期帝王们对皇子教育的漠视,亲王正常的出阁教育尚难以保证,，皇帝的亲身施教就更谈不上了。

参考文献：

《明史》

《罪惟录》

《汉书》

《明史》

《明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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