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教育是民族之根本，從古至今教育的發展史是緩慢和曲折的。科舉制開始以後，教育才開始了大興盛時代，中央設立太學，地方設置學校，教育慢慢從中央到了地方。但教育資源依舊是分佈不均，中央的教育資源十分的豐厚並且擁有着高物質和經濟基礎的設施，地方上則是私塾、書院等普遍的學校。

孔子有云：有教無類，但古代是很難實現的，教育往往被達官貴族和皇室所壟斷。作爲最高統治者的皇帝擁有着絕對優勢的教育資源，老師傳授治國之術和對國君的道德教育，並且對其他貴族也相應的進行培養，這就叫爲皇家教育。皇家教育在我們研究文化時會發現這是一種特有的文化現象是皇家利用教育來鞏固皇權的一個過程，所以不管是在宮廷裏的帝王還是皇子、后妃、宮女太監都是擁有着不一樣的皇家教育。

最高學府：太學

明代是經濟繁榮和文化教育發達的一個朝代，而皇家教育自然也具備了超高的水平。在明代皇家教育擁有了許多不同的機構，這種機構的設立有助於我們研究明代歷史的發展歷程。而作爲明代的國君一共擁有了十六個帝王，這些皇帝卻大多昏庸無能這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明明擁有着十分高的教育水平的明朝爲何帝王多爲無能之輩，這是與皇家教育擁有了一個很大的關係。

皇家教育下太監、宮女和后妃都擁有了不一樣的傳授知識的模式，而這些最終都是爲最高統治者皇帝服務。明代的藩國制度是除了皇太子以外的親王的封地，爲了維護皇權的統治，吸取前面幾個朝代藩鎮割據導致滅朝的慘痛教訓之後，命令這些親王只能夠在封地裏遊走不能多行成爲國家禍害。所以這些親王能夠如此安穩與皇家教育分不開關係，這也是皇家教育在皇權鞏固上的體現。皇帝的教育尤爲重要

皇上，作爲封建社會的核心也是整個國家機構的核心，絕對的權力能夠號令天下，獨佔權勢，而皇上的素質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就能夠決定了一個國家的命運走向。所以皇上的教育成爲了重中之重，對於皇帝的品德、能力從小培養能夠減少君王在成年以後所做的一些錯誤決定的次數。所以皇家教育下，皇上的教育在角色規範、培養能力、提高素質能多種途徑進行了系統化的培養，慎重選擇了皇帝的老師和書童，全力培養帝國最爲優秀的統治者。《明史》記載: 文臣無生加三公者,惟贈乃得之。嘉靖二年加楊廷和太傅,辭不受。其後文臣得加三公, 惟張居正,萬曆九年加太傅,十年加太師。

太傅

太傅是明代皇帝的老師，對於太傅這種名稱的出現在夏商周就有了稱之爲三師：少師、少傅、少保，這種教育輔佐皇帝的老師所影響到皇太子的範圍很廣，大到帝王學習、治國、禮儀，小到日常生活中的言行舉止。但是隨着皇權的加強，這種能夠干預皇帝行爲的教育制度逐漸衰弱，而能得到三師這種稱呼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而明朝的皇權已然達到了歷史的頂峯時期，這種三師制度自然就會衰弱，成爲了帝王名義上的師傅，並沒有實際的教育職能，而皇位的繼承則採取了世襲制所以對於皇帝的素質是很難得到有效的保證，在皇太子的成長生涯中就必須有師傅對於他們的政治和文化素養進行指點，而這老師必須能夠德高望重。所以皇家的教育自然而然出現成爲皇帝獲取知識的主要途徑。

經筵制度是明代皇帝接受皇家教育的最爲主要的制度，經筵是古代帝王爲研讀經史而特設的御前講席。講席除研讀經史外，還聯繫朝政實踐,切磋時務，所以這一活動既是皇帝接受歷史經驗、研討治國安邦之道、學習治國平天下之策的講壇，也是從理論高度研究朝政的專門會議。

經筵制度

能夠出現這種制度的源於朱元璋，朱元璋是乞丐做皇帝，在民間摸爬滾打，出身貧寒不識書，但這不意味着他不對教育重視，他十分清楚治國安邦的皇帝必須擁有良好的個人文化素質所以十分注重學習讀書。但經筵尚未制度化，全靠皇帝個人的勤勉,經常與儒臣講論而己。制度化的時間是在明英宗時期，明英宗下旨設立一系列的經筵官職將經筵的時間、傳授場所、儀式都確定下來。《罪惟錄》記載：太祖初起義兵,雖軍中,嘗令儒者陳說古人書義,資其智識,此明經筵所自始也。明代太子的皇家教育

太子作爲下一代皇帝的繼承人，地位僅次於當今的皇帝也是尤爲尊貴和重要的，而皇位的繼承採取的是世襲制，所以皇權並不需要自己德行才學來獲得，而這種天生而來的身份和地位決定了這個君王的素質無法得到有效的保障。人治社會中帝王的素質直接關乎到國家的未來命運，所以對於太子的後天教育和培養也是尤爲重要。《漢書》記載：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

太子教育尤爲重要也是對未來成爲昏君還是明君起到了決定性作用，所以太子的教育成爲了皇家教育中重要的一部分。在商超的時候就已然形成了一種專門的制度，隨着後來朝代的發展與完善逐步形成了太子保傅制度。它是中國古代國家爲太子設置的專任教師制度，其保傅即太子三師和太子三少,所謂太子三師包括太子太師、太子太傅、太子太保而三少則指太子少師、太子少傅、太子少保。太子三少之職責與三師相類似,即對太子的智力、品行教育和身體保護各有側重、分工。

太子太保牌坊

爲了能夠使太子進行系統化的學習，明代建立了太子教育的機構：詹事府、左右春坊和司經局。但在嘉靖以後發生了不同尋常的變化皇太子出閣讀書,經常點用其他官員教讀，詹事府、左右春坊和司經局在輔導太子方面己無實際作用，純粹成爲翰林官遷轉的階梯。

太子的師傅也必須是德高望重，因爲師傅的言行和學識高下直接會影響到太子的教育，所以對於輔導太子的師傅自然得到重視。真正擔負教育太子職能的是詹事府和坊局官,所以對這些官員的選拔相當重要，輔佐太子必須爲端重之士。《明史》記載：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學而能致治者也……東宮出讀書,凡內外侍從,具用慎選賢良廉謹之 臣……預擇講官,必得學問貫通、言行端正、老成持重、識達大體者數人以供其職。

由此來看，對於老師的選擇第一是德行，必須德高望重、老成識體的正人君子，能夠用自身的言行舉止去影響到太子，耳濡目染之下能夠提高涵養以利於治道。第二另外，作爲東宮的教育官員，還必須有直言不諱的勇氣，能夠指出皇太子的過失和錯誤，才能更好地教育太子，一點很爲明代皇帝所看重。

文華殿

作爲太子的父親，皇帝既是一國之君又是皇族領袖，所以有責任和義務對於皇子皇孫進行教育和培養，特別是太子，作爲國家未來的儲君，太子能否成材，直接關係到帝國未來的命運。明初的幾位皇帝都深知這個道理，因此對其繼承人的教育和培養是不遺餘力的。明代親王的皇家教育

親王作爲皇帝的嫡子，使命就是維護太子鞏固皇室，不讓外戚宦官奪權，所以對於親王的教育與太子有所不同但也必須受到正規的皇家教育。所以對於親王長到一定年齡之後纔會得到自己的封地，而未成年的親王在皇宮之中必須接受和太子一樣的正規皇家教育。明英宗時期不僅對於皇太子的教育進行了系統化的制定而對於親王也進行了格外的重視將親王的出閣教育正規化和系統化。《明會要》記載：朕惟帝王之子,居嫡長者必正儲位,其諸子當封以王爵,分茅昨土,以藩屏國家。

親王的教育開始的時間是在洪武元年，也就是明太祖剛登基的時候，由此而看明太祖對於子嗣的教育是十分重視的，不管是皇太子還是親王都進行了不同程度的重視。登基之後就邀請全國各地的儒家名師教育太子、親王，爲此還在宮廷中專門設置了諸王讀書的學堂，所以說在明初親王的教育上還是比較系統化和有序化的，一直到了明英宗才進行了最終的制度化。

明會要

教書的學堂擁有着十分的制度化，親王進入書堂後，提督講讀和講讀官對親王行四拜禮，內官捧着書展開在桌子上，到案左邊坐。講讀官上前站在桌子上，伴讀十遍，隨後叩頭退下。每天講讀，清晨，親王到書堂，講讀官行叩頭禮，伴讀十遍，飯後，又到書堂之中陪伴看寫字，講書完畢，於是叩頭退下。由此而看親王的出閣讀書儀式還是比較隆重着，但程度雖然不及皇太子，但是作爲天子之下的親王還是受到了應有的重視。

親王出閣學習的內容大致跟皇太子相同，在學習儒家經典、培養儒學修養方面，諸王與皇太子無異。除了熟讀四書五經之外，諸王還需要掌握一些必須的技巧。如奏疏的起草格式、朝規的禮儀等，這由相關的官員在日常的相處中逐步教授。

明代也對親王的師傅進行了嚴格的選擇，明太祖爲諸王挑選了有名的儒師進行了文化教育，而且自身也對諸王進行了嚴格的教導。闡述了修養德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把個人的德行修養好壞與治理國家的的成敗聯繫起來認識，勉勵諸子修養"德性",德才俱進,爲日後治理國家奠定基礎。爲了讓諸王吸取歷史經驗教訓，讓他們安分守己必須要求諸王經明行修，熟知歷史。

儒家名師評價

君王是一國之君，人治社會下能夠直接影響到國家的興衰，所以對於君王的教育是尤爲重要的。明代經筵制度既是一種特殊的帝王教育制度,也是一種政治制度，是對於皇權的制約講究道統高於政統，利用天道制約皇權的無限膨脹。講官都是品學兼優的大學士，雖然品階不高但是因爲講述的是儒家的經典，所以成爲了儒家道統的化身，並且在與帝王長久相伴之中擁有了師生之宜，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擁有了話語權。

皇太子是下一任皇家繼承人，對於皇太子的教育也是尤爲重視。從明太祖到明英宗這一段時期裏完成了對於東宮教育制度的建設，教官的設置和選擇解決了皇太子受教育的條件，並且這些制度性的創建影響了明代一代又一代的君主，這種教育體制能夠爲明帶來開明的盛世，給社會經濟帶來了積極的影響，然而到了明中後期太子教育被破壞，素質逐漸低下。

親王作爲皇太子的兄弟，使命就是爲皇太子保駕護航，所以在傳授親王的儒家文化知識和倫理道德觀念的同時,灌輸親王長大後職責是屏藩皇室，協助天子統治天下。明初的幾代帝王對親王的教育是頗爲重視的,不僅爲親王們聘請名師，而且自己亦時常教導。教育內容也多樣化，包含了文武兩方面。這種教育模式在明初取得了成功，但隨着中、後期帝王們對皇子教育的漠視,親王正常的出閣教育尚難以保證,，皇帝的親身施教就更談不上了。

參考文獻：

《明史》

《罪惟錄》

《漢書》

《明史》

《明會要》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