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过后，《南京条约》的签订标志着血与火的中国近代史开始了。这一条约的具体内容也许并不为人所熟知，但"屈辱"却成为它挥之不去的形容词。清王朝因签订这一条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统治危机，而它所驾驶的庞大帝国之船也渐渐走进湍急的漩涡中，自此风波不断。

并非只是近代，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政府也面临着种种内忧外患，从西周过后，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冲突就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矛盾之一。

当季风给农耕文明带来丰沛的降雨，馈赠了丰硕的成果之时，对于处于草原深处的农耕文明而言，可能就意味着灾害，草原植被的减少意味着靠放牧为生的少数民族面临着食物短缺的危机。

与稳定环境下形成的农耕文化特色不同，游牧民族整体而言更为剽悍，面临危机时，南下劫掠成了解决危机的常态。而为了保持适合农耕发展的稳定社会环境，中原政府在作战之余，还是会选择和亲，签订条约等方式缓和矛盾。

钱穆先生曾讲过，近代以前中国并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外患，外患只是内政出现问题时随之产生的，从不是政府的主要对抗力。回顾历史，外患严重的时候确实是中原地区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之际，例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夷人进犯，东汉末年的边疆隐患。正因如此，对待游牧民族是否有力也似乎暗暗地成为了评价一个王朝的强弱与否的标准之一。

宋朝，一个辉煌的朝代，农业经济空前发展，思想学术领域成果丰硕，文人地位也提至历史新高点。特别是在不少外国学者眼中，宋朝更成为灿烂中国文明的代表。尽管如此，提起宋代，"积贫积弱"总是大多数过人对宋朝固化的历史评价。冗官问题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庞大的官僚机器华而不实，宛如大腹便便的人迈着沉重的步伐颤颤巍巍的前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冗官大多是文官，武官在宋代其实是深受限制的。武人深受限制带来的是武备的废弛，随之而生，对外战争并未带来农耕文明期盼已久的和平，引来的却是岁币赔偿。

宋朝在确立版图之时，并非没有考虑将北边契丹的版图并而纳之，但高粱河战役的失败标志着宋朝疆域扩张计划的破产。而使得宋朝在历史上地位面临破产危机的是宋真宗时期发生的澶渊之盟。在大汉族主义浓厚的时代，这一条约深深刺激着每一个中华华人的心。通过这一事件入手可以窥见宋真宗其人与拥有多种面貌的宋代。

统和二十二年九月，辽圣宗，萧太后亲自率领20万军队大举南下，沿途攻城略地，由于北宋政府缺乏统一部署，契丹军队深入内地，一直将战场延伸到黄河流域的澶州，又名澶渊。黄河流域自古便是农耕文明的核心地区，相对平坦的地势，定期季风带来的丰沛降水都使得黄河流域与农业联系在一起。多种地形条件，不时出现的山地形成天然的屏障，多朝首都选址都在河南、陕西等黄河流域腹地城市。

契丹攻入黄河流域，对于在开封定都的北宋可以说是意味着空前危机。从皇帝到文武群臣都是感受到紧张的氛围，纷纷陈述救国韬略，总体看来大臣内部分为主战派与主和派。作为决策者的宋真宗也在这两派之间犹豫不决，迟迟没有做出最终选择。

一番论战过后，主战派的寇准最终加重了主战的权重，宋真宗决定御驾亲征，并在寇准带陪同下前往澶洲，正在此时，前线传来佳音，辽朝大将被宋军埋伏的床子弩射杀，一度气焰嚣张的辽朝军队士气受阻，辽朝遂有派遣使者前往议和之意，改变大宋气象的澶渊之盟就在这样的气氛下孕育而生。

双方在使者的交涉下签订了以下条约，宋辽约为兄弟之国，两国以白沟河为界，宋岁输给辽朝银10万两，绢20万匹，称为岁币。

签订条约后，两国各自退兵，宋辽边界的地区发展贸易互通有无，甚至辽朝还会在一些时候派遣使臣进入宋朝，两国关系进入到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

宋朝的开国相对其他朝代而言，相对较为容易，陈桥驿兵变，宋太祖黄袍加身，回到京都，此刻，后周的统治权已交付到未成年的周恭帝手中，年仅七岁的帝王自然不能守护好后周江山，宋太祖携带一众武将轻易地便结束了周朝历史。显然，经过长久的力量积蓄，宋太祖早已形成足以威慑君主的势力，最后的决战在双方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情况下，显得格外平静，正如台风眼一般，周围风暴不断，但中心却保持一种令人敬畏的宁静。

前朝皇帝励精图治，社会治理已经初步呈现成效，乱世渐渐走向秩序化，面对前朝留下的丰硕遗产，宋太祖欣然接受，但却并非心满意足，向北边开拓，夺回朝代更迭时候割让的幽云十六州，成为宋太祖的执念也是时代交给这位历史新宠的使命。

但刚刚取得中原地区的统治权，宋朝的军事力量已呈现疲软状态，这时候与辽朝开展无疑是危险举动。反观辽朝，契丹族在辽圣宗的治理下发展迅速，加上萧太后的铁腕手段，过人的见识，此时的辽朝已拥有扩展疆域的能力，中原地区战乱频繁更使得辽朝南下侵略的野心膨胀，幽云十六州的割让更是将农耕文明北边门户洞开，防御能力大大减弱，除了文化认同存在巨大阻碍外，辽朝趁着战乱掳掠中原似乎并不是南柯一梦。

辽宋两国对抗是两种文明互动的结果，也是双方力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力量的相对均势使得双方在对抗中很难将对方消灭，所以北宋初年宋太祖率领的几场战争以不利结束后，双方通过诉诸战争来解决矛盾的热情也逐渐减退。辽朝虽然还是进犯北宋，但大规模的进攻已经减少，侵扰目的也以掠夺财物为主。

在和平带来的安逸环境中，北宋初代统治者想要开拓疆域的打算已经被无限延期，北宋对外政策这一时期也转为以守为主。宋真宗时期，曾有人进献水路控制图，真宗并不重视，下诏言："祖宗辟土广大，唯当慎守，不必贪无用地，苦劳兵力。"统治者自身对武力开拓疆域的懈怠自然形成一种厌战的社会情绪。值得注意的是，澶渊之盟前，宋辽两军势力其实相差并不大，辽军不远万里而来，物资的粮食供应路线自是军队运作的生命线，长时间的战争自是给辽军本就薄弱的后勤供应带来不小的挑战，加上御驾亲征给士兵带来的振奋作用，实现战争形势逆转甚至也是有可能的。但对武力战争的厌恶使得宋真宗选择接过辽军递来的橄榄叶，最终促成澶渊之盟。

再来分析一下当时宋朝的社会环境，经济发展，无论是农业还是商业都经过两代人的积蓄呈现出不错的状态，对于有可能威胁和平的两国战争拥有固定资产的人士自是不热衷。文人地位空前提高在朝廷的话语权也是日益凸显，相比武将，更多的文人大臣还是愿意以和为贵。由黄袍加身带来的江山使得宋太祖又喜又惊，生怕此类兵变再次发生，对于武官也是十分戒备，而江山开创者的考虑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内化成为一种文化，故而，武人在被北宋话语圈排斥。种种社会现实在一定程度上都成为澶渊之盟的催化剂。

合议带来最直接的影响便是一段时间内的和平，双方各自积蓄实力互不干扰。安稳的社会环境促进了宋朝经济的进一步繁荣，边境贸易的开放也使得那一地区的税收成为财政的补充力量，给辽朝缴纳的岁币对于经济处于上升期的宋朝而言并不是什么沉重的负担。从成本而言岁币付出远比继续战争的成本低得多，一段时间内合议的正面作用还是比较大的。

但从长期来看，澶渊之盟带来的不利影响却也是不容被忽视的，首先是约为兄弟之国，在如今的外交理念上看并没有什么不妥，但在当时"华夷"观念严重的时代，无疑是对长久形成的华夏文明中心格局的不小冲击，社会舆论会产生一股不小的压力，对外部局势而言，华夏威慑力也大为削减。更是由于与辽首开议和先例，周围的西夏等地区也萌生着侵扰中原的念头，以后的宋朝继任者更是将议和视为解决对辽关系的优先考量。后来的"隆兴和议"，"嘉定议和"等与澶渊之盟总存在着历史的联系。

对于宋朝历史评价而言，澶渊之盟的不利影响就更为突出了，澶渊之盟的形成使得人们形成了宋对外政策都是疲软无力的固有印象，更有将檀渊之盟类比近代中外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情况。首开向周边缴纳岁币的先例更是让后人对此非议颇多，甚至出现宋朝的积贫积弱主要由于岁币缴纳的观点。

总的来看合议带来的现实效益在当时的环境中是值得肯定的，但意识形态领域带来的消极影响也是值得注意的。

探究历史无非就在于求真与致用，尽管相隔千年，逝者如斯，但在一段时间内引起轰动的历史事件仍会在历史长河中回响。

近代以来，随着紧闭国门被打开，中外交往日益密切起来。最初由于不懂得世界交往规则，中国在各种规则下跌跌撞撞，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即是综合当时国力弱，政府无可奈何的选择，也是对于世界交往法则缺乏了解迷茫签订的结果。挨打中成长，受挫中醒悟，从被迫接受到主动了解，从被迫改变到主动创新，中国走过了艰难的转型历程。如今的中国自信而宽容，主动打开大门拥抱世界，适应贸易准则。

不同文明的交往总是无可避免的自然伴随着紧张与冲突，即使是在和平发展的大背景下，局部的对抗冲突也是随处发生。全球化浪潮席卷下仍有反全球化的力量顽强生存。如何正确处理交往中的摩擦是当代中国面临的重要课题。秦皇汉武更多地选择依靠武力解决，澶渊之盟却提出了一个打破“零和”思维的中和的解决办法。

当然宋辽双方的交往与如今对中外交往差异很大，但其中的某些方面却是值得参考的。

首先是成本意识，无论何时，双方国家对外交往活动都是从本国利益出发，如何使得国家利益实现最大化，自然是需要考虑成本与预期收益效果两者之间比率是否值得，檀渊之盟降低了宋朝对外交往的成本，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个性价比高的决定。

再者，妥协思维也是值得学习的。妥协并不意味着软弱，在足够强大的国力支持下有原则的妥协才是文明发展的明智之举，有所舍弃，必然有所坚持，国家的尊严与国际影响力是绝不能轻易妥协的。

三者，主义政策的长期效益与短期效益之间矛盾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环境的改变，政策的"副作用"可能就会凸显出来，故而，政策出台前，风险评估与保障完善机制是不可缺少的B计划，澶渊之盟对于宋朝外交疲软的状态的形成起着影响不小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对于深深迷信"祖宗之法"的宋朝皇帝继任者而言，宋真宗对辽政策会产生持续影响。

故而，国家执政者的决策很多时候并不只是单个事件的特殊处理方式，很多时候会内化成一种思维方式，长久的在历史中产生回响。

参考文献：《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