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兄弟我是没什么学问的”。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的梁启超，上课的第一句话是：“兄弟我是没什么学问的。”然后，稍微顿了顿，等大家的议论声小了点，眼睛往天花板上看着，又慢悠悠地补充一句：“兄弟我还是有些学问的。”头一句话谦虚得很，后一句话又极自负。

刘文典： “《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刘文典与梁启超的开场白有同工异曲之妙，他是著名《庄子》研究专家，学问大，脾气也大，他上课的第一句话是：“《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讲到得意处，他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

沈从文： “你们睡觉可以，我不反对，但请不要打呼噜”。沈从文的小说写得好，在世界上都有影响，差一点得诺贝尔奖，可他的授课技巧却很一般。他也颇有自知之明，一开头就会说，“我的课讲得不精彩，你们要睡觉，我不反对，但请不要打呼噜，以免影响别人。”这么很谦虚地一说，反倒赢得满堂彩。他的学生汪曾祺曾评价说，沈先生的课，“毫无系统”，“湘西口音很重，声音又低，有些学生听了一堂课，往往觉得不知道听了一些什么”。听他的课，要会“举一隅而三隅反”才行。

闻一多： 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也有人不仅文学成就大，课也讲得精彩，譬如大诗人闻一多。闻一多上课时，先抽上一口烟，然后用顿挫鲜明的语调说：“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他讲唐诗，把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讲，别具特色，他的口才又好，引经据典，信手拈来。所以，他讲课时，课堂上每次都人满为患，外校也有不少人来“蹭课”，有的人甚至跑上几十里路来听他上课。

启功： “在下所讲，全是胡言”。启功先生的开场白也很有意思。他是个幽默风趣的人，平时爱开玩笑，上课也不例外，他的第一句话常常是：“本人是满族，过去叫胡人，因此在下所讲，全是胡言。”引起笑声一片。

胡愈之： “写过一些书，都是胡写；出版过不少书，那是胡出；至于翻译的外国书，更是胡翻。”著名作家、翻译家胡愈之先生，也偶尔到大学客串讲课，开场白就说：“我姓胡，虽然写过一些书，但都是胡写；出版过不少书，那是胡出；至于翻译的外国书，更是胡翻。”在看似轻松的玩笑中，介绍了自己的成就和职业，十分巧妙而贴切。

辜鸿铭： “我头上的小辫子，只要一剪刀就能解决问题，可要割掉你们心里的小辫子，那就难了。”民国奇人辜鸿铭，学贯中西，名扬四海，自称是“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被外国人称为“到北京可以不看故宫，不可不看辜鸿铭”。他在辛亥革命后拒剪辫子，拖着一根焦黄的小辫给学生上课，自然是笑声一片，他也习以为常了，待大家笑得差不多了，他才慢吞吞地说：“我头上的小辫子，只要一剪刀就能解决问题，可要割掉你们心里的小辫子，那就难了。”顿时全场肃然，再听他讲课，如行云流水，似天花乱坠，果然有学问，果然名不虚传。

章太炎： “你们来听我上课是你们的幸运，当然也是我的幸运”。架子最大的开场白，则非章太炎先生莫属。他的学问很大，想听他上课的人太多，无法满足要求，于是干脆上一次大课。他来上课，五六个弟子陪同，有马幼渔、钱玄同、刘半农等，都是一时俊杰，大师级人物。老头国语不好，由刘半农任翻译，钱玄同写板书，马幼渔倒茶水，可谓盛况空前。老头也不客气，开口就说：“你们来听我上课是你们的幸运，当然也是我的幸运。”幸亏有后一句铺垫，要光听前一句，那可真狂到天上去了，不过，老头的学问也真不是吹的，满腹经纶，学富五车，他有资格说这个话。

林语堂： “诸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林语堂在东吴大学讲英文课，上课前先将花生分送给学生享用。然后用简洁流畅的英语，大讲其吃花生之道。然后，他将话锋一转，说道：“花生米又叫长生果。诸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诸君长生不老！以后我上课不点名，愿诸君吃了长生果，更有长生。”学生们哄堂大笑。

张伯苓： “男人升官发财以后第一个看不顺眼的就是你这个元配夫人”。张伯苓，著名教育家，南开大学创建人。1929年南开女中部第一届学生毕业，张校长的讲话既幽默又深刻。他说：“你们将来结婚，相夫教子，要襄助丈夫为公为国，不要要求丈夫升官发财。男人升官发财以后，第一个看不顺眼的就是你这个元配夫人！”

陶行知： “教育如同喂鸡，强迫是不行的”。陶行知注重“启发式”教育，一次他到武汉大学演讲，一上台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大公鸡和一把米。他按着鸡头让鸡吃米，鸡死活不吃；后来他松开手，让鸡自己呆在那里，鸡却开始低头吃米。陶行知就此解释道：“教育如同喂鸡，强迫是不行的，只有让他发挥主观能动性效果会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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