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年11月，一个寒冷的冬季，一位身着儒服的洋人向山西省的城门行进，路上草木皆无，赤地千里，只留一片土黄色的空旷。这个看似奇奇怪怪的男人就是来自英国的传教士李提摩太，许多人认为他是殖民主义的警探和麻药，而在1876年的“丁戊奇荒”中他却拯救了众多灾民的性命。

除此之外，传播西学，兴办教育，调停外交，顾问政局，促进改革，李提摩太忙忙碌碌奔走于末世王朝的历史风云之中，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将近半个世纪的传教生涯，使他在这片遥远的东方土地上羁绊一生，在临终之前仍旧握着前往中国的船票。

中日合邦、赞成袁世凯、为英国殖民主义开道……

这一生功过是非，又难以评断。

李提摩太于1845年生于英国威尔士。家境并不富裕，祖父是铁匠，父亲先做铁匠后来经营农庄，他在农庄度过童年。在艰苦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李提摩太自称“各种农活我都会做”，读书期间他还兼职做小学校长赚取生活费。如果他留在故土，也许将作为一个普通人过活一生，最终淹没在芸芸众生之中。而命运却恰恰选中了他，于25岁那年怀抱着他的传教观念和仅认识的二百一十四个汉字部首，开始了他近半个世纪的传教生涯。

李提摩太夫妇

经过三个月的海上航行，李于1870年2月到上海，后辗转到烟台，最后落脚青州传教。由于他天性开朗，富有激情，对古老中国充满好奇，到处去实地考察。1871年就外出5次，最初在山东半岛游行传教，最远到过满洲，对东北大平原土地的肥沃赞叹不已。

然而在来华几年之后，他的传教进程并不顺利。由于清政府先前的“禁教”以及民间对基督教持排斥态度,李提摩太的传教成效并不大,而碰巧随后“丁戊奇荒”的发生使得他的传教事业柳暗花明。

1876 年到1878 年，华北与华中地区遭遇罕见旱灾，山西滴水未下，一时间千里饿殍，哀鸿遍野，而官府却对此无能为力。

“…清早，我到了城门。门的一边是一堆男裸尸，像屠宰场的猪一样被摞在一起。门的另一边同样是一堆尸体，全是女尸。她们的衣服被扒走换吃的去了。有马车把尸体运到两个大坑旁，人们把男尸体扔到一个坑里，把女尸扔到另一个坑里。”

这是李提摩太在日记中写下的山西旱灾见闻。见到如此惨烈的场景，李提摩太立马组织创建赈灾协会，动员英国基督徒捐款，前后共募集20万两白银。这些钱兑换成白银后，由清政府派兵押往山西，途中李提摩太听到押送白银的士兵间的谈话，他们嘲笑这些钱是洋鬼子的，这让他哭笑不得。

在筹集完捐款之后，如何赈灾就成了个问题。当时中国民间也有很多赈灾行动，青州府的一个粮店老板开仓济贫，结果上万灾民拥挤造成一个小女孩死于非命。因此为了防止灾民哄抢造成事故，李提摩太想了一个办法。他站在城里最贫困地区的一条狭窄小巷的尽头，让灾民被迫排成长队从身边走过。在人们领到救济金的污黑的手上涂上标记。可惜仍然有些人洗掉了标记，重新排到队尾。李提摩太说，但那双干净的手出卖了他们，我们只向那些依旧脏兮兮的手上发救济。

这种切实有效的济世救灾逐渐得到了民众的普遍认可,有利于改变传教士最初的“鬼子”形象,李提摩太更是被老百姓尊称为乐善好施的“大人”，吸引了一部分人入教。显然李提摩太最初是为了扩大教会势力进行赈灾活动，但是他的行动无疑是有利于百姓的。

在赈灾活动中在，李提摩太逐渐结识了中国的上层官员，认识到上层官员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力，希冀通过上层官员扩大他的传教影响。在山东赈灾时他就曾拜访过山西巡抚丁宝侦，所提出过的赈灾措施深得丁宝侦赏识。之后他又结识了晚清四大名臣之三：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从而打开了影响晚清政治变革的一扇大门。

与李鸿章的结识要追溯到1875年，当时李鸿章在烟台与英国进行谈判。他的很多随行士兵患了热病和痢疾，李提摩太主动给提供药物，为这些士兵施医上药，博得了好感。一次为了照顾一个中国伤寒患者，李提摩太不分昼夜，每隔一个小时就给病人喂一次鸡汤。为此，李鸿章派人送来一封信表示感谢，“二李”由此结识。之后在山西赈灾中，李鸿章更是对于李提摩太的赈灾活动给予褒扬，并上书朝廷给予奖励、官职表示感谢。两人由此结为朋友，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张之洞由于受传统思想影响，本身非常排斥传教士。而在偶然读到李提摩太给曾国荃的陈条之后，张大开眼界，并向其提出聘请作为改革顾问参与政务。虽然李提摩太拒绝了邀约，但其后却与张之洞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与李提摩太的交往则使张之洞改变了原有的想法，成为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逐渐走向了改革兴国之路。李提摩太给予张之洞的建议，不仅启发了张之洞，更打开了他对教育改革的思路。

除此之外，李提摩太由于鼓吹西学更是受到了维新派的欢迎。梁启超曾主动要求为李提摩太做过一段私人秘书。李提摩太和蔡尔康合译的《泰西新史揽要》一书，是戊戌变法时期光绪皇帝手边榻前的主要参考书之一。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还曾邀请其出任光绪皇帝的外国顾问。

在参与上层政治的过程中，李提摩太的传教思想潜移默化的发生了改变，逐渐成为了晚清政治变革中的领先人物，对中国政治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他本人也最终获得清廷的认可和眷顾,被赐予头品顶戴和二等双龙宝星并诰封三代的荣典，在中国封建王朝的末世变局中为自己涂抹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除了关注民生问题，李提摩太也注意到了启迪民智的重要性。他提出要想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 必须大兴教育。而1900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正为他提供了契机。一百五十九名西方传教士和成千上万的中国教徒成了义和团的刀下鬼。教会本拒绝官府的赔款，但经过李提摩太提从中协商，提出从庚子赔款中拿出五十万两白银，在山西太原建立一所西式大学。他认为只有让山西的年轻人接受现代教育，才能改变他们的顽固思想。

虽然在官方上李提摩太得到了许可，但在实际的学堂开办中还是遭到了压力。中国士绅们认为，这是将中国的教育权拱手相送，而教会也对这所学校的建立持保留态度。时任山西巡抚岑春煊以山西“民穷财尽”提出异议，使开办大学堂一事未能达成一致。而之后岑春煊抢先奏请光绪设立了山西大学堂，李提摩太只能与其协商合并办理，最后终于达成《中西大学堂改为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合同》的二十三条。

于是在1902年秋，山西大学堂在太原侯家巷征地200多亩，动工兴建新校址。1904年秋，新校址竣工，中西两斋同时迁入。在李提摩太的积极努力和精心筹划下，以中西文化共融为特征的山西大学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后来，李提摩太被人们视为了山西大学的创始人之一，他的的纪念碑依然树立在今日的山西大学。

1916年，73岁的李提摩太踏上了回英国的轮船，茫茫大海依旧波澜，而少年人的面容却已不复当年。在两年之后，或许是带着对中国的留恋，又或是有感使命尚未完成，他又预定了前往中国的船票。然而未及启程，就永久的沉睡于大西洋的彼岸了。

李提摩太最初带着的传教目的来到中国，面对中国的复杂情形，他只能采取较为迂回的方式进行传教。但是其间也曾流露出殖民意识和殖民主义倾向，屡次劝中国与英国交好，为英国提供商业利益与政治便利。

在戊戌变法期间，他和康有为一起炮制了“中日合邦”的论调，认定中国未来的前途在于和日本合邦，这成为日后“大东亚共荣圈”的前身。

而他对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称帝表示赞同，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持反对态度。当他听说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让位于袁世凯后, 竟然说:“这是他一生中走得最聪明的一步”。

也许作为一个传教士，李提摩太的传教目的是值得怀疑的，他一生的行为也被许多人称作是“殖民主义的警探和麻药”，许多是非至今受人非议。 但其宣教赈灾，宣传西学，兴办教育，倡议变法等的传教行为也的确促进了中国的觉醒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