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年11月，一個寒冷的冬季，一位身着儒服的洋人向山西省的城門行進，路上草木皆無，赤地千里，只留一片土黃色的空曠。這個看似奇奇怪怪的男人就是來自英國的傳教士李提摩太，許多人認爲他是殖民主義的警探和麻藥，而在1876年的“丁戊奇荒”中他卻拯救了衆多災民的性命。

除此之外，傳播西學，興辦教育，調停外交，顧問政局，促進改革，李提摩太忙忙碌碌奔走於末世王朝的歷史風雲之中，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將近半個世紀的傳教生涯，使他在這片遙遠的東方土地上羈絆一生，在臨終之前仍舊握着前往中國的船票。

中日合邦、贊成袁世凱、爲英國殖民主義開道……

這一生功過是非，又難以評斷。

李提摩太於1845年生於英國威爾士。家境並不富裕，祖父是鐵匠，父親先做鐵匠後來經營農莊，他在農莊度過童年。在艱苦環境中成長起來的李提摩太自稱“各種農活我都會做”，讀書期間他還兼職做小學校長賺取生活費。如果他留在故土，也許將作爲一個普通人過活一生，最終淹沒在芸芸衆生之中。而命運卻恰恰選中了他，於25歲那年懷抱着他的傳教觀念和僅認識的二百一十四個漢字部首，開始了他近半個世紀的傳教生涯。

李提摩太夫婦

經過三個月的海上航行，李於1870年2月到上海，後輾轉到煙臺，最後落腳青州傳教。由於他天性開朗，富有激情，對古老中國充滿好奇，到處去實地考察。1871年就外出5次，最初在山東半島遊行傳教，最遠到過滿洲，對東北大平原土地的肥沃讚歎不已。

然而在來華幾年之後，他的傳教進程並不順利。由於清政府先前的“禁教”以及民間對基督教持排斥態度,李提摩太的傳教成效並不大,而碰巧隨後“丁戊奇荒”的發生使得他的傳教事業柳暗花明。

1876 年到1878 年，華北與華中地區遭遇罕見旱災，山西滴水未下，一時間千里餓殍，哀鴻遍野，而官府卻對此無能爲力。

“…清早，我到了城門。門的一邊是一堆男裸屍，像屠宰場的豬一樣被摞在一起。門的另一邊同樣是一堆屍體，全是女屍。她們的衣服被扒走換喫的去了。有馬車把屍體運到兩個大坑旁，人們把男屍體扔到一個坑裏，把女屍扔到另一個坑裏。”

這是李提摩太在日記中寫下的山西旱災見聞。見到如此慘烈的場景，李提摩太立馬組織創建賑災協會，動員英國基督徒捐款，前後共募集20萬兩白銀。這些錢兌換成白銀後，由清政府派兵押往山西，途中李提摩太聽到押送白銀的士兵間的談話，他們嘲笑這些錢是洋鬼子的，這讓他哭笑不得。

在籌集完捐款之後，如何賑災就成了個問題。當時中國民間也有很多賑災行動，青州府的一個糧店老闆開倉濟貧，結果上萬災民擁擠造成一個小女孩死於非命。因此爲了防止災民哄搶造成事故，李提摩太想了一個辦法。他站在城裏最貧困地區的一條狹窄小巷的盡頭，讓災民被迫排成長隊從身邊走過。在人們領到救濟金的污黑的手上塗上標記。可惜仍然有些人洗掉了標記，重新排到隊尾。李提摩太說，但那雙乾淨的手出賣了他們，我們只向那些依舊髒兮兮的手上發救濟。

這種切實有效的濟世救災逐漸得到了民衆的普遍認可,有利於改變傳教士最初的“鬼子”形象,李提摩太更是被老百姓尊稱爲樂善好施的“大人”，吸引了一部分人入教。顯然李提摩太最初是爲了擴大教會勢力進行賑災活動，但是他的行動無疑是有利於百姓的。

在賑災活動中在，李提摩太逐漸結識了中國的上層官員，認識到上層官員對於中國社會的影響力，希冀通過上層官員擴大他的傳教影響。在山東賑災時他就曾拜訪過山西巡撫丁寶偵，所提出過的賑災措施深得丁寶偵賞識。之後他又結識了晚清四大名臣之三：李鴻章、張之洞、左宗棠，從而打開了影響晚清政治變革的一扇大門。

與李鴻章的結識要追溯到1875年，當時李鴻章在煙臺與英國進行談判。他的很多隨行士兵患了熱病和痢疾，李提摩太主動給提供藥物，爲這些士兵施醫上藥，博得了好感。一次爲了照顧一箇中國傷寒患者，李提摩太不分晝夜，每隔一個小時就給病人喂一次雞湯。爲此，李鴻章派人送來一封信表示感謝，“二李”由此結識。之後在山西賑災中，李鴻章更是對於李提摩太的賑災活動給予褒揚，並上書朝廷給予獎勵、官職表示感謝。兩人由此結爲朋友，保持着密切的關係。

張之洞由於受傳統思想影響，本身非常排斥傳教士。而在偶然讀到李提摩太給曾國荃的陳條之後，張大開眼界，並向其提出聘請作爲改革顧問參與政務。雖然李提摩太拒絕了邀約，但其後卻與張之洞保持着密切的聯繫。與李提摩太的交往則使張之洞改變了原有的想法，成爲洋務運動的代表人物，逐漸走向了改革興國之路。李提摩太給予張之洞的建議，不僅啓發了張之洞，更打開了他對教育改革的思路。

除此之外，李提摩太由於鼓吹西學更是受到了維新派的歡迎。梁啓超曾主動要求爲李提摩太做過一段私人祕書。李提摩太和蔡爾康合譯的《泰西新史攬要》一書，是戊戌變法時期光緒皇帝手邊榻前的主要參考書之一。戊戌變法期間，康有爲還曾邀請其出任光緒皇帝的外國顧問。

在參與上層政治的過程中，李提摩太的傳教思想潛移默化的發生了改變，逐漸成爲了晚清政治變革中的領先人物，對中國政治變革產生了重要影響。而他本人也最終獲得清廷的認可和眷顧,被賜予頭品頂戴和二等雙龍寶星並誥封三代的榮典，在中國封建王朝的末世變局中爲自己塗抹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除了關注民生問題，李提摩太也注意到了啓迪民智的重要性。他提出要想改變中國的落後狀況, 必須大興教育。而1900義和團運動的爆發正爲他提供了契機。一百五十九名西方傳教士和成千上萬的中國教徒成了義和團的刀下鬼。教會本拒絕官府的賠款，但經過李提摩太提從中協商，提出從庚子賠款中拿出五十萬兩白銀，在山西太原建立一所西式大學。他認爲只有讓山西的年輕人接受現代教育，才能改變他們的頑固思想。

雖然在官方上李提摩太得到了許可，但在實際的學堂開辦中還是遭到了壓力。中國士紳們認爲，這是將中國的教育權拱手相送，而教會也對這所學校的建立持保留態度。時任山西巡撫岑春煊以山西“民窮財盡”提出異議，使開辦大學堂一事未能達成一致。而之後岑春煊搶先奏請光緒設立了山西大學堂，李提摩太只能與其協商合併辦理，最後終於達成《中西大學堂改爲山西大學堂西學專齋合同》的二十三條。

於是在1902年秋，山西大學堂在太原侯家巷徵地200多畝，動工興建新校址。1904年秋，新校址竣工，中西兩齋同時遷入。在李提摩太的積極努力和精心籌劃下，以中西文化共融爲特徵的山西大學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後來，李提摩太被人們視爲了山西大學的創始人之一，他的的紀念碑依然樹立在今日的山西大學。

1916年，73歲的李提摩太踏上了回英國的輪船，茫茫大海依舊波瀾，而少年人的面容卻已不復當年。在兩年之後，或許是帶着對中國的留戀，又或是有感使命尚未完成，他又預定了前往中國的船票。然而未及啓程，就永久的沉睡於大西洋的彼岸了。

李提摩太最初帶着的傳教目的來到中國，面對中國的複雜情形，他只能採取較爲迂迴的方式進行傳教。但是其間也曾流露出殖民意識和殖民主義傾向，屢次勸中國與英國交好，爲英國提供商業利益與政治便利。

在戊戌變法期間，他和康有爲一起炮製了“中日合邦”的論調，認定中國未來的前途在於和日本合邦，這成爲日後“大東亞共榮圈”的前身。

而他對辛亥革命後袁世凱稱帝表示贊同，對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持反對態度。當他聽說孫中山把臨時大總統讓位於袁世凱後, 竟然說:“這是他一生中走得最聰明的一步”。

也許作爲一個傳教士，李提摩太的傳教目的是值得懷疑的，他一生的行爲也被許多人稱作是“殖民主義的警探和麻藥”，許多是非至今受人非議。 但其宣教賑災，宣傳西學，興辦教育，倡議變法等的傳教行爲也的確促進了中國的覺醒與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