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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緒十四年，也正是公元紀年的一八八八年。遠在南美洲，地廣人稀的巴西帝國廢除了奴隸制，次年，帝國政府又被推翻，到了一八九一年的時候，又於國會中通過憲法，成立了巴西合衆國。

此時的巴西，正值其種植園經濟迅速增長的時候。其咖啡的產量，已然超過世界總額的半數以上，並仍保持着持續增長的態勢。而其勞動力的匱乏，自然成爲這種態勢發展的最大短板。於是，便有了巴西的再次委派使節來華，洽談招工事宜。

大概亦是在這一背景下，南海聖人康有爲，提出了他那著名的“殖民巴西，另立新國”的想法。

原來自戊戌政變失敗之後，康聖人便逃至日本，並於此間寫成《我史》一書，也就是後來的《康南海自訂年譜》。書中便載了他於光緒十四年時曾提出的，“既審中國之亡，救之不得，坐視不忍，大發浮海居夷之嘆，欲行教於美，又欲經營殖民地於巴西，以爲新中國”的想法。

還聲稱說，他本人曾於光緒二十三年秋，親自進京辦理過相關的事宜。只是據茅海建教授的考證：當時的康有爲，尚不過是工部的候補主事，且並未到任。

倘若據茅海建教授的考證無誤，康聖人那年是不曾進過京的。而是在廣州“築室花埭”，納梁氏爲妾。且主持萬木草堂，在講學之餘，寫作他的《人類公理》一書，亦即是發佈於一九零二、一九零三年間的《大同書》，尤其以其中的“婦女解放”思想，是頗具時代意義的。

當然，就其提出的“殖民巴西，以爲新中國”，似乎影響也頗不小。

一方面是在以其爲代表的維新派中，如譚嗣同、梁啓超，亦曾討論過移民巴西之事。當時梁啓超說，“巴西亦美洲大國也，土滿而不治，召我中國之農農焉。苟羣而往，將以中國之農塞其國”；而汪康年和張元濟，亦多次於交往信件中談及巴西招工一事。料想了來，當於康有爲於此前的大力宣傳不無關係。

而另一方面在朝廷中，北洋李鴻章，及前駐美公使鄭藻也曾力促過此事。

光緒十八年，在老家養病的鄭藻如，因親感“中國人滿爲患，粵東更甚，現今劫案頻聞，亂階隱兆”，上書給李鴻章，希望清廷能夠主動派出使節，前往巴西談判招工辦法，以使廣東每年能向巴西移民數萬人。 並於條陳中附呈了 《查訂巴西工商各務事宜》二十條，詳細開明瞭移民中須注意的事項。

李鴻章接到上書後，便延請此時已升任北洋機器局總辦、候補道的傅雲龍，前來商議。傅雲龍稱，“許招工之議難可暫緩 ”，“數十萬之衣食繫於一時轉移者 ”，也就是贊成了與巴西談判招工之事。其後李鴻章又將鄭藻如、傅雲龍條陳抄送總理衙門，並稱：

自美國禁止華工，中國沿海窮民，少一出洋之路，生計日蹙。……，茲據該道(傅雲龍 )稟，前曾遊歷巴西審察情形，應乘西工未得專利之時，與議招工約條，將來不致爲彼排擠。並稱該國現已在新加坡暗爲招致華人，自須預爲籌及，免致華工到彼，無官保護，受其凌辱，……相應將抄本清折，諮送貴衙門，請煩查照，核酌辦理施行。

由此亦可見，李鴻章 、鄭藻如、傅雲龍等人，亦是同意向巴西輸送華工的，不過是後來一方面巴西外使主動放棄了與中國合作通商的興趣；另一方面斯時恰逢朝廷遇到德國侵佔膠州灣的麻煩，也就無暇顧及此事了。

只是似乎看來，巴西招募華工不過是爲了保證其種植園的生產，而與康聖人所稱的“殖民巴西，以爲新國”，怕是相去甚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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