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實錄》中還有上諭:“命禮部尚書常青、紀昀……在紫禁城內騎馬。”這算得上殊榮,豈是倡優所能得。
鐵齒銅牙紀曉嵐智鬥和珅,一度是坊間熱議的電視劇情節。紀先生大智大慧,把皇帝與和珅耍得團團轉。
於是有人翻出野史《南巡祕記補編》《滿清外史》,言之鑿鑿地告訴我們,大錯特錯,乾隆根本不把紀曉嵐當回事。紀曉嵐勸諫南巡,被乾隆大罵:“朕以汝文學尚優,故使汝領《四庫》書,實不過以倡優蓄之耳,汝何敢妄談國事!”
再後來,又有人根據野史《棲霞閣野乘》《嘯亭雜錄》《蟲鳴漫錄》,大爆猛料,說他平生無肉不歡,粒米不進;縱慾好色,日御數女。或者根據他墳墓中的七具女性屍骨,推測究竟有幾個小老婆。
揭祕歷史名人,不該直奔下三路。不辨真僞的事情,放大強調,繪聲繪色,實在有欠忠厚。究其目的,無非爲了奪人眼球,殊不知同時也暴露了論者自身的爛俗趣味。
至於乾隆的侮辱之詞,難以確鑿考證。根據《清實錄·高宗實錄》中一些相關上諭,乾隆固然沒把紀曉嵐視作得力大臣,但還算優容, “倡優”的評價,似乎不符實際。
紀昀,字曉嵐,神童出身,鄉試解元,殿試二甲第四,進翰林院任庶吉士繼續學習。期滿考試,在學霸中脫穎而出,以優異的成績成爲翰林院編修。
吏部曾安排他出任貴州都勻知府。那個地方偏遠蠻荒,去了能不能熬到回來還要兩說。關鍵時候,乾隆出手拉了他一把。
“諭曰:紀昀在翰林內,學問素優。予以外任,轉恐不能盡其所長,著以四品銜,仍留庶子之任。”
(引自《高宗實錄》。後文除註明外,均引用該書。)
他當時的原職是左春坊左庶子,這個官職名義上屬於太子侍從,實際爲翰林遷轉時的品級過渡。
過渡沒多久,同年他被提升爲翰林院侍讀學士,簡直官符如火。可惜侍讀學士當了才兩個月,親家兩淮鹽運使盧見曾貪污案發,他因通風報信被革職發往烏魯木齊贖罪。
這是自作孽,怪不得別人。而且不到三年,就被召回朝廷,不久重回翰林院任編修。應該說,乾隆對他不薄。
其後主要致力於編書,除了著名的《四庫全書》,還有《契丹國志》、《河源紀略》等。對於他的編書之功,乾隆總體上予以了肯定。
“諭:辦理四庫全書處,將永樂大典內檢出各書,陸續進呈。朕親加披閱,間予題評。見其考訂分排,具有條理,而撰述提要,粲然可觀,則成於紀昀陸錫熊之手。二人學問本優,校書亦極勤勉,甚屬可嘉。紀昀曾任學士,陸錫熊現任郎中,著加恩均授爲翰林院侍讀,遇缺即補,以示獎勵。”
盧見曾案以前,紀曉嵐已經是侍讀學士,如今從頭來過,升爲侍讀,比侍讀學士還是低了些。
乾隆要搞《四庫全書》這樣一個震鑠古今的大工程,正在興頭上,有心讓紀曉嵐官復原職。節骨眼上,兒子惹事捲入官司,又把紀曉嵐牽連了進去。
“勵守謙,學問本屬平常,亦非辦書館必不可少之人,著照部議革職……至紀昀不能約束伊子、致令借欠生事,固屬咎有應得。但其學問尚優,爲四庫全書處得力之人,著從寬改爲降三級留任。仍令在館辦理總纂事務。”
同一件案子,吏部建議全都革職。那個倒黴的勵守謙,因爲學問平常、不得力,就此打回原形。而紀曉嵐又被皇帝撈出來,只受到降級別不降職務的處分。
當官也要有文化,日子混不得。
說好降級處分,沒過多久,乾隆還要升他的官,做回侍讀學士。吏部對官員任職情況有跟蹤、評估之責,他們認爲此人剛犯錯誤,有受處分的污點,按規定不可立即升遷。乾隆表示“呵呵”,再發一道上諭。
“又諭:昨閱吏部開列翰林院侍讀學士、詹事府右庶子員缺兩本,侍讀紀昀俱未與應升之列。吏部因其有降級留任處分是以扣除,固屬照例辦理。但念紀昀於四庫全書總纂事務,實屬盡心出力。嗣後遇有該員應升缺出,著加恩准其一體開列。”
龍口一開,侍讀紀曉嵐榮升侍讀學士,重回盧見曾案前的起點。
在此後的編書生涯中,他屢次犯錯被乾隆申飭、處罰,也因文字立功得到寬容、獎賞,大致有驚無險。
乾隆興文字獄,心狠手辣,有兩回吹毛求疵,牽涉紀曉嵐,總算都是間接責任,事情不大。
“諭:四庫館進呈原任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所撰詞話一書,內有“清師下浙”字樣,殊屬背謬。毛奇齡,系康熙年間翰林。書內恭載我朝時事,理應稱大兵,或王師等字樣。乃指稱清師擡寫。竟似身事前朝、未經在本朝出仕者,謬妄已極。毛奇齡尚系素有文望之人,且身故已久,朕不肯因其字句背謬照從前戴名世等之案辦理……所有書內列名之總纂官紀昀、陸錫熊、總校官陸費墀、王燕緒分校官劉源溥,俱著交部分別議處……”
康熙年間的翰林毛奇齡,在自己的書中用了“清師”兩個字,乾隆就渾身不自在。紀曉嵐身爲總纂官,負間接責任,交部議處,沒受重懲。
“諭:四庫全書處進呈續繕三分,李清所撰諸史同異錄書內,稱我朝世祖章皇帝,與明崇禎四事相同。妄誕不經,閱之殊堪駭異。李清系明季職官,當明社淪亡,不能捐軀殉節,在本朝食毛踐土,已閱多年。乃敢妄逞臆說,任意比儗,設其人尚在,必當立正刑誅,用彰憲典……所有辦四庫全書之皇子、大臣、及總纂紀昀、孫士毅、陸錫熊、總校陸費墀、恭泰、吳裕德、從前覆校許烺、俱著交部分別嚴加議處……”
這件文字案,比前面的嚴重些。其實,已故的李清也不過打個比方,說順治皇帝與明末崇禎皇帝有些事相似,乾隆便“駭異”,恨不得把他“立正刑誅”。不過紀曉嵐還是間接責任,混在人堆裏一起過了關。
在紀曉嵐的仕途生涯中,屢次外放做過學政,主持一省科舉考試,卻從未出任一地政務官,乾隆認可其學問,但認爲他不通實務。
《清史稿》記載,乾隆評價紀曉嵐:“讀書多而不明理”。《高宗實錄》又有上諭:“德保、紀昀,俱屬中材。”
他在皇帝身邊當了多年的文學侍從,沒出大錯,慢慢熬出了頭,被提拔到兵部侍郎的位子上,成爲副部級高官,除了編書外,也能管理部務。到了乾隆晚年,官至尚書、左都御史,赫然已屬正部級重臣。乾隆駕崩後,嘉慶親政,又作爲前朝元老受到禮遇,最後榮升協辦大學士,相當於入閣拜相了。
梳理正史,可以看出乾隆對紀曉嵐大致還算不錯。“實不過以倡優蓄之耳”,恐怕有些靠不住,即便有,也不過一時口不擇言,不代表真正的態度。
當然,他的地位跟和珅遠不能相提並論,如果要玩 “智鬥”,一個獻詩編書的文人,一個能幹得力的寵臣,乾隆會如何取捨,不難推斷。
這就是擦去種種野史、戲說塗抹後,還原出來的紀曉嵐:得到皇帝有限任用,論資排輩熬到高位,長於著述,短於實務。作爲學者,超一流;作爲官僚,很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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