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後，我協助葉劍英同志主持北平的軍事後勤和接管舊政權的財經的工作。當時，華北局想要我去山西省工作，北平市委書記彭真同志則想留我在北平工作。周恩來同志知道這一情況後，對他們說，戎子和同志你們誰也不能留，新政府將安排他做財政工作。據說本來薄一波同志向中央提名的財政部副部長中，把我排在第三位，周總理審查名單時來了個留一去二，保留了我，並在我之後加上了王紹鏊老先生。此後，一直到1960年10月，我都在財政部工作，對周總理抓財政工作的情況有一些瞭解。

奈自抓國家預算

我同周總理的工作接觸和往來，最重要和經常的是他找我談每年國家的預算問題。我們國家的預算工作是從1950年開始的。周總理對這項工作十分重視。他清楚地認識到，國家預算是國家爲實現自己政治經濟任務，保障和促進國民經濟發展，逐步提高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有計劃地集中和分配國民收入的重要手段。尤其在當時，要制止舊政權時持續十二三年的惡性通貨膨脹，實現國家財政經濟的根本好轉，就必須花大力氣抓好這項工作。因此，凡召開政務院全體會議，周總理都儘可能讓我參加，以便經常瞭解國家經濟活動各方面的情況，爲編制年度的國家預算提供良好條件。

周總理的記憶力非常好，對每年預算中各個大項目的開支，例如國防費、行政費、文教費、基本建設費、對外援助費是多少，他都記得很清楚，有時候還有意識地考考我們。周總理要求，搞財政工作的人，要訓練自己對數字的記憶能力，國家財政預算的主要數字，一般都要能記住兩三年的。財政預算是一項專門性工作，不懂行的人，對預算報表、報告一類的材料，不大容易看懂。但是，周總理只要把這些材料拿過來翻一翻，就知道講的是什麼意思了。他對財經工作是十分熟悉的，你想在某個問題上蒙他是蒙不住的。

當時國家財政預算的編制和預算報告的起草，一般是先由財政部編制出預算草案、寫出報告，並經中央財經委員會主任陳雲同志、副主任薄一波同志召集會議討論通過後，再提到政府全體會議上討論。在提交政府全體會議討論前，周總理總要找我們去談一兩次，詳細瞭解預算編制情況，並一道認真審查預算報告等文件。時間大多在晚上，有時從下午兩點半開始，一直搞到深夜一兩點鐘，甚至更晚一些。他看文件既仔細又認真，逐字逐句逐段地反覆推敲。凡是提法不妥、邏輯不通、文字或標點錯了的，他都要修改訂正過來。國家預算報告經政府全體會議討論通過後，須提交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或政協全國委員會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建立後，提交全國人大討論通過)才能生效。在此之前，周總理還要找我們談話，同我們一道再把政府全體會議通過的文件拿出來審查一遍，生怕還有被疏忽過去的差錯。

1955年初，我們在編制當年的國家預算草案時，先計算出1954年國家預算執行的結果，帳面反映財政結餘約有20幾億元，但實際上中國人民銀行已經把這筆錢中的很大一部分貸給工商、供銷等部門作流動資金了。按照財政工作的正常做法，國家是應該給這些部門流動資金的。既已作爲流動資金貸出，就已是財政支出，而不應再算做財政結餘了。由於當時我們不懂得這個道理，所以從帳面上看這筆錢是國家財政的結餘。周總理看了預算草案後問：怎麼結餘這麼多，結餘的錢做什麼了？我說明情況後，周總理說，既然已貸出作流動資金，爲什麼還要在預算報告中提出這麼多的結餘呢？現在政府一個勁地說財政緊張，各地區各部門又都說中央把它們摳得太死了，但你們卻在報年終帳時說結餘了這麼多錢，人家難道不責備嗎？你們應該把這筆錢改作財政正式撥款。根據周總理的指示，我們改正了錯誤的計算方法，把這筆錢作爲支出撥出去了。這樣一算，1954年國家財政結餘只有10億多元。

建國初期，周總理主張財政收入的分配要從第一次分配中把財政收入款分配好，不要過多地打第二三次分配財政收入的主意。根據我們瞭解，他一般不主張國家在財政收支平衡的情況下用發行公債、債券等辦法來籌集資金。由於國民黨給我們留下來的是一個百孔千瘡的爛攤子，在國家面臨嚴重困難的情況下，爲了在一定程度上彌補鉅額財政赤字，政府決定1950年發行“人民勝利折實公債”。這在當時是不得已而爲之的一項克服國家財政經濟困難的積極措施。到1952年底，周總理看到國家財政收支能夠基本實現平衡後，便指出，財政收支能夠做到平衡，就不要再發行公債了。爲什麼他不贊成一直髮下去呢？他說：你借了錢以後還要還給人家，在幾年之後，將形成本年份通過公債形式借來的錢同當年用來歸還前面已到期公債的金額數差不多，所得好處並不多。爲了在大規模經濟建設開始後有更多的建設資金，國家從1954年到1958年又連續發行過5年“國家經濟建設公債”，這實在是一種應急措施，後來即按照周總理的意見停止發行了。

當時，蘇聯參照資本主義國家的做法，有控制地發行小面額的有獎債券，規模比資本主義國家的要少得多。我們曾多次向周總理提出是否我們也搞一些這樣的債券發行？他不贊成。他說：解放前，你花兩三塊大洋買國民黨政府的航空公債，中了彩，一下子就發財了，頭天還是窮人，第二天就成富翁了。我們不要採取這個辦法。

周總理對國家財政預算一貫主張收支平衡、略有結餘和經濟建設要搞綜合平衡，不贊成搞赤字預算。無論是在同我們的談話中，還是在全國人大會議、全國政協會議的報告中，他經常強調的都是綜合平衡問題，堅決主張穩步前進。

重視國家稅收工作

建國以後，凡屬重要的全國性財政方面的會議，如財政部召開的全國財政會議、全國稅務會議、全國鹽務會議、全國糧食會議等，周總理如不能親自參加，必定派主管經濟工作的祕書來參加會議。而且要求派去的祕書既要向他口頭彙報會議情況，又要寫出全面反映會議情況的簡明扼要的報告送他。每次會議結束後，我們還必須到他那裏去彙報一次情況。如果他對會議的有關問題還有不清楚的地方，他就要我們再講一講。如果我們還講不清楚，他會不講情面地要你帶上主管司長向他再彙報一次。這些會議所決定的方針、政策、措施、辦法，一般都先提交中財委陳雲同志那裏，然後再提交政府全體會議批准。

有關財政稅收的法令法規，是都要提交政府全體會議討論通過的。當時參加政府會議的民主人士比較多，他們當中有些人對財經工作比較熟悉，在會前他們總要先將文件研究一番，看看有毛病沒有。1950年，財政部搞農業稅條例時，我們把稅率算錯了。當我們把條例拿到政府全體會議討論時，他們馬上指出我們算錯了。這件事對周總理震動很大，要我們認真總結經驗教訓，以後不要重複這類錯誤。在制定工商稅條例時，我們擔心有的商品在稅目裏漏掉而造成漏稅，就在工商稅條例的同一稅率的每一條款的最後一個商品稅目之後加上“等均屬之”一語，以爲這樣就可以防止漏稅。這樣一來使工商稅條例成了一些沒有嚴格規定性的條文。這件事，完全是因爲我們不懂造成的，以致鬧出了笑話，結果被人“將軍”了。

有了以上兩次經驗教訓後，凡是財政部有關稅法問題的法令、指示等文件，周總理都要自己再算一次，並問明有關規定的理由。你講通了，他便同意提交政府全體會議討論通過；如果還有問題，就要我們弄明白算清後再提交政府全體會議。

支持陳雲抓財經工作

建國後，周總理對陳雲同志抓財經工作是十分信任、十分支持的。凡是中央政治局召開討論財經工作的會議，在我們彙報財政工作之後，周總理一般都讓陳雲同志發言談意見，他自己發言比較少。毛主席主持會議，在陳雲同志發表意見後，毛主席就問別人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就按陳雲同志講的意見通過。由於周總理很信任陳雲同志，全力支持他的工作，因此陳雲同志所領導的中央財經委員會在建國初期發揮了很大作用。

財政部的工作，在任何時候都需要有人撐腰，否則難以把財政工作搞好。因爲財政工作是管家的，它經常受到來自各方面的責難。周總理是新中國政府的總管家。他理解我們，支持我們，使我們完成了人民委託的任務。

主張經濟建設要穩步前進

1956年，我國經濟建設發生了急躁冒進，財政部門、計劃部門、金融部門、商業物資部門感到有這個問題後，都向上面反映了本部門瞭解到的惰況，財政部反映的情況最多。先反映到陳雲、李先念、薄一波同志那裏，再由他們反映給周總理。周總理向來主張經濟建設要穩步前進，財政收支要保持平衡。大家向周總理反映冒進的情況後，他接受了大家的意見，並代表大家的意願，向中央提出了“反冒進”問題。1958年初開始，毛主席反“反冒進”，點了周總理的名，進行了嚴厲批評。陳雲、一波、先念同志也被點了名。

周總理對毛主席一向很尊重，儘管他的意見是對的，但在毛主席提出批評後，他還是作了多次自我批評，爲其他同志承擔了責任。

對三年“大躍進”那些“左”的東西，周總理覺察到沒有？他當時真實態度是什麼？我說不好，因爲周總理的黨性很強，就是有看法，他也不會私下向我們流露的。但是，我從周總理在1959年廬山會議前一段時間主持召開的幾次財政問題座談會時的言行養他是不贊成“大躍進”的那些做法的。在當時的會上，我和有的同志在發言中，集中攻了鋼鐵翻番的做法，當然也就連帶着攻了冶金部的負責同志。周總理對我們的發言感興趣，叫段雲同志和我共同寫個書面材料報告他。後來我們寫了一個報告送周總理。廬山會議的後一段，氣氛由反“左”轉到反右，錯誤地對彭老總開展了批判。這樣一來，我們反“左”不就是錯誤了嗎？這時，周總理和先念同志對我們說：你們趕快回北京吧!於是，我、段雲、陳國棟等同志都悄悄地回到北京。顯然，周總理和先念同志是在保護我們。

1960年12月，我和錢瑛大姐到甘肅檢查工作。這時甘肅正發生餓死人的情況，但還在向上面謊報是大豐收。省裏上報全省糧食總產量是70億斤。我參加會議，感到會上空氣很沉悶，有些人有話不敢說，但有的人仍一個勁地講還可以調出多少糧食。我問縣委書記，難道你們不知道在餓死人嗎？他們說你不謊報人家說你是右傾呀!我們在那裏一覈實，全省糧食總產量一下子就減少了30億斤，只有40億斤了。我對甘肅省委第一書記說，甘肅糧食總產量沒有70億斤嘛!接着，我給西北局書記處打電話反映了這一情況，接電話的西北局負責同志，卻不敢接受經我們覈實的產量數字，要我們相信省委的上報數。我說你們接不接受，是你們的看法，但我已經將真實情況反映給你了。正好這時聶榮臻同志從新疆回北京路過甘肅，我就請他回北京後把甘肅的情況報告周總理。聽說周總理聽到聶老總的彙報後感到很喫驚。很多情況都說明，周總理對“大躍進”中的鋼鐵翻番，一畝地要收多少萬斤紅薯，多少萬斤麥子是不相信的，但由於在那種“左”的氣氛盛行的情況下，在“反冒進”中已受到嚴厲批評的周總理，又有什麼辦法呢？

理解和體諒財政部的工作

我在財政部主管國家預算，搞了11年。這期間，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區向國務院要錢，周總理從來沒有因爲自己是政府最高領導人而不同財政部商量就批條子指示財政部撥款。

周總理很理解財政部經常受各方面責難的處境。由於國家財政收入少，財力有限，國家撥款往往滿足不了各部門、各地區的要求，有的甚至是合理的低限度的要求。因此，常常有一些部門和省市對財政部的意見比較大，有的還向周總理告狀，或者在政府會議上給財政部提意見，“圍攻”財政部。凡是有人向周總理提財政部的意見，周總理總能體諒財政部的困難處境，從未因撥款的事情在公開的會議上或在私下批評財政部。周總理每次都對反映意見的同志說，你們的困難我瞭解，我一定將你們的意見轉告財政部要他們考慮。

建國後不久，有一次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同志和天津市委第一書記黃敬同志共同向周總理反映，說財政部對北京、天津的城市建設費用卡得太緊了。周總理也感到我們把人家卡得是緊了一些，應該給他們多解決一些城建經費。他把我們找去說，他們的城建經費如果不是特別困難的話，是不會直接找我來的。這筆經費不知財政部能不能解決，能解決多少？請陳雲同志召集你們同彭真、黃敬同志共同商議解決。周總理是採取這種辦法來解決國家財政的追加經費撥款的。

在抗美援朝初期，由於有許多一時難以解決的困難，國內對前方軍事物資的供應一時沒有跟上。彭老總爲此發了火。彭老總的耿直性格，在我們黨內是很有名的。這位老總脾氣很大，他給周總理打電話說：後方供給是誰主持的，這麼差，是要砍頭的!實際上，他不大瞭解國內財經狀況和組織後勤供應的困難程度。周總理對彭老總很瞭解，況且前方供應困難問題確實也是應當及時解決的。因此，周總理找陳雲同志說，無論如何找楊立三(總後勤部部長)、戎子和等同志開會，成立一個小組，研究解決抗美援朝的經費和後勤供給問題。陳雲同志工作忙顧不過來，就派中財委宋助文同志代表他作爲小組組長主持會議。小組成立後，陳雲同志說：你們每週或者每兩週開一次小組會，商議解決抗美援朝的供給問題。你們解決不了的問題，送給我來決定，我不能決定時再送周總理解決。由於有這麼一個小組專門研究解決抗美援朝中出現的有關問題，這以後中央人民政府對抗美援朝部隊前方軍事物資供應等一系列問題的解決處理都是很及時和恰當的，彭老總也沒再表示不滿意了。

周總理要求我們，抓財經工作，除了方針、政策要正確以外，還應該把工作重點擺到議事日程上，經常討論，再就是領導人要以身作則。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周總理逝世後，我萬分悲痛。我常常懷念周總理的工作作風、工作方法以及他的高尚品德和偉大人格。周總理永遠活在我們心中，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楷模。

(熊華源、劉春秀訪問整理)

《我們的周總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