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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桥观察(十一)
村落既是一个最基层的地域,也是一个最基础的人口管理区域。
在如今防疫2019-nCoV病毒的时候,发挥村落的基层组织的力量,仍旧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从这一点来说,虽然古往今来,地域的管理机制一直在变动,而管理的内核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其要义无非是:第一,人民生活的协调运作;第二,村域经济文化的自组织;第三,基层行政的正常运转;第四,整个国家体系的神经末梢。
从花桥的历史来看,我们可以追溯的历史可以从明代开始。明代的卫所制度和清代以后的县域制度,是在整个国家行政管理体系中花桥所经历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治理体系。
鹤峰设县的历史一般从雍正年间开始,1990年版的《鹤峰县志》就从鹤峰州设立开始谈起的。这部志书认为,雍正十三年(1735)是鹤峰历史的一个节点,此前是容美土司的历史,此后开始进入鹤峰的县域历史。从目前来看,鹤峰的历史文化开发,也是以“土司文化”为主打的。
最简单地说,所谓的土司文化,就是在政府承认的当地自治的地方管理体系之下产生的地方文化传统。现在一般把土司制度和民族的自治联系起来,认为是早期民族区域自治的探索实践。这种制度,在元代最成体系。
而花桥在鹤峰州设立之前并不属于土司制度体系,而是属于卫所制度体系。所谓的卫所制度,是明代的创制。最简单的说,卫所文化就是政府为了国家建设而设立的一种准军事化的民事治理体系。顾准说,“明代的卫所在多数情况下是一种军事性质的地理单位,而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军事组织。”(第33页)“明初以来作为一种制度推行的卫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一种特殊的军事单位,它不仅与古今一切军事组织一样承担军事任务,还具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即管辖一块不属于行政系统的土地,是朝廷版图内的一种地理单位。正是由于卫所具有这样一个特点,再加上卫所军家缴纳的子粒(就是交公粮)比州县从民户征得的税粮要重得多,所以卫所才会在清代存在很长时间。”(第43-44页)
也就是说,从明代初年开始,一直到清代初年,卫所都是政府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系统。国家承平时期,卫所由军事单位变成了一种具有行政意义的地方治理机构。比如,嘉靖年间郑晓在《今言》中说:“今两直隶、十三布政统府一百五十二、州二百四十、县一千一百三十四、百九十三卫、二千五百五十四所。”就是说,卫所已经纳入到了州县的管理体系之中,这就是清代雍正时期裁撤卫所的历史依据之一。
花桥,在明代到清初都属于麻寮所。麻寮所开始属于常德卫,后来属于九溪卫。到了雍正七年,九溪卫、永定卫改成安福县。而九溪卫所属的安福所和桑植土司合并,改为桑植县。卫所成了历史,不再为人所熟知。
有明一代,中央政府在湖北湖南设立了若干卫所。可以说从明开始,湖北湖南地区的卫所体系,与同时并存的土司文化共同造就了鄂西、湘西的历史传统,它不仅对花桥这样的村落有着历史的意义,对整个地区的历史文化而言,也是相当重要的一页。
虽然在目前来看,卫所文化相对于土司文化而言是不怎么出名的,甚至很少有人提及,不仅文化工作者知晓的不到,就是一般的民众也所知甚少。因此,如何发掘花桥一带的卫所文化,应该是很有必要的。
目前,当下的研究者一般将本地的卫所文化纳入到土司文化之中,认为卫所也是一种土司制度。两者之间是有不同的。顾准先生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大部分学者关注了雍正年间的改土归流,但对同一时期的卫所归入州县的这一历史事实缺乏深入的认识。
事实上,关于鹤峰的历史,不仅有改土归流,即将原容美土司属地设立了鹤峰州,由外地人担任最高行政长官。同时,还有卫所入州县,即原属于九溪卫的麻寮所归入鹤峰州。而花桥恰恰就是卫所入州县的一个典型案例。
所官正千户,正五品;隘官正百户,正六品。所官、隘官是世袭的,但并没有朝廷的俸禄可领;卫所亦兵亦农,屯田自给:“官不请俸,职纪土官;军不支饷,名纪土军;驻扎山峒,世守边疆。”当政府应对叛乱时,可以调动卫所官兵出征。
王阳明当年在南方平乱时,就有类似的卫所官兵参战;后来嘉靖倭乱时,麻寮所也有人去英勇杀敌并获得过战功。据说,当年保存在所坪的一口古钟,就是麻寮所千户唐涌因有战功而铸造的。那口钟,曾有一个庙专门看守,后来放在恩施的博物馆去了。
麻寮所据说元代就设立了,但真正有历史可考的是明代。明洪武二年(1369),唐涌带人投奔朱元璋,受封武德将军,从此开始成为政府军,负责“守御夷蛮诸峒”。
麻寮所的千户唐氏,原为四川唐门,后来有一支搬到慈利县。明洪武四年(1371),设麻寮所,管辖山羊隘、樱桃隘、南道(拦刀)隘、黄家隘、靖安隘、九女隘、曲溪隘、梅梓隘、青山隘、在所隘等十隘。
从明初一直到清初,麻寮所都存在着。麻寮所的驻地也一直在所坪。就在花桥的左近,如今过了新的花桥大桥没多远就是所坪了。
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朝廷设九溪卫,下辖添平所、安福所和麻寮所。九溪卫的领导为游击将军。“三楚古来多福地,九溪应即是仙源”,说的就是九溪卫当年的繁荣景象。
九溪卫有志书几种,分别是《康熙九溪卫志》和民国二十四年(1935)慈利人陈宗瀛编写的《九溪卫志》。麻寮所也有一部志书。
这三部书我暂时没有看到。找这几部史志之后,可能花桥的早期历史就更清楚了。
麻寮所下辖的靖安隘有正百户昭信校尉)。百户为正六品,副百户为从六品。正百户姓向,山羊隘和九女隘的正百户也姓向,都是向肇荣的后人。隘也被称为司,所以后来有了靖安司和山羊司的说法。靖安隘从明朝初年就在花桥坪(也就是花桥)。
山羊隘的正百户(从向肇荣之子向大望往下,分别是向彦才、向初文、向均佐、向永斌、向辅、向大绍、向明表、向阳春、向维一、向绍勋、向九锡、向文玉、向文明。
花桥的正百户从向肇荣开始,接下来是向大雅,向良金、向祥、向拳甫、向永忠、向瑄、向世瑛、向昂、向廷辅、向汲、向元桐、向永爵、向日功、向九富、向子瑛、向庆历、向祚华。
元成日九子,庆祚永天长,文武家绪延,是花桥向氏的字辈排行。可以说,基本上花桥姓向的都是向肇荣的后裔。当然,其中个了十几代人,大多已经没有办法往前追溯了。
向庆历有两个兄弟,叫向庆明、向庆虎,向祚华有一个兄弟叫向祚富。
现在存有一块老碑,是末代靖安隘百户向祚华为他的二叔三叔建造坟墓时立的。
这块老碑是村里的一位伯伯保存下来的,据说当年在挖池塘或者其他什么东西的时候,他把老碑扛回家了。长时间放在猪圈里,前些年他儿子因为看了族谱,知道祚字辈的是自己的老前辈,就从猪圈中把它抢救出来了。不知道这块老碑文是不是卫所时代的花桥的唯一遗存。
据说花桥曾有靖安司的遗址存留,不过现在很难找寻了。
另外,还看到了几个修房子时立柱子的老石墩,我们称之为桑邓岩(读音如此),或许那几个石头也是当年卫所时代的遗存也不一定。
总之,历史已经消失了,而花桥人民继续创造着他们的历史。
即便没有人去书写,一样要过好自己的日子,这就是中国人的生活常态。不因没有历史的记载而不存在历史,也不因没有记载的历史而失去历史。
历史就在我们的脚底下,走出来的路,就是所谓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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