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郁達夫在《乙亥夏日樓外樓坐雨》中所云：“江山也要文人捧，堤柳而今尚姓蘇。”岳陽樓的著稱於世，很大程度上是得益於范仲淹的那篇驚世著作《岳陽樓記》。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岳陽樓記》中的經典名句，說出了無數仁人志士的心聲，一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更道出了古代士大夫憂國憂民的高尚情操。

能把岳陽樓的山水樓觀，上升到如此思想境界，范仲淹真不愧爲一代文豪。但細讀《岳陽樓記》卻不難發現，通篇300餘字，除了描寫洞庭湖景，就是發表思想感言，而對於本該重點描繪的岳陽樓主體結構形狀和遠近高低，卻隻字未提，這是爲什麼呢？答案是，寫出《岳陽樓記》名篇的范仲淹，實際上從未親眼見過岳陽樓。

據記載，岳陽樓始建於東漢建安年間，初爲東吳戰略家魯肅操練水軍的閱兵樓，唐朝時由開元名相張說在舊址上修建樓閣，取名岳陽樓，詩仙李白和詩聖杜甫均曾在此留下詩篇，但知名度都不高。直到范仲淹的《岳陽樓記》橫空出世，才一文成名，驚豔千古。

《岳陽樓記》創作於慶曆六年，當時，范仲淹因主持“慶曆新政”失敗被貶官到河南鄧州，而他的好友滕子京於此前的慶曆四年春被貶湖南嶽州，在任期間，做了三件政績工程，其中一件就是重修岳陽樓。爲了提高政績工程的知名度，滕子京遣人快馬加鞭，給當世文豪范仲淹送去一封求援信，請他爲剛剛落成的岳陽樓寫一篇記，給他的唯一參考資料是一幅《洞庭晚秋圖》。

范仲淹年少時曾隨繼父朱文翰在位於洞庭湖一角的湖南安鄉生活過一段時間，洞庭湖的“淫雨霏霏”和“春和景明”在他腦海中都有着極深的印象，所以他寫起洞庭湖的湖光山色時信手拈來，出口成章，而對於從未親眼見過的岳陽樓則只能閉口不談。

當然，《岳陽樓記》之所以堪稱千古名篇，絕非在於景色描寫，而是在於思想境界。若要真正理解范仲淹隱藏在景色描寫中的深刻寓意，我們就必須回到當時的歷史背景中去。

范仲淹創作《岳陽樓記》之時，正處在他人生的一個低潮期。自幼立志“不爲良相，則爲良醫”的范仲淹，其最高理想便是救世與救民，正是出於這種憂國憂民的情懷，他決意以改革的方式革除弊政，還百姓一個太平盛世。於是，在宋仁宗的支持下，范仲淹開啓了歷史上著名的“慶曆新政”，並提出了著名的“範十條”：“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

當時的北宋，官僚隊伍龐大，行政效率低下，范仲淹首先要解決的就是“三冗”問題，即冗員、冗兵和冗費。自古以來凡是改革，“裁員”和“減錢”都是最得罪人的，“慶曆新政”觸犯了貴族官僚的既得利益，遭到了守舊勢力的頑固阻撓，以至於剛剛推行一年零四個月就宣告失敗。與此同時，作爲新政主角的范仲淹也被推上了風口浪尖，成爲衆矢之的，旋即被貶出京，落職邠州，不久後遷鄧州。這一年是慶曆五年，范仲淹57歲，這已經是他政治生涯中的第四次被貶。

電視劇《清平樂》對范仲淹的屢次被貶有着非常形象地刻畫，每一次入京，他都雲淡風輕，每一次出京，他都談笑自若，對於心懷天下的人來說，無論身處何方、身居何職都是在爲國盡忠，所以無所謂成敗、無關乎悲喜。真實歷史中的范仲淹亦然，到了垂暮之年的他，屢遭磨難，壯志未酬，但心胸依然豁達，放不下的唯有他的君和他的民。

如此背景下，范仲淹應好友滕子京之請所寫的《岳陽樓記》，實則是對自己內心感受的一種寄託和宣泄，所以無需見過岳陽樓實物，也能成就千古名篇。

“淫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 ”並非他眼見之景，而是暗指推行“慶曆新政”中遇到的阻力和挫敗，“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也並非他目睹之狀，而是象徵心中抱負得以施展後的春風得意。范仲淹不會因爲失敗而“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也不會因爲成功便“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范仲淹心境的真實寫照，“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是范仲淹情懷的完美體現。這就是文豪，這就是名篇，所寫之景皆是心中之景，每字每句都是時代最強音。

參考資料：《岳陽樓記》、《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