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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由于种种原因，政府的财政常常入不敷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最快的方法就是“卖官鬻爵”，按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买卖官职。

“卖官鬻爵”商品化

追溯其历史渊源，最早见于《管子》，其中的《八观》篇载：“良田不在战士，三年而兵弱。赏罚不信，五年而破。上卖官爵，十年而亡。”指出“卖官爵”的危害性非常大。对此，《韩非子》中《五蠹》曰：“今世近习之请行，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

只是这一时期还都是私下交易，《韩非子八奸》云：“父兄大臣上请爵禄于上而下卖之以收财利及以树私党，故财利多者买官以为贵。”

为何会出现官爵这种现象呢？

这还得与战国时期的私有经济发展联系起来。我们知道，当时由于冶铁技术的发展，铁犁牛耕得到普遍推广，大量农田得到开垦，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建立和封建社会迅速得以确立，商业经济也随之发展。经济上的变革也影响到政治领域，开始出现“买官卖官”；反之，政治权力也反作用于经济。如商鞅在秦国变革时，就提倡“以权索利”。

“卖官鬻爵”制度化

“卖官鬻爵”真正成为一种制度一般认为始于秦王嬴政四年（公元前243年）。《史记·秦始皇本纪》载，这年十月：“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鬻爵”是指用爵位来换取粮食，目的是救灾，和钱财还挂不上钩，即仅为国家遭受自然灾害时，因粮食不足而采取的应急措施。

秦一统中国后，由于不注重让老百姓休养生息，接着又发生楚汉相争的连年烽火，等到刘邦再次统一中国时，社会经济极其萧条。到文帝时，为了增加政府财政收人，解决边疆军队粮草问题，采纳了晃错建议，抑商贵粟，鼓励务农，即允许用粮食换爵位。

可见，刚开始时，统治者开始允许“卖官鬻爵”，主要针对突发战争、灾害而造成的财政危机而开设的，这也是“卖官鬻爵”得以在封建社会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经过文帝、景帝统治的所谓“文景盛世”，至武帝时，西汉王朝开始由盛转衰。汉武帝连年北伐匈奴，加上虔信神怪、奢侈无度，致使国家经济凋敝，使得“自是之后，孝武内穷侈靡，外攘夷狄，天下萧然，财力耗矣！（《资治通鉴》）”

在这处情况下，据《资治通鉴》汉武帝元朔六年四月载，（汉武帝）下诏公开卖爵：“六月，诏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臧罪。置赏官，名曰武功爵，级十七万，凡直三十馀万金。”造成了“吏道杂而多端，官职耗费”之局面。

要知道，汉武帝时期的西汉达到鼎盛时期，但是即使这样，仍然存在公开“卖官鬻爵”，那么其它不如西汉的朝代就更不用说了。此后，在封建社会里，“卖官鬻爵”再也无法消除了，成为封建制度腐朽黑暗的重要标志之一。如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政府就倡导“卖官鬻爵”，用以解决战争导致的国库亏空等财政问题。唐昭宗时的宰相韦贻范，上台不久就靠封官“承诺”捞了很多油水，“货未出手，先收订金”。只是还没完全兑现“承诺”，其母亲就死了。按风俗，韦贻范应被免职回家守丧。但是，这可急坏了那些被他“承诺”受封的受许者们，纷纷上门来吵着要求退还买官钱。无奈的韦贻范只能于守丧期满未满时，就要求提前恢复相位。他复位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那些“债主”封官晋爵。

进入宋代，正如伍跃在《中国的捐纳制度与社会》中描绘道：“进入宋代以后，国家推行的卖官鬻爵通常被称为‘纳粟’、‘进纳’、‘入赀’、‘纳赀’、‘献纳’和‘献助’等等。其中，‘进纳’又进一步分为‘进纳补官’、‘进纳出身’和‘进纳买官’等。”可见，当时的“卖官鬻爵”被进一步细化，这和整个宋朝重文轻武，积贫积弱的政治环境紧密相连，重点就是要解决财政收入问题，此外，还可以协调官、商等阶层关系。

“卖官鬻爵”合法化

明朝时期，《明史·食货志》曰：“捐纳事例，自明宪宗始。生员纳米百石以上，入国子监；军民纳二百五十石，为正九品散官；加五十石，增二级，至正七品上。”“捐纳”是“卖官鬻爵”进化到了一种新的形式，可说是明清时政府的财政收入形式之一，即以官爵封典为“承诺”，而向百姓或官吏吸收粟米与银钱，以平衡财政。

明代最典型的莫过于严嵩。他从买官得以升迁，又以卖官“搜刮”钱财。史载，严嵩曾以“千辆资财，用以遗贵近”，终于当上内阁首辅。他卖官“官无大小，皆有定价”，如文官州判300两，吏部官售价最高，郎中、主事开价3000两，后又猛增至1.3万两。严嵩败落后，抄其家所得净金、金器重3.4万余两，净银、银器重203.9670万两，其他珍宝、字画、房地产难以估算。

又伍跃《中国的捐纳制度与社会》描述：“明朝景泰年间（1450—1456），政府开始出卖国子监——国家最高学府兼国家最高官僚养成所——的学籍。”连国家培养政治人才的最高学府都可以“买卖”，可见“卖官鬻爵”得到官方的合法认可，这也是“卖官鬻爵”成为国家制度的标志。

“卖官鬻爵”完备化

清代捐纳始于顺治六年（1649年），刚开始时仅仅只是办理监生吏典承差等捐纳。至康熙朝，为了筹集征讨三藩之乱的军饷，开始实行捐纳实官，后来又实行捐纳保举。只是这些“小打小闹”根本无法解决由于连年战争致使的国库亏空。至雍正朝，罗玉东在《中国厘金史》中曾指出：为满足不断扩大的财政支出需求，遂扩展了捐纳范围。不管是文武生员、内外官吏，还是平民百姓，只要纳米纳银，都可以获得职衔、加级和封典。这些人捐纳的财货，除一部分留本省外，余均送京，上缴于捐纳房，以供中央开支。每年收入多则一千四百八十余万两，少则也有一二百万两。一般来说，雍正年间的捐纳还不是每年都有，收入还很少。到了乾隆朝各年捐纳就达到一二百万两，嘉庆朝各年捐纳更是达到惊人的二三百万，甚至四五百万两，占到收入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以上。

清朝前期有钱用兵频繁，可见捐纳对清王朝的财政影响有多大。

清代“卖官鬻爵”，不仅可以缓解枯竭的财政，又满足了买官者的虚荣。只要是想做官的，仅向户部捐一定数数量的银子，户部就向吏部申报，颁发官书。只是，捐纳得来的官职一般都为虚衔虚职，虽享受同等官员的官服、官轿等待遇，却无实权，不过问正事。

此时的“卖官鬻爵”制度已经达到“完备”。不仅公开透明，卖官的钱上缴国库，且得到的官职是虚职，不能利用权力搜刮百姓，更不能利用权力捞回买官之资。如山西、浙江就有大批大富之家捐官，特别是平遥、祁县、太谷、徽州等地够县官级的人，几乎全城都是。它与科举、荫袭、保举可谓清朝选拔官吏的三个重大途径。

“卖官鬻爵”开始消亡

到了咸丰、同治两朝，“卖官鬻爵”的弊病开始爆发。郑观应《捐纳》曰：“捐员之自拔于寻常者千百中之二三而已，其足以坏国家之大体，为圣德之深累者实无穷也。”《皇朝经世文编三编》中归纳其五方面的弊病：“给符可买，夷袒官吏，轻量朝廷，……名器滥，有损圣朝体制，害国体也；惟知剥民，竭民之脂膏，敛民之货财，侵挪吞用以饱私囊，害民生也；市侩无赖，目不识丁，或胸无点墨，一旦出膺道府州县、民社，于民事政事惜然无知，惟赖青吏幕友舞文弄墨，肆行无忌，而政事不可间，害政事也；造成正途及保举人员拥挤，豪杰未免灰心，有志者竟不得舒展其志，官不安于未秩，士不安于读书，开侥幸之风，害人才也；纵挎子弟，不学无术，一旦捐纳得官，朝犹白丁，暮已列于仕版，俨然握印，律例不悉，民事不知，害官方也。”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被推翻。随着清朝的灭亡，“卖官鬻爵”制度也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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