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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由於種種原因，政府的財政常常入不敷出。爲了解決這一問題，最快的方法就是“賣官鬻爵”，按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買賣官職。

“賣官鬻爵”商品化

追溯其歷史淵源，最早見於《管子》，其中的《八觀》篇載：“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賞罰不信，五年而破。上賣官爵，十年而亡。”指出“賣官爵”的危害性非常大。對此，《韓非子》中《五蠹》曰：“今世近習之請行，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也矣。”

只是這一時期還都是私下交易，《韓非子八奸》雲：“父兄大臣上請爵祿於上而下賣之以收財利及以樹私黨，故財利多者買官以爲貴。”

爲何會出現官爵這種現象呢？

這還得與戰國時期的私有經濟發展聯繫起來。我們知道，當時由於冶鐵技術的發展，鐵犁牛耕得到普遍推廣，大量農田得到開墾，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建立和封建社會迅速得以確立，商業經濟也隨之發展。經濟上的變革也影響到政治領域，開始出現“買官賣官”；反之，政治權力也反作用於經濟。如商鞅在秦國變革時，就提倡“以權索利”。

“賣官鬻爵”制度化

“賣官鬻爵”真正成爲一種制度一般認爲始於秦王嬴政四年（公元前243年）。《史記·秦始皇本紀》載，這年十月：“蝗蟲從東方來，蔽天。天下疫。百姓內粟千石，拜爵一級。”值得注意的是，這裏的“鬻爵”是指用爵位來換取糧食，目的是救災，和錢財還掛不上鉤，即僅爲國家遭受自然災害時，因糧食不足而採取的應急措施。

秦一統中國後，由於不注重讓老百姓休養生息，接着又發生楚漢相爭的連年烽火，等到劉邦再次統一中國時，社會經濟極其蕭條。到文帝時，爲了增加政府財政收人，解決邊疆軍隊糧草問題，採納了晃錯建議，抑商貴粟，鼓勵務農，即允許用糧食換爵位。

可見，剛開始時，統治者開始允許“賣官鬻爵”，主要針對突發戰爭、災害而造成的財政危機而開設的，這也是“賣官鬻爵”得以在封建社會長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經過文帝、景帝統治的所謂“文景盛世”，至武帝時，西漢王朝開始由盛轉衰。漢武帝連年北伐匈奴，加上虔信神怪、奢侈無度，致使國家經濟凋敝，使得“自是之後，孝武內窮侈靡，外攘夷狄，天下蕭然，財力耗矣！（《資治通鑑》）”

在這處情況下，據《資治通鑑》漢武帝元朔六年四月載，（漢武帝）下詔公開賣爵：“六月，詔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臧罪。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造成了“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費”之局面。

要知道，漢武帝時期的西漢達到鼎盛時期，但是即使這樣，仍然存在公開“賣官鬻爵”，那麼其它不如西漢的朝代就更不用說了。此後，在封建社會里，“賣官鬻爵”再也無法消除了，成爲封建制度腐朽黑暗的重要標誌之一。如在安史之亂爆發後，唐朝政府就倡導“賣官鬻爵”，用以解決戰爭導致的國庫虧空等財政問題。唐昭宗時的宰相韋貽範，上臺不久就靠封官“承諾”撈了很多油水，“貨未出手，先收訂金”。只是還沒完全兌現“承諾”，其母親就死了。按風俗，韋貽範應被免職回家守喪。但是，這可急壞了那些被他“承諾”受封的受許者們，紛紛上門來吵着要求退還買官錢。無奈的韋貽範只能於守喪期滿未滿時，就要求提前恢復相位。他復位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給那些“債主”封官晉爵。

進入宋代，正如伍躍在《中國的捐納制度與社會》中描繪道：“進入宋代以後，國家推行的賣官鬻爵通常被稱爲‘納粟’、‘進納’、‘入貲’、‘納貲’、‘獻納’和‘獻助’等等。其中，‘進納’又進一步分爲‘進納補官’、‘進納出身’和‘進納買官’等。”可見，當時的“賣官鬻爵”被進一步細化，這和整個宋朝重文輕武，積貧積弱的政治環境緊密相連，重點就是要解決財政收入問題，此外，還可以協調官、商等階層關係。

“賣官鬻爵”合法化

明朝時期，《明史·食貨志》曰：“捐納事例，自明憲宗始。生員納米百石以上，入國子監；軍民納二百五十石，爲正九品散官；加五十石，增二級，至正七品上。”“捐納”是“賣官鬻爵”進化到了一種新的形式，可說是明清時政府的財政收入形式之一，即以官爵封典爲“承諾”，而向百姓或官吏吸收粟米與銀錢，以平衡財政。

明代最典型的莫過於嚴嵩。他從買官得以升遷，又以賣官“搜刮”錢財。史載，嚴嵩曾以“千輛資財，用以遺貴近”，終於當上內閣首輔。他賣官“官無大小，皆有定價”，如文官州判300兩，吏部官售價最高，郎中、主事開價3000兩，後又猛增至1.3萬兩。嚴嵩敗落後，抄其家所得淨金、金器重3.4萬餘兩，淨銀、銀器重203.9670萬兩，其他珍寶、字畫、房地產難以估算。

又伍躍《中國的捐納制度與社會》描述：“明朝景泰年間（1450—1456），政府開始出賣國子監——國家最高學府兼國家最高官僚養成所——的學籍。”連國家培養政治人才的最高學府都可以“買賣”，可見“賣官鬻爵”得到官方的合法認可，這也是“賣官鬻爵”成爲國家制度的標誌。

“賣官鬻爵”完備化

清代捐納始於順治六年（1649年），剛開始時僅僅只是辦理監生吏典承差等捐納。至康熙朝，爲了籌集征討三藩之亂的軍餉，開始實行捐納實官，後來又實行捐納保舉。只是這些“小打小鬧”根本無法解決由於連年戰爭致使的國庫虧空。至雍正朝，羅玉東在《中國厘金史》中曾指出：爲滿足不斷擴大的財政支出需求，遂擴展了捐納範圍。不管是文武生員、內外官吏，還是平民百姓，只要納米納銀，都可以獲得職銜、加級和封典。這些人捐納的財貨，除一部分留本省外，餘均送京，上繳於捐納房，以供中央開支。每年收入多則一千四百八十餘萬兩，少則也有一二百萬兩。一般來說，雍正年間的捐納還不是每年都有，收入還很少。到了乾隆朝各年捐納就達到一二百萬兩，嘉慶朝各年捐納更是達到驚人的二三百萬，甚至四五百萬兩，佔到收入總額的百分之三十以上。

清朝前期有錢用兵頻繁，可見捐納對清王朝的財政影響有多大。

清代“賣官鬻爵”，不僅可以緩解枯竭的財政，又滿足了買官者的虛榮。只要是想做官的，僅向戶部捐一定數數量的銀子，戶部就向吏部申報，頒發官書。只是，捐納得來的官職一般都爲虛銜虛職，雖享受同等官員的官服、官轎等待遇，卻無實權，不過問正事。

此時的“賣官鬻爵”制度已經達到“完備”。不僅公開透明，賣官的錢上繳國庫，且得到的官職是虛職，不能利用權力搜刮百姓，更不能利用權力撈回買官之資。如山西、浙江就有大批大富之家捐官，特別是平遙、祁縣、太谷、徽州等地夠縣官級的人，幾乎全城都是。它與科舉、廕襲、保舉可謂清朝選拔官吏的三個重大途徑。

“賣官鬻爵”開始消亡

到了咸豐、同治兩朝，“賣官鬻爵”的弊病開始爆發。鄭觀應《捐納》曰：“捐員之自拔於尋常者千百中之二三而已，其足以壞國家之大體，爲聖德之深累者實無窮也。”《皇朝經世文編三編》中歸納其五方面的弊病：“給符可買，夷袒官吏，輕量朝廷，……名器濫，有損聖朝體制，害國體也；惟知剝民，竭民之脂膏，斂民之貨財，侵挪吞用以飽私囊，害民生也；市儈無賴，目不識丁，或胸無點墨，一旦出膺道府州縣、民社，於民事政事惜然無知，惟賴青吏幕友舞文弄墨，肆行無忌，而政事不可間，害政事也；造成正途及保舉人員擁擠，豪傑未免灰心，有志者竟不得舒展其志，官不安於未秩，士不安於讀書，開僥倖之風，害人才也；縱挎子弟，不學無術，一旦捐納得官，朝猶白丁，暮已列於仕版，儼然握印，律例不悉，民事不知，害官方也。”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清朝被推翻。隨着清朝的滅亡，“賣官鬻爵”制度也走到了歷史的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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