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在大衣哥家合力演出了一幕啼笑皆非的鬧劇……

在“大衣哥”朱之文的經歷裏，

我們總能看到

人們在逐利的過程中，

逐漸失控，

合力演出了一幕啼笑皆非的鬧劇...

“被” 直播的大衣哥

成名九年，

“大衣哥”朱之文似乎

從來沒有消失在我們的視線中，

除了出現在電視上露面之外，

最近幾年，

人們還會在短視頻平臺上看到他的身影，

而這一切的“製造者”，

則是他身邊的鄰居，甚至家人。

“圍觀”朱之文

在菏澤市單縣朱樓村的村口，特地豎了一塊路牌，上面標示着——“朱之文故鄉”。

在九年前，一首《滾滾長江東逝水》的播出，徹底打破了這個村子的平靜。村子裏那個“穿着軍大衣種地的農民”突然紅了。

雖然在九年前，人們對於“網紅”、“流量”、“粉絲經濟”這些詞彙並不瞭解，而時至今日，隨着短視頻平臺的興起，鄰居們發現，靠拍朱之文的視頻發在網上，一個月能掙到過去一年種田的錢。

於是，智能手機代替了鋤頭，朱樓村的村民們離開田地，聚集到了朱之文的院子裏。

▲山東省菏澤市單縣朱樓村，村口豎着路牌：“朱之文故鄉”。新京報記者鄭新洽攝

在當下流行的短視頻平臺裏，只要輸入關鍵字“大衣哥”，就能刷出來成百上千條視頻，而只要跟“大衣哥”相關的用戶名，粉絲量少則幾萬，多則上百萬，即使這些人跟大衣哥並沒有什麼關係，不得不說，他們用自己的行爲，很好的詮釋了“蹭流量”這三個字的含義。

無數村民更是從天亮開始蹲守在他家門口，只求拍到大衣哥發到短視頻平臺賺錢。

這些人在拍什麼？這些人什麼都拍！

“大衣哥”澆個地，有132萬的點贊；“大衣哥”洗件衣服，也有20多萬的贊。

朱之文說，自己每天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下意識抬頭看，窗子外有沒有攝像頭或者手機。

因爲每天從清晨開始，就會不斷有人狂敲自己家的大門，口中還喊着“大衣哥”。爲了能拍到他，許多人甚至會爬到牆頭上去。大門打開的一瞬間，大家蜂擁而入，其中有真實喜愛他的粉絲，而更多的是拿着手機來錄像和直播的人——不少都是熟悉的面孔，比如他的鄰居們，或者隔壁村子裏的老熟人。

因爲不堪其擾，前段時間，朱之文把從前破敗的大門重新修繕好了，安上了39根10釐米長的鐵釘，寫上警告：“私人住宅嚴禁闖入，攀爬危險，後果自負”。不過即使這樣，也依舊抵擋不住“熱情”的人潮。

（大衣哥家門被人踹開）

家人的變化，

從不堪其擾，到參與其中

或許讓朱之文始料未及的是，即使是自己的家人，也義無反顧的投身於這場“蹭流量”的熱度之中去，甚至享受其中。

在最初的採訪裏，朱之文多次表示自己妻子如何賢惠善良，誠樸能幹，任勞任怨，他大聲道出“出名不出軌”的愛情宣言讓大衆看到平凡小夫妻的溫情與愛意。

不過如今，他能看到妻子和兒女的改變——

在朱之文的妻子“大衣嫂”面前，支起了三腳架，她打扮好自己，開始直播日常的生活，成了拍視頻裏最積極的那個人。

有時候她會舉着手中的智能手機，熱情的揮着手跟粉絲們打着招呼，然後直播大衣哥的日常生活。

有時候興致來了，也會自己對着手機唱首小曲，雖然音色不及“大衣哥”，但也樂在其中。

而他的一雙子女如今更是雙雙輟學，宅在家裏一事無成。他的兒子在採訪時說上學“沒意思”，“煩得很”。甚至一度暴躁摔門而去。

那些年忙着演出賺錢的朱之文錯過了孩子的最好的教育期，如今在一夜爆紅後，雖然生活條件有了明顯的改善，而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家庭在突然面對名利時的不知所措，依舊是最大的問題。

原本幸福和諧的一家人，卻變成了誰也不認識的樣子。

從本質上來說，

朱之文的家人和村民並沒有什麼兩樣，

同樣在消費他的名氣。

朱之文沒有祕密

在菏澤單縣，49歲的朱之文沒有祕密，跟他有關的信息格外流行，儘管那其中不乏謠言。

朱之文依然是個農民，跟着節氣耕種收割，但會唱歌這件事，讓他有些不一樣。總是有人按照自己對人性的慣常認知，試圖從“不一樣”中找點話題，將朱之文一次又一次地推至網絡輿論風口。生活在網絡另一端的他們，積極參與帶有“朱之文”和“人性”關鍵詞的討論，但大概很少會欣賞朱之文的演唱，儘管他唱得那麼好。

唱歌完成人生進階

其實，朱之文人生的前40年，一直過着窮日子。朱之文小時候，用板車拉着常年生病的父親去看病，碰上大集，看到人家孩子喫包子、喫冰棍眼饞，父親愧疚，擠出一點錢讓他去買點東西喫，別看人家孩子。朱之文說不行，錢得留着看病，“我父親拉着我的手，哭得了不得”。朱之文成年了，日子依然窮。最窮的時候，家裏五毛錢攥了三個月沒捨得花。朱之文牙疼得睡不着覺，靠在口裏噙點涼水止疼，妻子不忍，賣掉留了多年的長辮子，換錢買了三劑湯藥。

正因爲窮，就連愛好唱歌也會被認爲“沒出息”，在農村沒用。可他正是憑藉唱歌，一次次完成人生的進階。

2011年，朱之文獲得《我是大明星》冠軍之後，接着參加了當年的《星光大道》，之後又登上了2012年中央電視臺春節聯歡晚會。尤其是春晚，朱之文視之爲“終生難忘”“不可磨滅”的經歷，是“這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個環節”，“沒遺憾了”。但在另外一些人看來，這些經歷則具有別樣的商業價值。

朱之文坦言，參加《我是大明星》除了愛好唱歌，還因爲那10萬元獎金，在那之前，他覺得這一輩子連1萬元都沒見過。除了拿到大獎，商演也接踵而至。那時候有公司要包裝他，按場簽約，問他一場要多少錢。他咬咬牙，伸出一個手指頭，問能給這些嗎？他想要一千塊，覺得這就不少了，但又怕要多了，所以不敢說出來。沒想到對方以爲是1萬塊，十分爽快，立刻付了他10場的費用，拿來10萬的現金。簽約結束，朱之文才知道，公司給他的對外報價一場就10萬塊。

通過絡繹不絕的商演，朱之文掙到了錢，現在他的一場商演價碼是稅前95000元，商演跟公益演出的頻率基本上是對半開。但錢也很快帶來了困擾。

“我去要賬，人家說我還想再問你借呢”

在菏澤單縣，大概人人都認爲，朱之文有錢。

有一次，在單縣縣城裏，朱之文騎着電動車，不小心碰到了另一位老太太。旁邊的人說，他是“大衣哥”，有錢，多跟他要點，老太太讓朱之文賠10萬塊錢。朱之文說，老太太只是胳膊那裏擦破一點皮，去醫院貼上創可貼就好了，但他還是賠了5000塊錢。

朱之文出錢修了村裏的路

單縣流傳的關於朱之文的說法，大多也與錢有關。有人說，朱之文的兒子訂婚，他給了親家100萬元的見面禮。實際上，朱之文的兒子才18歲。還有人說，朱之文在縣城買了房子，有同事住在同一個小區，看見他了。在接受新時報記者採訪時，朱之文否認了這一說法。

不只是單縣，在更加廣闊的互聯網時空裏，生活在網絡另一端的很多人，也往往會更關心朱之文與錢的關係。按照人們對人性的慣常認知，一個人從窮驟然到富，經歷這種經濟上的突然躍升，往往會變“壞”，比如拋棄糟糠之妻，或者驕縱揮霍，總之，骨子裏依然是“窮”的。

朱之文爲村裏添置的健身器材

成名至今，朱之文已經借出去一百多萬元了，借條也塞了滿滿一抽屜。“認識的不認識都上門了，八竿子打不着的也來認親戚了。”這一百多萬，讓朱之文徹底涼了心。去年他去要賬，“人家說你還問我要錢呢，我還想再問你借呢，罵罵咧咧的，還踢壞了我們家的門。”9年來，朱之文收回了兩萬元。

還有的借過了一次，再來借，不借就開罵。最多的一家，朱之文借出了35萬。“說是給孩子買房子，說的可憐巴巴的。”但朱之文至今沒收到這筆欠款。買房子沒錢了找朱之文借，買車沒錢了找朱之文借，孩子結婚了找朱之文借，多則幾十萬，最少也是一萬。“這兩年我學精了，不借了，就當交個學費吧。”

朱之文和朱樓村的村民，多年經受着與金錢和人性有關的輿論考驗，朱之文的陳述，無疑讓網友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判斷更加自信。再比如網絡上流傳說，朱之文花錢給村裏買了健身器材，且被村民半夜刨了出來，最後又自己花錢僱人挪回家裏。朱之文說，不是這樣，當時健身器材分爲兩排置於街旁的空地上，其中一排因爲佔了鄰居家門前的地方纔挪走，而另一排還在那裏好好的。

但朱之文也覺得，自己在村裏的口碑沒有以前好了。“很多人都是想去你家拍視頻，拍來拍去，我們不想叫他拍，不叫他拍就得罪。再加上人呢，咱們同樣都是老百姓，爲什麼你這麼好，我怎麼好不了呢。你掙錢那是你的事，你又不給我一分錢花花，自然不知不覺就得罪了。”朱之文說。

感覺到自己老了

儘管如此，朱之文並沒有打算離開朱樓村。他說故土難離，他在這裏出生、長大，一住就是50年。這裏有他熟悉的磚瓦，也有熟悉的夥伴。

朱之文和朱樓村，9年裏屢次成爲社交網絡上的熱點，從未主動製造話題，卻總是成爲一種流量擔當。朱之文初成名時，“草根”明星很多；但在朱之文依然自帶流量的今天，一些“草根”網紅似乎已經帶着他們的故鄉在大衆議程中消失。

放音設備加歌本，朱之文練歌的家當。

“大衣哥”的名氣

還能被消費多久？

走紅的人很多，但很少有人像朱之文這樣，有如此大的矛盾和爭議點存在。或許從9年前草根逆襲的那一刻開始，就註定了他會一直受擾於這種名氣帶來的“反噬”之中。

2011年，他報名參加了山東臺的節目，唱了那首《滾滾長江東逝水》，一炮而紅。

節目播出後，他憑藉樸實的形象與歌聲獲得了大家的認可與喜愛，人們都親切的稱他爲“大衣哥”。

但是成名給他帶來的，不是好處，不是體面的生活，而是無窮無盡的麻煩。

這些麻煩，全都來自當年嘲諷他成不了大事的鄉親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