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而官僚只是職業經理人，任期有限，會天然地爲了個人與集團的私利而損害政權、國家、民衆的利益，因此在缺乏相應技術手段的特定歷史時期，只有高度集權的帝制纔有可能制衡、監督官僚，在這個意義上，皇權可以超然於各個利益集團之上，充當制約、平衡的作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代表廣大的普通民衆利益。在缺乏相應技術手段的特定歷史時期，只有高度集權的帝制纔有可能制衡、監督官僚，在這個意義上，皇權可以超然於各個利益集團之上，充當制約、平衡的作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代表廣大的普通民衆利益。

在缺乏相應技術手段的特定歷史時期，只有高度集權的帝制纔有可能制衡、監督官僚，在這個意義上，皇權可以超然於各個利益集團之上，充當制約、平衡的作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代表廣大的普通民衆利益。——侯楊方《盛世康乾》序言

盛世之所以能夠成爲盛世的一個必要條件，政權要長期穩定，經濟長期穩步發展。盛世像一個有機的生命體，有發育、壯大、衰落三個階段，沒有足夠長的時間很難成長、壯大。西漢、唐朝、清朝的盛世都經過了一個世紀左右才能到達頂峯，在盛世的發育階段都奉行了長時期的休養生息、輕徭薄賦的政策以恢復國力。

01 執政集團的戰略規劃能力

除了長期穩定的發展，執政集團的長遠戰略目標、規劃也是一個必不可少的因素。

西漢盛世的戰略目標首先是解除一切對皇權形成威脅的國內勢力，主要是功臣集團和諸侯王，通過七國之亂、推恩令、酎金案等一系列措施，實現了中央高度集權、內政統一；第二個目標是解除最大的勁敵匈奴的威脅，經過了漢武帝多次主動出擊匈奴而達成；第三個目標是征伐四夷、開疆拓土，完成於漢武帝、宣帝時期。

清朝康乾盛世的首要戰略目標是國內統一，消滅割據的三藩、統一臺灣，完成於康熙時期；解除準噶爾帝國的威脅，爭奪、加強對蒙古與西藏的控制權，經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持續戰爭，最終實現了這一目標，征服準噶爾帝國成爲盛世頂峯的標誌。

相對來說，唐朝盛世的戰略目標與規劃不是很清晰，達成的效果也很差強人意，雖然征服了東、西突厥、高麗，但都不能像西漢、清朝那樣維持長期、穩定的統治，而面對吐蕃、南詔等也佔不了上風，甚至遭到慘敗，安史之亂後，疆域更是大幅度萎縮，丟失了之前擴張佔領的所有領土。

02 皇權制衡官僚分贓

西漢與清朝盛世還有制度上的優勢，在這兩個歷史時期，都是皇權獨大，實行高度的中央集權。在傳統的技術手段下，中國這樣幅員遼闊的大國不可能像古希臘城邦一樣實行直接民主制或間接民主制。除了極少數的例外，官僚濫用職權、謀取私利是普遍的自然現象，如果缺乏有效的監督與制衡，必然會愈演愈烈，最終政權、社會全面崩潰，因此在傳統中國，只有實行帝制才能制衡官僚階層。

皇帝通過血緣世襲，在名義上擁有國家的最高主權和所有權，對國家負有最終的無限責任，因此他的個人利益與政權的利益、國家的利益相對一致；而官僚只是職業經理人，任期有限，會天然地爲了個人與集團的私利而損害政權、國家、民衆的利益，因此在缺乏相應技術手段的特定歷史時期，只有高度集權的帝制纔有可能制衡、監督官僚，在這個意義上，皇權可以超然於各個利益集團之上，充當制約、平衡的作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代表廣大的普通民衆利益。

在這兩個盛世中，皇帝經常性地打擊貴族、官僚等特權階層，某些時期甚至可以說不遺餘力，尤其以漢武帝、宣帝時期最爲嚴厲，清朝雍正帝、乾隆帝對貪腐官僚的打擊也較爲嚴厲。

如果不是帝制，而是代表不同利益集團的官僚寡頭統治，他們會形成分贓體制、共犯集團，腐敗將因缺乏有效的制衡、監督而不可遏制地蔓延、深化，最終導致整個社會系統的崩潰。

與貪腐一樣，不斷增加賦稅同樣是官僚的天然衝動，是他們的利益所在，而這兩個盛世卻頻繁減免賦稅、大力度賑災，這都是皇帝出於政權、國家的長遠利益而讓利於民、藏富於民，這些都是皇權與廣大普通民衆利益基本一致的最重要的體現。

03  高效的組織動員和執行能力

擁有高度權威的帝制也帶來了高效的組織動員和執行能力。

西漢與清朝兩個盛世給人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點是令行禁止、信賞必罰。西漢繼承了秦朝的制度，崇尚軍功，有功封爵，無功嚴懲，常常是死刑。軍功只看效果，不看過程，因此李廣的作戰過程再曲折、再傳奇照樣不會立功封侯，反而遭到嚴懲，最終被迫自殺。

清朝軍事集團的核心層是八旗軍功貴族，他們同樣按照軍功封爵，或因失利嚴懲，而並不考慮他們原有的地位、身份——爵高爲公，官高爲一品，因作戰失利被處死的比比皆是，同樣因軍功封爵的也比比皆是。

如果沒有掌握至高無上權力的皇帝，獎勵和懲罰如此嚴明都是難以想象的，官僚寡頭集團間的博弈、妥協與利益交換不可能具有獎罰分明的高效率機制。

秦朝以後，中國文明穩定持續了兩千年，且長時期世界領先，權責相符、能有效監督、制衡官僚集團，能代表政權根本利益的帝制是其重要的制度保證，與同時期的政教合一、四分五裂、戰爭不斷的歐洲相比，在絕大部分時間裏，無論是在國家的統一、政治的穩定、政教分離等方面，還是在經濟、生活水平、文化等方面，中國都遙遙領先。

本書正面評述帝制的優越性侷限於特定的歷史時期。評價歷史不能帶入現時的觀念，認爲民主比專制優越，所以就可以否定秦皇、漢武、唐宗、宋祖，認爲他們是清一色的大獨裁者，那麼在這些人眼中歷史就會是一團黑；同樣，更不能帶入過去的觀念，認爲中國歷史帝制具有優越性來宣揚專制、人治比憲政、民主更先進。

但是中國帝制時期並非都具有以上這些優勢，這也是盛世不可能是常態的重要原因。

帝制是高度集權的人治獨裁，因此皇帝的個人能力、個人精力、意志品質、戰略眼光、責任心都非常重要。像漢文帝、漢武帝、漢宣帝，清朝的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等都是非常傑出的政治人物，他們集中在一個特定的時期連續出現，這本身就是一個非常罕見的現象，而正是如此才造就了中國歷史上罕見的兩大盛世。

更加難以複製的是，西漢盛世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下，就會相應出現最符合時代要求的皇帝。設想漢武帝出現在漢文帝時期，因爲沒有充足的國力提供他的揮霍，西漢可能直接變成秦朝第二，漢武帝就會是秦始皇或隋煬帝；但如果是漢元帝產生在漢武帝的時代，那就根本不會出現盛世，而是直接奔向平庸甚至衰世。

另外，如果沒有漢武帝、康熙帝、乾隆帝，以及他們出現在相應的時代，歷史極大可能就會改寫，因爲他們都曾獨排衆議，不顧衆人的反對，乾綱獨斷了很多改變了歷史、影響深遠的戰略決定，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盛世的產生也帶有偶然性。

【本文摘自侯楊方《盛世西漢》《盛世康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