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黃海海戰爆發後,由於北洋水師艦船速度不一,導致開戰伊始超勇”、“揚威”二艦便脫離了艦隊,在日本艦隊的第一輪炮火洗禮下便沉沒和擱淺了,而方伯謙指揮的“濟遠”號卻遲遲沒能就位,尤其是在致遠號被日艦圍攻擊沉後,“濟遠”號二話不說便脫離了戰場,直接導致“經遠”遭遇四艘日艦圍攻而沉沒。光緒二十年八月十八(1894年9月17日),黃海海戰爆發,在北洋海軍兩艘弱艦“超勇”、“揚威”先後中彈起火沉沒、擱淺,“致遠”號沉沒後,方伯謙藉口“船頭裂漏水,炮均不能施放”率“濟遠”逃出陣外,逃命途中甚至還撞沉了因起火而在搶修的“揚威”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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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甲午戰爭中,方伯謙的行爲雖然一直都有着不同聲音,但是總體來看,他因貪生怕死而臨陣脫逃的可能性極大。而且各種資料表明,早在黃海海戰之前,方伯謙在豐島海戰中便曾有臨陣脫逃的嫌疑,只不過被其矇混了過去而已。
方伯謙生平簡介
方伯謙,字益堂,於咸豐四年(1854年)生於閩縣(今福州)。早年入私塾讀書,後於同治六年(1867年)考入福建船政學堂第一期,畢業後上“建威”練船實習,巡歷南洋新加坡、檳榔嶼,及渤海灣、遼東半島各口岸。
同治十三年(1874年),牡丹社事件後,日本出兵臺灣,因其在臺灣積極備戰,獲得五品功牌,任“伏波”艦正教習,後任“長勝”艦大副。光緒六年(1880年)留學期滿回國。充任船政後學堂正教習,旋調練習艦教習,擢都司,仍留閩省儘先補用,並加參將銜。
光緒三年(1877年)冬,方伯謙被派往英國格林威治海軍學校留學,學習駕駛理法。畢業後先後登上英國東印度艦隊旗艦“恩延甫”號、改登“士班德”號實習,留學生洋監督斯恭塞格稱其爲“水師中聰明諳練之員”。
光緒七年(1881年),方伯謙調入北洋,委帶“鎮北”炮艦。此後,先後調任“鎮西”炮艦、“威遠”練船管帶、“濟遠”號管帶。
光緒二十年(1894年)四月,東學黨起義爆發,清廷派“濟遠”、“超勇”二艦護送葉志超、聶士成軍赴牙山,以“濟遠”方伯謙爲隊長。完成任務後,丁汝昌又派“濟遠”、“廣乙”等艦護送運兵船至牙山,以增援葉志超、聶士成軍,結果後來船隊遭遇日本軍艦“吉野”、“秋津洲”、“浪速”,豐島海戰爆發。此戰,中國軍艦“廣乙”擱淺自焚;運兵船“高升”被擊沉,船上千餘名中國官兵殉難;運輸艦“操江”被日艦擄走。丁汝昌經過向方伯謙和艦上官兵瞭解作戰情形後,上書朝廷請求予以嘉獎。但事後李鴻章卻調查出方伯謙在戰爭中有畏敵嫌疑,但清廷還是令李鴻章對方伯謙進行了嘉獎。
光緒二十年八月十八(1894年9月17日),黃海海戰爆發,在北洋海軍兩艘弱艦“超勇”、“揚威”先後中彈起火沉沒、擱淺,“致遠”號沉沒後,方伯謙藉口“船頭裂漏水,炮均不能施放”率“濟遠”逃出陣外,逃命途中甚至還撞沉了因起火而在搶修的“揚威”號。
戰後,李鴻章上書朝廷,清廷以“臨陣退縮”之罪將其處斬,終年41歲。
方伯謙早在豐島海戰便有畏敵的嫌疑
在豐島海戰中,當時中方僅有“濟遠”和“廣乙”兩艘船有作戰能力,“高升”和“操江”主要承擔運兵任務。根據方伯謙的說法,在發現日本艦船後,先是“廣乙”自行逃跑,自己的“濟遠”乃是孤軍奮戰,即使如此,還擊沉了日艦“吉野”號,並擊斃了日艦提督,只是由於舵機損壞纔沒有追擊。
因此,在丁汝昌向其瞭解了交戰經過,向朝廷彙報之後,朝廷不僅沒有追究其責任,反而對其和艦上官兵進行了嘉獎。然而,當時李鴻章便曾給丁汝昌寫信,言道“方伯謙牙山之役敵炮開時躲入艙內,僅大二副在天橋上站立,請令開炮,尚遲不發,此間中西人傳爲笑談,流言佈滿都下”。
不過,事後經過調查,整個交戰經過全然不是方伯謙所說的那樣。“高升”號雖然被擊沉,但卻有人倖存,而被日本擄走的“操江”號更是多有船員存活,根據他們事後的講述,再加上“逃走”的“廣乙”號船員的描述,豐島海戰的迷霧這才被揭開。
原來,當時“濟遠”號在前,“廣乙”號在後,三艘日艦在經過“濟遠”號時並未扯旗交戰,反而在經過“廣乙”時突然開炮,導致“廣乙”號受損,而“濟遠”號不僅沒有進行反擊,甚至不顧受損的“廣乙”號,“即加煤燒足氣爐,逃遁回華”,“廣乙”號則不得不停靠朝鮮海灘。而逃走的“濟遠”號面對日艦的追擊,更是先掛出了白旗,見對方仍然追擊後,竟然又掛出了日本旗。最終,“濟遠”號順利逃回,“高升”號被日艦擊沉,一千多名官兵葬身大海,“操江”號被日軍俘獲。
至於“濟遠”號用尾炮攻擊日艦“吉野”號之事,則完全是水兵王國成自行組織的,且“吉野”號並不像方伯謙所說的那樣被擊沉,而是僅僅受了輕傷,因爲在之後的黃海海戰中,“吉野”號便再度參戰了。
方伯謙在黃海之戰中的表現
黃海海戰爆發後,由於北洋水師艦船速度不一,導致開戰伊始超勇”、“揚威”二艦便脫離了艦隊,在日本艦隊的第一輪炮火洗禮下便沉沒和擱淺了,而方伯謙指揮的“濟遠”號卻遲遲沒能就位,尤其是在致遠號被日艦圍攻擊沉後,“濟遠”號二話不說便脫離了戰場,直接導致“經遠”遭遇四艘日艦圍攻而沉沒。
至於“濟遠”號脫離戰場的原因,方伯謙給出的解釋是“傷處甚多,船頭裂漏水,炮均不能放”,也就是“濟遠”號乃是被迫退出戰場的。然而在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上海出版的《中倭戰守始末記》一書中,濟遠艦管理炮務的德籍洋員哈富門面對記者的詢問,對“濟遠”的損傷情況給出了說明。原來,濟遠僅有兩門大炮受損,15公分尾炮1門“機器受損,不能運動”,21公分大炮1門“機器也已損壞,炮架不能運動”,並不是“炮均不能施放”,更是給出了“我船雖受傷,並無大礙”的定論。可見,“濟遠”號因受損而退出戰場的說法顯然站不住腳。
那麼方伯謙是不是貪生怕死呢?在致遠號被擊沉後,日本艦隊的下一個目標正是濟遠號,自知不敵的濟遠號於是主動逃離戰場,即使方伯謙不是貪生怕死,但臨陣脫逃這個罪名他是沒得跑。正是由於他的逃跑,才使得與它同在一個小隊的廣甲號也逃之夭夭,直接導致經遠號陷入了圍攻之中,就更不要說因爲逃跑而撞沉因起火正在搶修的“揚威”號之事了。
而更令人可氣的是,爲了應對戰後的檢查,逃避臨陣脫逃的責任,他竟然不惜自己破壞艦船。戰後,丁汝昌派洋員戴樂去登船檢查,戴樂表示“濟遠號的火炮不像是被火炮擊傷,而是用炮錘自行砸壞的”。恐怕,正是這件事徹底激怒了李鴻章和丁汝昌,畢竟早在豐島海戰方伯謙就玩過這一手,通過篡改航海日誌的方式逃脫責任。於是便有了李鴻章上書朝廷,朝廷下令將其處死這一幕。
方伯謙臨陣脫逃的原因,我想恐怕還是過於貪戀現有的一切。據稱,方伯謙寧可管帶不做,也不想放棄其家業“如或苛求,盡以革職了事,雖一二品或難聚復,而每月薪水數百兩依然也”,此時的他可以說正處在事業和家庭的上升期,豈可甘願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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