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是一名出身于陕北的作家，他以两部名作——《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而蜚声于中国文坛。其中后者几乎是家喻户晓，至今已经取得了2000万册的史诗级销售量，被誉为现代农村史诗级作品。

然而或许谁也没想到，就是这样一位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大作家，却过了一段甚至连普通老百姓都不如穷苦日子。可以说，路遥是在贫穷中出生，在贫穷中去世。

路遥，本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按说做为长子，他应该是最受宠的。然而随着他五个弟妹的相继出生，他家里的日子也变得日渐穷困。无奈之下，路遥的亲生父母只好将他过继给大伯为子。在离家当天，路遥躲在没人的地方，整整哭了一下午。

眼泪虽然流，但日子还得过。最终，路遥还是跟新的爹娘去往延川。与亲生父亲一样，大伯家的家境同样一贫如洗。贫瘠的陕北大地，根本无法带来富足的生活。因此路遥的童年可以说是在饥寒交迫中度过。

为了让路遥能够上学，他的养母李桂英甚至不得不去要饭，好省下一点口粮，让路遥能够上学堂。为了不让路遥觉得丢脸，李桂英甚至会走上数十里，在路遥看不到的地方乞讨。

路遥早年的贫穷，让自卑和自傲的性格，同时刻入他的灵魂。铸就出一种超越常人的自尊心和征服欲，同时也造就了他畸形的消费观。

一方面，路遥不讲究吃不讲究穿，按照朋友的说法就是：

“平日吃个馍，嚼上一棵葱就满足，可关键时刻绝对要抽根好烟，穿身体面的衣裳，再穷也要给好友送个礼”。

也就是说，在看不到人的地方，路遥总是苛待自己；而在社会上，路遥总是出手阔绰。明明家里已经揭不开锅，还不断主动资助一些朋友，借钱都要请别人吃饭。

与此同时，路遥在抽烟与喝咖啡方面，却有着别样的嗜好。不好的烟，他绝对不抽；不好的咖啡，他绝对不喝。每个月花在抽烟和咖啡上的花销，在当时人看来都是天文数字。

路遥之所以对高档咖啡和高档烟如此热衷，很大程度是因为路遥想借助这些外物，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好友海波曾经问他：为什么不降低烟的档次？而路遥的回应则认为好烟不是生理上的需求而是心理上的需求。

如果路遥活到现在，这点儿花销或许根本不算什么。但在路遥所生活的年代，却让他的家境堕入极贫的境地。例如路遥的

《人生》共13万字，路遥获得1300元的稿费,千字10元；

1986年，《平凡的世界》由文联出版社第一次出版，稿费大概3万元，千字30元。

从当时的物价水平来看，这样的收入着实令人称羡。但以路遥这样的花钱方式，这些稿费却远远不够。当《平凡的世界》荣膺中国文学最高奖“茅盾文学奖”，他连进京领奖的路费都没有。在火车上，路遥不禁骂出一句脏话：

“去他妈的文学。”

最终路遥的贫穷，彻底摧垮了他原本壮实的身体。路遥一家原本就有家族性肝硬化，而他昼夜颠倒、日以继夜、宵衣旰食、嗜烟好酒的生活、工作方式，让他的肝硬化早早地进入了晚期。

从1987年开始，路遥便出现了吐血的症状。由于囊中羞涩，路遥甚至不敢去医院查看。路遥去世那年，延安至西安的铁路刚刚开通，他便兴冲冲地坐上火车，准备收集一些素材，要写一篇超越《平凡的世界》的巨著。

然而路遥一上火车，就感到腹痛难忍。等他下了火车，不管如何再也挪不动了，差点直接倒地。等被抬入医院，诊断结果出来，那医生只一个劲摇头，表示有心无力，直接嘱咐家属打点后事了。

住进医院后，虽然大家都瞒着路遥，不告诉他具体的病情。然而路遥在隐约间，已经料到了自己身体的状况。因此躺在病床上的路遥，每天都忧心忡忡，常常流泪，他担心自己只有13岁的爱女路茗茗，担心自己仍生活在寒窑之中的养母。

更让路遥受打击的是，就在他去世前2个月，他的妻子林达在病榻前，将离婚协议书交到他面前。对此，路遥并没有说什么，忍痛签下了协议。

1992年11月17日那个夜晚，路遥在抑郁和痛苦中离世。在弥留中，路遥却不断地念叨自己的亲生父母，不住地“胡言”：

“爸爸妈妈可重要哩……“爸爸妈妈可亲哩”。

去世时，路遥乃是名震中国的大作家。但他死后，给老母和13岁独女留下的，竟然只是一叠总数达1万多的欠条。而他死前最大遗愿之一，只是想借5千块钱而已。

据说路遥死前，执意要见老友贾平凹一面，一定要对他最后说一句话。据当事人回忆，路遥对贾平凹说得最后一句话是：“看我这熊样，你要引以为戒，多用心呀！”贾平凹闻此，竟像逃跑一般地飞奔出病房，蹲在楼梯拐角，涕泗交下，嚎啕大哭起来。

从此以后，贾平凹变得“爱钱如命”，其吝啬闻名于中国文坛。或许这样的改变，正是源于路遥的告诫。2017年，路遥死后15年，贾平凹在纪念文章中说：

“他是一个优秀的作家，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是一个气度磅礴的人。但他更是夸父，倒在干渴的路上”。

或者，这正是对路遥辛酸一生最好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