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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历代君王的制衡之道，当然比起其他六国，世代秦王早已深谙其中道理。而齐国的齐桓公独掌大权，燕国的子之一家独大，最后引起举国大乱。秦王虽然极为信任张仪，仰仗张仪，甚至要依靠张仪连横六国，反间和制衡魏国。但是，能力再高、再忠心，秦王仍然要用司马错对其制衡，以免发生权利失衡，对权臣失去控制的后果有可能是灭国的惨状。

秦国之所以强，很大的原因是自秦献公开始都用对了人。秦国不但用对了人，还对人才进行了非常科学、有效的拉拢和制衡。

公元前 316 年，秦国南方的邻居巴国和蜀国发生战争。这两个国家本来都与秦国交好，甚至因为势力弱小，有臣服于秦的态势。而两国发生矛盾，都向秦国求援。

当时是秦惠文王在位，他有心借此机会帮助巴国攻打蜀国，以此平乱的同时还能获得好处。但是，当时正值与韩作战，如果派兵南下，有可能遭到韩国偷袭。这时候他询问张仪和司马错两位近臣，如何是好。

张仪说：应该先打韩国。现在我们与邻近的魏国关系不错，与楚国也算和睦。如果攻下韩国的宜阳，就可以直接进入周王城了。到时候，秦王可以拿着天下重器“九鼎”，名正言顺的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秦国可以成就天下霸业。我听人说，在庙堂之上争名位，在市场争利润。现在韩国的土地和周王的天下就摆在你的面前，此时不争，跑去偏远的巴蜀与小国争利，太不合适了。

司马错却反驳说：要想让国家富起来，必须开疆拓土。要想强大军队，必须富国富民。要想成就王业，必须广施恩德。只要富国强兵而厚德，王业自然就成了。

现在的秦国人少而得少，百姓穷苦国家不富，不如从小做起。巴蜀在西南方的偏远地方，他们的首领没什么才能，兵弱而民穷。现在的秦国去打蜀国，非常轻松。等占领了蜀国，土地就增加了，又能掠夺蜀国的资产，富足他们的百姓。百姓爱戴你，根本不需要什么兵力就可以维持蜀国的控制。

攻下了蜀国，其他国家不会批判你，获得了土地和利益，别人不会说你贪婪，这就是名利双收。如果去攻打韩国，挟持了周天子，名声不好听的同时，会面临危险。因为韩国与齐国交好，齐国与楚国联盟，攻韩又威胁魏国，这样他们就会联合攻秦，将来会使秦国陷入危机之中。所以，攻韩不如攻蜀。

秦惠文王最终听从了司马错的建议，派兵攻打蜀国。不到半年，蜀国被秦攻下，秦国使蜀国向其称侯，又派陈庄为蜀国相国。蜀国并入秦国后，果然增强了秦国的实力。

张仪当时是相国，而且对秦国忠心不二，惠王什么没有听从他的意见呢？

首先秦王有自己的主见。《史记》和《资治通鉴》记载，惠王本身就想去伐蜀国，但是有些担忧。这就是为什么说秦国从献公开始一直有贤明的君王。惠王不但善于拉拢人才，自己也非常有谋虑和主见。作为一国之君，每一个重大决定都是改变秦国命运的转折，所以他有自己的分析和思想，只是需要一个详细的利弊分析。这点商鞅也曾对惠王的父亲孝公说过，做大事的人不必去问每一个人的意见，自己要有自己的决定和想法。

其次，形势所迫。司马错说的很有道理，当时的战国七雄都有争名夺利的心思，周天子就在那里瑟瑟发抖，周围的几个国家早就觊觎多时。所以谁第一个挟持住天子，谁就有可能成为众矢之的。虽然，称霸战国的人一定会灭了周天子，抢夺九鼎重器，但是秦国当时的实力仍然不足以完全抗衡韩魏、齐楚的联军。

历史证明，这个策略是正确的。惠王之后的昭王同样理解这个道理，此后秦国都是逐渐蚕食韩、魏、赵、楚的领土，而不是举国之力去灭一个国家，或者在其他国家齐心的时候去招惹他们。

最后一点，惠文王需要臣子的权力平衡。这就比如张仪虽然为相，但是同朝的司马错、公孙衍都同样获得秦王宠信。比如商鞅时期，孝公虽然全力支持他，但是仍然会留着甘龙、杜挚来奋力指责张仪。再比如后世著名的和珅和刘墉，乾隆当然知道和珅的不好之处，但是只要不叛，和珅需要制衡刘墉，刘墉也不断制衡和珅。

当然，秦王的制衡方法并没有让司马错和张仪伤心，没有让他们心生不满。反而，这会让两个贤臣更加敬佩秦王的贤明和聪慧。在这样的领导手下工作，是一种“千里马”遇到“伯乐”的欢喜，也是“良禽择木而栖”的智慧。明白此中道理，张仪没有生气，反而更加珍惜与惠王的君臣之情。

聪明的领导才有发展壮大的机会，没有手段的上司最终也难成大事，秦国能成大业，跟每个秦王都有巨大关系，他们的用人之道对秦国的影响更是举足轻重。

参考资料：《史记》、《资治通鉴》 说明：本文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立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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