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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歷代君王的制衡之道，當然比起其他六國，世代秦王早已深諳其中道理。而齊國的齊桓公獨掌大權，燕國的子之一家獨大，最後引起舉國大亂。秦王雖然極爲信任張儀，仰仗張儀，甚至要依靠張儀連橫六國，反間和制衡魏國。但是，能力再高、再忠心，秦王仍然要用司馬錯對其制衡，以免發生權利失衡，對權臣失去控制的後果有可能是滅國的慘狀。

秦國之所以強，很大的原因是自秦獻公開始都用對了人。秦國不但用對了人，還對人才進行了非常科學、有效的拉攏和制衡。

公元前 316 年，秦國南方的鄰居巴國和蜀國發生戰爭。這兩個國家本來都與秦國交好，甚至因爲勢力弱小，有臣服於秦的態勢。而兩國發生矛盾，都向秦國求援。

當時是秦惠文王在位，他有心藉此機會幫助巴國攻打蜀國，以此平亂的同時還能獲得好處。但是，當時正值與韓作戰，如果派兵南下，有可能遭到韓國偷襲。這時候他詢問張儀和司馬錯兩位近臣，如何是好。

張儀說：應該先打韓國。現在我們與鄰近的魏國關係不錯，與楚國也算和睦。如果攻下韓國的宜陽，就可以直接進入周王城了。到時候，秦王可以拿着天下重器“九鼎”，名正言順的的“挾天子以令諸侯”，秦國可以成就天下霸業。我聽人說，在廟堂之上爭名位，在市場爭利潤。現在韓國的土地和周王的天下就擺在你的面前，此時不爭，跑去偏遠的巴蜀與小國爭利，太不合適了。

司馬錯卻反駁說：要想讓國家富起來，必須開疆拓土。要想強大軍隊，必須富國富民。要想成就王業，必須廣施恩德。只要富國強兵而厚德，王業自然就成了。

現在的秦國人少而得少，百姓窮苦國家不富，不如從小做起。巴蜀在西南方的偏遠地方，他們的首領沒什麼才能，兵弱而民窮。現在的秦國去打蜀國，非常輕鬆。等佔領了蜀國，土地就增加了，又能掠奪蜀國的資產，富足他們的百姓。百姓愛戴你，根本不需要什麼兵力就可以維持蜀國的控制。

攻下了蜀國，其他國家不會批判你，獲得了土地和利益，別人不會說你貪婪，這就是名利雙收。如果去攻打韓國，挾持了周天子，名聲不好聽的同時，會面臨危險。因爲韓國與齊國交好，齊國與楚國聯盟，攻韓又威脅魏國，這樣他們就會聯合攻秦，將來會使秦國陷入危機之中。所以，攻韓不如攻蜀。

秦惠文王最終聽從了司馬錯的建議，派兵攻打蜀國。不到半年，蜀國被秦攻下，秦國使蜀國向其稱侯，又派陳莊爲蜀國相國。蜀國併入秦國後，果然增強了秦國的實力。

張儀當時是相國，而且對秦國忠心不二，惠王什麼沒有聽從他的意見呢？

首先秦王有自己的主見。《史記》和《資治通鑑》記載，惠王本身就想去伐蜀國，但是有些擔憂。這就是爲什麼說秦國從獻公開始一直有賢明的君王。惠王不但善於拉攏人才，自己也非常有謀慮和主見。作爲一國之君，每一個重大決定都是改變秦國命運的轉折，所以他有自己的分析和思想，只是需要一個詳細的利弊分析。這點商鞅也曾對惠王的父親孝公說過，做大事的人不必去問每一個人的意見，自己要有自己的決定和想法。

其次，形勢所迫。司馬錯說的很有道理，當時的戰國七雄都有爭名奪利的心思，周天子就在那裏瑟瑟發抖，周圍的幾個國家早就覬覦多時。所以誰第一個挾持住天子，誰就有可能成爲衆矢之的。雖然，稱霸戰國的人一定會滅了周天子，搶奪九鼎重器，但是秦國當時的實力仍然不足以完全抗衡韓魏、齊楚的聯軍。

歷史證明，這個策略是正確的。惠王之後的昭王同樣理解這個道理，此後秦國都是逐漸蠶食韓、魏、趙、楚的領土，而不是舉國之力去滅一個國家，或者在其他國家齊心的時候去招惹他們。

最後一點，惠文王需要臣子的權力平衡。這就比如張儀雖然爲相，但是同朝的司馬錯、公孫衍都同樣獲得秦王寵信。比如商鞅時期，孝公雖然全力支持他，但是仍然會留着甘龍、杜摯來奮力指責張儀。再比如後世著名的和珅和劉墉，乾隆當然知道和珅的不好之處，但是隻要不叛，和珅需要制衡劉墉，劉墉也不斷制衡和珅。

當然，秦王的制衡方法並沒有讓司馬錯和張儀傷心，沒有讓他們心生不滿。反而，這會讓兩個賢臣更加敬佩秦王的賢明和聰慧。在這樣的領導手下工作，是一種“千里馬”遇到“伯樂”的歡喜，也是“良禽擇木而棲”的智慧。明白此中道理，張儀沒有生氣，反而更加珍惜與惠王的君臣之情。

聰明的領導纔有發展壯大的機會，沒有手段的上司最終也難成大事，秦國能成大業，跟每個秦王都有巨大關係，他們的用人之道對秦國的影響更是舉足輕重。

參考資料：《史記》、《資治通鑑》 說明：本文圖片來自網絡，如有侵權，請聯繫立刻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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