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词。自政策实行以来，这个词在宣传上萦绕耳边，在政策上严格落实。无数城市和乡村的街道两旁，无数灰墙白砖之上，“严格落实计划生育”的大字异常醒目。从个人角度看，人们最关心的当然只有限制生育，但限制生育只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具体表现之一。这一政策不仅关乎人口数量，还关乎国家经济，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变革等方方面面。例如，从就业市场看，如果计划生育没有及时执行，每年新增就业人口数量就会飙升。对于一个发展初期的劳动力市场来说，必然不能满足大部分劳动力就业。而这一现实会直接导致大量失业，大量失业又会导致社会不安。多米诺骨牌一旦开始，就很难再停下来。

历史上的中国，自秦汉至清朝康熙年间，人口始终维持在五千万到一亿之间。乾隆初年，人口飙升到两亿，维持了近百年。道光年间，《清实录》载“人口破四亿，为四亿又百万人。”民国时期，陈独秀在《愤时俗也》中写道：“眼见得几千年河山将亡，四万万同胞坐困”，其实此时人口已远远突破四亿。建国初期，人口达到5.4亿，占当时全球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口问题已经初步显现，但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人们的劳动积极性空前绝后，只要能吃饱饭，其它一切都不太计较，因此，5.4亿人为三大改造的完成注入了强大动力。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尝到人口红利后，再生四个亿的口号被提了出来，于是，建国后短短21年内，中国人口从5.4亿飙升到8.1亿（1970），此时，社会问题越来越大。

这种时代背景下，计划生育国策被提上日程。最初提出计划生育思想的是马寅初。马寅初是中国近代典型的笔杆子战士，在哥伦比亚大学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经历了一段时期的严重通货膨胀，马寅初针对这一现象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例如，他在《抗战财政问题》中写道：“现在全国上下是‘下等人'出力，‘中等人'出钱，‘上等人'既不出钱，也不出力。”马寅初这里提到的“上等人和下等人”，自然是一种讽刺。

同时，他又提出了三大改革方案：继续降低利率，印刷纸币，强制实施一定限度的财富转移。在两年的去杠杆化过程中，利率的持续降低使得利息减少，因而贷款和消费得到了刺激。纸币的印刷，恰到好处地对抗了通货膨胀，使恶性通货膨胀被成功缓和。一定限度的财富转移，使当时许多富人手中的财富被大量转移到穷人手里，进一步刺激了社会消费。

马寅初精通经济学的同时，也研究人口理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飞速增长的人口引起了他的重视和不安。他带领团队在全国几十个省市展开了一场人口普查，最后得出结论：中国当时的人口平均年增长率达到了恐怖的23%，如果按照这种趋势增长下去，半个世纪后，中国人口总数可能接近世界的一半。对于一个新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将是灾难性的。随后，马寅初在其著作《新人口论》中系统阐述了这一思想，成为全面系统提出计划生育的第一人，这本书中的理论造福了之后半个多世纪的中国人。马老一生不但贡献巨大，而且活了整整100岁，从光绪九年（1882）一直活到改革开放（1982），可谓真正的人生赢家。

马寅初提出计划生育思想后十年左右，计划生育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展开。虽然2015年全面放开二胎，但计划生育并未终止。执行了37年的计划生育，为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积极作用。计划生育实行后，人口增长速度迅速放缓。新生儿数量的骤减，大量节省了与新生儿有关的医疗领域和第三产业支出。例如，当时一些大城市中，为每一位新生儿配备的一整套专用设施，如婴儿床，大量一次性消毒用具，食品和药物，抢救设施等的花费，甚至超出了部分贫困地区的人均年收入。这些支出在计划生育执行后大幅缩减，被投入到更加紧迫的基础设施建设、国防工业建设和能源行业。根据《中国计划生育效益与投入》，计划生育执行二十年间，共计减少出生人口约3.4亿，节省了7.5万亿相关新生儿童的经费支出。

同时，计划生育也对宏观经济影响巨大。例如，计划生育在中国第六个五年计划初期（1981）开始执行，执行后第二年，GDP增长率就上升了3.9个百分点（从5.2%到9.1%），而上一个五年计划中，GDP年平均增长率还不到0.5%。除为国家节约大量开支，促进宏观经济发展外，计划生育还为适龄劳动力的充分就业提供了保障。计划生育执行二十年后，执行之初的新生儿们逐渐走入社会和就业市场。由于当年新生儿数量骤减，使得计划生育一代人的就业率能保持稳定。例如，1988年后的20年内，中国城镇就业率始终稳定在60.6%到73.6%之间，而农村就业率高达81%到87.9%。如果没有计划生育，如果多出生3.4亿人，这样常年稳定的高就业率是不可想象的。

计划生育在教育方面也是功勋卓著。由于新生人口减少，同样的教育支出，必然服务于更少的人。这样，受教育者就能得到更高质量的教育。计划生育执行之前，一般普通中小学课堂人数，是执行之后的两倍左右，这一锐减对教育质量的作用不言而喻。教育质量的提升，必然影响到国家经济建设。计划生育执行后，国家公派留学生数量逐年增加，这些留学生学成归国后，为祖国建设出力甚多。如果没有计划生育的执行，必定有许多人连饭都吃不饱，更不要说受教育了。

当然，计划生育也不是没有任何负面作用，其中之一，就是人口老龄化。由于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初，中国已有大量中年人口，计划生育执行二十年后，这些中年人步入老年。但当年出生的新生儿数量，远远不如老龄化人口数量多，这就造成了中国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倒三角。作为社会新鲜血液和中坚力量的青少年和中年人，数量之和也仅比老年人略高一些。这一效应的负面影响是必然的。公民步入老年后，其生产力，生产率，创造力和劳动能力都大幅下降，随着年龄增加，下降速度逐渐加快。此时，与全社会供养新生儿一样，此时的社会要供养老年人。于是，一面是几乎为零的社会价值输出，一面是社会巨大的供养和投入，一面又是人均寿命的持续增长，结果是社会中数量不多的年轻人，要供养数量越来越多的老年人。

计划生育的另一个负面作用，就是人们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过去，人们抱有根深蒂固的传宗接代思想，儒家思想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深深烙在人们心中。这里所说的“无后”，与其说是没有后代，不如说是没有男性后代。这一思想在古代和近代的直接反映，就是一个家里“无论如何也要生下一个男丁”。过去许多落后地区，一家生四个到五个孩子实属正常，有些家庭常年生不出男孩，在家中已有七到八个女孩的情况下，依然坚持生育。实际上，这也是近代人口暴增的另一大原因。计划生育执行后，这种观念被强行遏制，一开始，人们在思想上颇为反抗，不但不严格遵守政策，还偷生孩子。随着近些年国家发展壮大，国民受教育程度提升，许多人的生育观发生了根本变化，大多数人传宗接代的观念逐渐减轻，一些人只愿意生一个孩子，有些家庭甚至选择丁克。在这种思潮变化下，即便二胎放开，许多家庭也不愿再生了。

因为人总要进步，年龄上去了，心智也上去了，再回首看从前的事物视觉又更全面了，不是那时候的你不优秀，只是那时候的优秀和现在不在同一个层面，让你思考的方式和可做的选择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