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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大家是否還記得那篇《讓二戰美軍癡迷的”東京玫瑰“》。

在那篇文章裏，我想表達的一個意思是：在大時代的背景下，很多小人物，其實是沒有辦法掌控自己命運的。

今天要說的這個人，和“東京玫瑰”戶粟鬱子有相同之處，也有不同之處。

相同的是，他也是大時代下的一個渺小的個體。

不同的是，他一直在爲自己的命運，甚至是他所處這個國家的國運做抗爭。

他的名字，叫王亞樵。

國民黨中統骨幹沈醉曾有一句話：

“人人都害怕魔鬼，但魔鬼害怕王亞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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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亞樵，1889年2月14日出生於安徽合肥磨店鄉。

你很難想象，後人會把“暗殺大王”這個頭銜放到王亞樵身上——作爲一名清朝出生的人，他參加過科舉考試，名列前十。

王亞樵家境貧寒，祖父和父親都爲地主耕種田地，從小就受到從官吏到地主的各種欺凌，這使得王亞樵從小就有一種反抗精神，同時，他也特別能體會窮人的疾苦。

1911年，中國發生了一件大事：辛亥革命把清王朝給推翻了。

這一年，王亞樵22歲。他幹了件當時看起來石破天驚的事——他集合了一批同鄉，在合肥宣佈成立“合肥革命軍”，撤銷清廷一切官吏，成立“軍政府”，宣佈獨立！

王亞樵自認追隨的是孫中山先生的思想，可是，孫先生並沒有讓他來管合肥，而是派了一個叫孫品驂的同盟會的人來合肥接管。

孫品驂到了合肥後，也成立了軍政府，宣佈獨立。於是，兩個“軍政府”鬧起了矛盾：王亞樵主張立刻打擊土豪劣紳，開倉濟民，但孫品驂主張暫時不要動這個階級的利益。

兩個“軍政府”就這樣吵了起來，結果，“孫政府”先下手爲強，圍捕了“王政府”，王亞樵身邊的骨幹均被槍殺，他本人因爲去鄉下集合隊伍，倖免於難。

這件事對王亞樵的一生有很大的影響，不僅僅折射出了他的政治主張，並逼得他開始人生中的第一次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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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11年到1921年，整整十年，王亞樵沒有安定過。

從合肥到安慶，從南京到上海，王亞樵創立過協會，組織過軍隊，做過不少事情，結交了很多朋友，也得罪了不少人。

在這其中，有三件事值得一說。

第一件事，是1913年在上海期間，王亞樵結識了倡導“無政府主義”的北大教授景梅九，進而參加了“無政府主義研究小組”。這段經歷，對本來就有獨立反抗精神的王亞樵產生了很大影響，也基本打造了他今後的三觀：什麼政府官員，軍閥元首，只要你是強權，我就要消滅你！

第二件事，是1921年，王亞樵又回到上海，從朋友手中接管了“安徽旅滬同鄉會”。

有一次，一名安徽籍工人被資本家拖欠工資，不僅索要不成，還反而被毒打。

王亞樵知道這件事後，當即派人去鐵匠鋪打造了100把斧頭，率領100名大漢手提利斧，直接衝到了資本家的家門口。資本家忙道歉賠付工資。

自此以後，王亞樵在上海聲名大振，他的幫會，被人稱爲“斧頭幫”。

周星馳電影《功夫》裏的“斧頭幫”，其實確有其事，幫主就是王亞樵。

第三件事，是1923年前後，王亞樵奉軍閥盧永祥之命，在湖州招兵買馬。在這期間，王亞樵和一個叫戴笠的人義結金蘭，成爲了拜把子兄弟。

這個人，日後決定了王亞樵的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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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亞樵的“斧頭幫”，當時在上海牛到什麼程度？

1932年，王亞樵因爲種種原因，得到了上海輪船招商局一艘叫“江安”號的輪船的使用權。但是，“江安號”的原經理張延齡卻拒不交船。

張延齡爲什麼有那麼大的膽子，敢和王亞樵作對？因爲張延齡是張嘯林的侄子。

張嘯林又是誰？張嘯林和杜月笙、黃金榮一起，並稱爲當時上海灘最大的三個流氓大亨。

面對這樣強大的對手，王亞樵怎麼辦？他二話沒說，晚上派人在張嘯林家後院的牆上炸了一個大窟窿。

張嘯林頓時害怕了。於是，張延齡又找到了另一個大亨——杜月笙。因爲張延齡本身也是杜月笙的門徒。

杜月笙又是怎麼做的呢？他毫不猶豫地，勒令張延齡必須把“江安號”交給王亞樵。據說張延齡還不情不願，杜月笙開口大罵：“你今天要是不交這個船，就別踏出我家的門檻！”

至於還有一個大亨黃金榮，早就警告過自己的門徒和手下：“千萬別惹王亞樵，這人不要命。”

杜月笙、張嘯林和黃金榮。當時人們評價這三個上海灘黑社會老大：黃金榮貪財，張嘯林擅打，杜月笙會做人。

其實何止上海灘三個流氓大亨，王亞樵連當時的“東北少帥”張學良也沒有放在眼裏。

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之後，張學良帶着家人和部屬到上海來休養。由於當時張學良“不抵抗將軍”的聲名已經遠揚，有不少國人恨之入骨。到了上海後，爲了以防萬一，杜月笙直接把張學良接到家裏居住。

在上海灘，有杜月笙罩着，誰還敢亂動？

王亞樵就敢。

張學良入住杜府沒多久，杜府門口就被放了一顆拆去引信的炸彈。然後杜月笙就接到了王亞樵的三個條件，要他務必轉給張學良：

1、要麼立刻回到東北去，重整兵馬，和日本人決一死戰。

2、如果不肯戰，也請回到東北，自殺以謝天下。

3、如果不肯死，就把財產全部捐出來，購買軍火，支持關外的抗日義勇軍。

王亞樵要求，三個條件張學良至少要滿足一條，不然第二顆就是有引信的炸彈。

堂堂東北少帥，30萬東北軍領袖，思前想後，在杜月笙的規勸下，出國考察去了。

張學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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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單單只是一個黑社會老大，王亞樵還不至於那麼有名。

讓王亞樵成名的，是他的暗殺。而且，他暗殺的，都不是泛泛之輩。

王亞樵第一次有名的暗殺，對象是淞滬警察廳廳長徐國樑。當時王亞樵投靠的是軍閥盧永祥。因爲軍閥之爭的各種利害關係，盧永祥必須殺掉徐國樑。

在1923年11月10日，徐國樑被王亞樵派人槍殺於上海“大世界”對面的浴室門口。手握7000名上海警察的警察局長，王亞樵說殺就殺。

如果說徐國樑被暗殺，王亞樵還是“受命行事”的話，那麼接下來的暗殺，都是出於王亞樵自己的想法。

縱觀王亞樵之後的暗殺對象，只有兩條主線，一條是反蔣，一條是抗日。

我們先把“反蔣”放在一邊，說說“抗日”。

王亞樵和他的下屬們

王亞樵最有名的一次暗殺，發生在1932年。

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面對日軍在上海的挑釁，在上海的國民黨第十九路軍奮起反抗。和後來的杜月笙一樣，王亞樵以一個幫會老大的身份，召集了3000名幫衆，在太倉協助正規軍作戰。

“一·二八”事變最終以日軍獲勝而告終。4月，日本外相重光葵到上海，竟然決定於“天長節”在虹口公園舉行“中日淞滬戰爭勝利慶祝大會”。

在別人的國家中舉行侵略者慶祝勝利的大會，對中國人而言簡直是奇恥大辱。當時的行政院副院長兼京滬衛戍總司令陳銘樞在上海找人商量對策，看看是否能搗毀“慶祝大會”。

但由於時間緊張，日本人的防範特別嚴密，會場當天只准日本人和朝鮮人入場，所以完成任務的難度極高。

但這難不住王亞樵。

王亞樵聯繫到了朝鮮流亡在上海的革命黨人安昌浩，安昌浩找到了24歲的朝鮮青年尹奉吉。能說一口流利日語的尹奉吉，在4月29日帶着裝有定時炸彈的熱水瓶和裝有手榴彈的飯盒，順利混入了虹口公園會場。

那一天，定時炸彈按時爆炸，尹奉吉怕威力不夠，還補扔了一顆手榴彈。“一·二八事變”的日軍總指揮，陸軍大將白川義則傷重不治斃命，重光葵失去了一條腿。

這場著名的暗殺，讓很多人對王亞樵刮目相看，包括蔣介石。

當時報紙的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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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其實很早就注意到了王亞樵。

蔣介石和王亞樵當年均追隨孫中山，按理，理念是一致的。但是，蔣介石在1927年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肆捕殺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讓王亞樵產生了不同的想法——王亞樵認同的是國共合作，北伐打倒軍閥。

“四·一二”之後，蔣介石建立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原來內定王亞樵是津浦鐵路護路總司令。結果，在奠都儀式上，代表工人發言的王亞樵，公開反對蔣介石的政策，要求大家勿忘總理遺願，團結一切力量，將北伐進行到底。最後，他帶領衆人高呼口號：“打倒軍閥！停止屠殺！”

這下惹惱了蔣介石。

蔣介石於是密令南京警察廳廳長溫劍剛逮捕王亞樵。可是，無論蔣介石還是溫劍剛，都小看了王亞樵——南京警察廳偵緝隊的隊長張祥率隊包圍王亞樵居所的時候，發現王亞樵和他的人都全副武裝。結果，偵緝隊隊員被全部繳械，眼睜睜目送王亞樵離開後，才被歸還武器。

就從那時起，王亞樵開始積極反蔣。而他的反對，從不僅限於口頭抗議。

1928年，王亞樵派人暗殺了全國建設委員會委員長兼安徽建設廳長張秋白，1930年，他又派人暗殺了向蔣介石告密的輪船招商局總辦趙鐵橋。

但這兩個人，都沒有引起蔣介石的重視，或者說，蔣介石那時候還不知道，幕後主使是王亞樵。

1931年，王亞樵又幹了兩件大事。

首先，他經過周密策劃，派人在廬山直接刺殺蔣介石，但因爲殺手亂中開槍，沒有擊中。之後，他又安排人在火車站暗殺財政部長宋子文。但殺手認錯了人，宋的祕書唐腴臚成了替死鬼。

宋子文

但因爲保密工作做得好，蔣介石當時都不知道是王亞樵乾的。在王亞樵策劃了虹口公園爆炸案後，蔣介石還是想和王亞樵講和。

當時，蔣介石派人給王亞樵送去了4萬大洋，並許以陸軍中將軍銜。但王亞樵拒絕了，並且輕描淡寫回了一句話：“蔣光頭擁兵百萬都不抗日，我們老百姓抗日，無須答謝。”

1932年，英國人李頓率國際調查團調查日本入侵東北一事，調查結果明顯偏袒日本，王亞樵大怒，決定派人暗殺李頓。然而，暗殺李頓的計劃最終失敗了，派去暗殺的人還被抓捕了，最終供出當初刺殺蔣介石和宋子文的幕後主使，都是王亞樵。

這一下，蔣介石又驚又怒，冷靜之後，他決定給王亞樵最後一次機會。

1933年，蔣介石通過戴笠、胡宗南、胡抱一三個人，通過中間人聯繫上了王亞樵——這三個人，在當初的湖州，都和王亞樵是拜把子的兄弟。

王亞樵給出了與蔣介石和解的條件：

一、對南京、蘇州、上海等地，凡因我被逮捕的人，一律釋放。

二、跟我喫飯的人多，要解散他們，非100萬元不可。

據說，蔣介石同意了這個條件，但也提出了一個條件：對於當時西南的“反蔣派”，無論是胡漢民、李濟深、陳銘樞、李宗仁還是陳濟棠，王亞樵對其中任何一人開一槍，表示誠意誠意即可。

王亞樵聞之大怒，認爲蔣介石是在陷他於不義，斷然拒絕。於是，蔣、王二人，失去最後一次和解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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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到了1933年。

蔣介石懸賞捉拿王亞樵的賞金，已經到了驚人的100萬元——兩年後，蔣介石爲中共那些領導開出的懸賞價格是：毛澤東、朱德和徐向前，各10萬元，彭德懷和林彪，各6萬元，周恩來和博古，各5萬元。

換句話說，毛澤東等7個人的賞金加在一起，纔到王亞樵賞金的一半。

但越是這樣，王亞樵就越是不罷手。

1933年11月1日，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按期舉行，會後，代表委員們合影留念。獲得採訪資格的“晨光社”記者孫鳳鳴，取出藏在照相機內的手槍，對着前排的汪精衛連開三槍，其中有一顆子彈擊中汪精衛脊椎骨，一直無法取出，最終成了9年後汪精衛的死因之一。

策劃這起轟動一時的暗殺事件的，正是當時已在香港避難的王亞樵。而汪精衛

其實只是王亞樵要殺的“二號對象”，“一號對象”，恰恰是先前正好離席的蔣介石。

還沒等蔣介石驚魂落定，國民黨外交部次長唐有壬因爲在上海主持媚日談判，又被王亞樵派人暗殺。

蔣介石徹底被激怒了，他找來了自己手下的特務頭子戴笠——當年王亞樵的結義兄弟，對他說了一句話：

不惜一切代價抓到王亞樵，不然就自己割下自己的腦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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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在經歷了幾次失敗的逮捕之後，幾乎已經走投無路的戴笠，終於等到了一個機會。

當時的王亞樵，在香港也已經沒有容身之地，所以去了廣西梧州。失去線索的戴笠最終想出了一個辦法：

王亞樵素以肝膽對下屬，那麼就從他的下屬下手。

戴笠派人從香港把王亞樵的下屬餘立奎綁到了南京，但沒想到餘立奎堅決不肯吐露王亞樵的下落。但戴笠找到了另一個突破口：餘立奎的妻子餘婉君。

在戴笠給了10萬元和許諾抓到王亞樵就放出餘立奎之後，餘婉君供出了王亞樵的去向。

餘婉君隨後來到了廣西梧州，想方設法找到了王亞樵。她給出的理由是：餘立奎被抓起來了，她們母子在香港無處安身，只能拜託王亞樵能否在廣西梧州給她找個住處。信以爲真的王亞樵當即讓人安排餘婉君的住處。

蔣介石和戴笠

1936年10月20日，“暗殺大王”走到了他天馬行空的人生終點。

那一晚，因爲之前承諾過要讓餘婉君的傭人帶字條給監獄裏的餘立奎，王亞樵獨自來到餘婉君的家。

剛進門，早就躲在門後的特務就往王亞樵臉上撒了一把石灰，然後10幾個特務一擁而上，準備活捉王亞樵。

然而，王亞樵畢竟不是等閒之輩，掙脫衆人後，掏出了手槍。特務們見狀，決定將王亞樵擊斃。王亞樵最後身中五槍，被刺三刀，當場身亡。爲了滅口，特務隨後又擊斃了餘婉君。

一代“暗殺大王”，最終死於特務的暗殺。

值得一提的是，這一天，離1936年12月12日還不到2個月。12月12日，那個當初被王亞樵嚇得逃離上海的張學良，在西安綁架了蔣介石。

王亞樵一直盼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他死後不久，終於正式形成。

想了半天，還是很難形容王亞樵這個人。

他不是一個政治家，也不是一個軍事家，更是從來沒有過一個像樣的政經官銜，但在那段中國黑色的時代裏，他一直是在以一己之力，對內監督政府官員，對外報仇雪恥。

只是他的這些行爲，不是靠嘴，不是靠筆，而是靠槍和炸彈。

按照軍統後來彙報給蔣介石的材料，就在被刺殺之前，王亞樵已經聯繫上了延安，準備投奔共產黨。

周恩來提到王亞樵遇難時，十分惋惜地對人說：“若是我們早點把王亞樵先生接來延安，該能爲後來的抗日戰爭和解放事業做出多麼大的貢獻啊！”

但我個人覺得，以王亞樵的性格，也未必能呆得長久。

倒不是因爲其他，而是對於王亞樵而言，民族大義和是非觀念自然分得非常清楚，但他習慣的是獨來獨往。

向國家和政治展現個體的力量，這是王亞樵贏得掌聲的關鍵，卻也是他悲劇收場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