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帝國衰落的一個標誌就是控制力的下降，這種下降，空間是一方面，邊遠地區開始失控；深度是另一方面，原本長年平安無事的核心地區也開始出現問題。

大唐帝國已經如深秋的荒原，只等一點火星就會有燎原烈火。而王式就是一個救火隊員，四處奔走，讓唐末農民起義大潮和帝國滅亡推遲了幾年出現。

王式家世顯赫，他的父親王播、叔叔王起在先後擔任過宰相職務，王播尤其“長於吏術”，是個處理政務的好手，唐憲宗時期王播兼任鹽鐵轉運使，爲元和中興國家財政做出過貢獻；

王起以文學著名，有“當代仲尼”之稱，多次擔任國家科舉主考官，門生弟子遍天下。二人去世後追贈的官位都是太尉，兄弟二人同爲三公，當年袁紹也不過“四世三公”，王家已經成爲新興的世家。

王式就是出身在這樣一個家庭，所以仕途順暢是一件理所應當的事情。

先是依靠家庭的門蔭出仕，走的是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的路線，這條線路顯示度高、視野開闊，升官容易。對於王式的這段經歷，史書評價是“少節儉，巧於宦”，不追求享受，善於與上下處好關係，會做官。

唐文宗時期，二十多歲的王式通過鄭注搭上了掌權宦官王守澄的線，但又被其他人排擠外放到了地方。這樣也不錯，躲過了鄭注等人誅殺宦官失敗的“甘露之變”，否則死在亂軍之中也是尋常。

一晃十來年過去，唐宣宗在位時期，年近四十的王式被任命爲晉州刺史，這裏臨近唐王朝的北都晉陽，是唐王朝的起家之地，也是防禦北方遊牧民族的重要區域。另外山西有河東鹽池，開發程度一直很高，是個既重要又富裕的好地方。

王式主政晉州時北方回鶻汗國已經滅亡，取代回鶻的黠戛斯與唐王朝相對友善，雖然仍然有小股遊牧民族騷擾，但總體上整個北方防線比較安穩。

《新唐書》記載，王式在晉州“飾郵傳，器用畢給”，修繕驛站、補充人員設施，加強了晉州境內及與周邊地區的聯繫。當時河曲地區發生自然災害，人民逃荒到了山西，大多州縣不敢收留，只有王式慰勞撫卹，“活數千人”。

同時，自然災害不但影響了漢人，部分以遊牧爲生的牧民也準備入山西劫掠，王式加強地區守備，這些胡人不敢進入王式轄區，“晉州刺史當避之！”

這也算爲官一任造福一方了，而且王式明顯不是書呆子，是個有辦法的地方官。

唐宣宗末期，唐王朝開始戰亂不斷，最初就是發生在安南的十年蠻亂。當時由於地方官壓榨當地“黎人”，又有南詔在背後搞鬼，安南當地“黎人”開始叛亂。

唐宣宗大中十二年，唐宣宗任命王式爲安南都護，王式一個北方人，又常年在北方爲官，到了南方竟然同樣如魚得水。

安南的城市建設遠遠不如北方，只是木柵環繞，而且年年修、年年修不好。王式到任後，集中了當年的稅賦，修建了周邊十二里的木城，疏浚護城河，用竹子削尖立在城外，提高了城池的防禦力。木頭城池雖然不如磚石城牆堅固，但這也是南方熱帶叢林地區的唯一選擇，而且王式的木城建設極爲牢固，“可支數十年”，於是，“寇不可冒”。

對於蠻人當中的極端勢力，王式軍事政治手段並用，有個叫杜守澄的蠻人，長期在林深險要之處聚衆作亂，王式“離間其親黨”，杜守澄逃走後被殺。

當時安南城中軍隊和漢族移民也有不少問題人物，有的軍官依仗老資格不服管束，成了王式立威的出頭鳥，“式至，杖其背，黜於邊徼”。一次，城中兵變，局勢危機，有人勸王式出城逃避。王式說：“吾足一動，則城潰矣。”然後大模大樣的喫完飯，披甲率親兵登城，豎起了自己的大旗，叛兵被嚇走。之後，王式毫不手軟，“盡捕斬之”。

王式深知軍隊的重要性，軍隊待遇提高，“大犒宴軍中”。軍隊是維持地方安定的基石，唐代很多兵變都是當官的喝兵血造成的。同時，免去其他苛捐雜稅以緩和與“黎人”和各路商賈的關係，這種一手胡蘿蔔一手大棒的政策效果顯著，安南有了幾年的安定。

安南本來就是嶺南僅次於廣州的海上貿易城市，一旦周邊安定，僅憑海上貿易稅收就能有大筆的財政收入。如果地方官再搞一些地方政策，比如特許經營之類，很容易就能讓國家不虧、地方盈利、商人暴富，以前那些給普通黎人加稅激起民變的官員純粹是笨蛋。

王式是不是這麼操作的不清楚，不過局面大爲改觀。之前安南由於自然災害和蠻亂不斷，已經六年沒有向朝廷交稅了，自王式起重新恢復。安南從需要唐王朝投入大量軍隊、財富才能維持的問題地區，變成上繳賦稅的安定地區。

王式在任期間，名聲遠播周邊的占城、真臘等小國，他們原來劫掠的安南百姓被放還，還重新恢復了對唐王朝的朝貢。

又是爲官一任造福一方，這裏的難度高過晉州。

王式離任安南後，蠻亂又起，南詔兩次攻陷了安南治所交趾，唐懿宗派遣了名將高駢才重新收復安南。

沒有王式和高駢，安南之地早就成爲地方割據勢力或南詔的地盤了，不得不說，一個好的地方官對地方安定的作用非常關鍵。

王式鎮守安南兩年，大中十三年十二月，浙東私鹽販子裘甫起義，當地地方官沒能把問題消弭於萌芽狀態，裘甫連下數城，“聲震中原”。

當時已經是唐懿宗在位，朝廷在討論平叛人選時，有人就建議讓王式負責，“前安南都護王式，雖儒家子，在安南威服華夷，名聞遠近，可任也”，得到了其他宰相的一致認可。

於是，王式在大中十四年三月離開安南到長安面聖。

唐懿宗詢問王式破賊的想法，王式回答很簡單，“但得兵，賊必可破”，只要有兵就能消滅叛賊。其他人顧慮發兵平叛靡費太多，意思應該是依靠周邊地方官爲平叛主力。

王式回答到，兵越多平叛越快，如果不能儘快平叛，一旦江淮之地有人響應，就會隔絕江南賦稅之地與關中的聯繫，那時花的錢就更多了。

唐懿宗被說服了，“當與之兵。”

實際上這次王式能夠掌控的兵力數量並不是很多，都是來自周邊忠於唐王朝的各路節度使，總數應該不超過萬人。

而裘甫農民軍戰鬥力不強，又沒有充分運動以裹挾民衆，所以雖然佔據了一些城市，但很多地方仍在唐王朝地方官控制當中。

聽說王式被任命爲平叛主帥，正在飲酒作樂的裘甫“聞之不樂”，有人勸說裘甫應該在唐軍主力到達前佔據錢塘江天險固守，爭取形成僵持局面，然後就可以趁機西進，或者北上擄掠淮南揚州，並以石頭城爲根基，南取福建，完全佔據最富庶的江南地區，如此至少可以保證割據一方。

這是當年三國東吳的建國之策，從戰略角度有一定可行性，雖然未必絕對成功，但局面肯定會比固守浙東一小塊區域要好得多。

但裘甫這個私鹽販子哪裏懂得戰略，說了一句“醉矣，明日議之！”失去了唯一的發展機會。

四月，王式大軍進入浙江，裘甫派人來請降。

王式很清醒，說裘甫此次並非真的想投降，而是要驕怠我軍。於是，就讓使者傳話，“甫面縛以來，當免而死”，絲毫沒給裘甫機會。

當時王式雖然統帥多路唐軍，但這些唐軍良莠不齊，軍紀也很成問題，還有一些打仗前要餉銀、要官位、裝病之類的慣例陋習。

王式整肅軍紀，“告饋餉不足者息矣，稱疾臥家者起矣，先求遷職者默矣”，都沒話說了。同時，王式封鎖了唐軍駐地越州城，原來地方官和裘甫有勾結的，包括裘甫的探子，又是“悉捕索，斬之”，加強城池守衛，裘甫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樣得到唐軍的詳細情報了。

同時，王式讓周邊各州縣開倉放糧，賑濟百姓。有人勸阻說怕軍糧不足，王式說你不懂，“非汝所知。”戰後王式解釋，老百姓有糧食了就不會輕易投賊，而且各縣城兵力薄弱，有糧食也守不住，反而資敵。

之前回鶻滅亡後，有些投靠唐王朝的回鶻人被安置到了浙江。當時王式手頭騎兵很少，就把這些人徵召起來，大加賞賜，還安置家人，“皆泣拜歡呼，願效死”，組織了一支戰鬥力較強的騎兵部隊。

在逐漸與裘甫接戰過程中，王式安排的偵察兵都是“懦卒健馬”，馬匹很好，但士兵戰鬥力不強。王式的理由是如果選擇精兵偵查，一旦遇敵士兵就會勇於戰鬥，而一旦戰死就失去了對戰場情況的偵查。

同時，王式讓各地不用見賊燃烽火，理由是城中無兵，一旦烽火起，反而驚擾百姓。

可以說，王式這些準備工作與明代王明陽幾次平叛的手法類似，王式也是個有大智慧的人。

在做好這些準備之後，王式下達了最後的動員令，“毋爭險易，毋焚廬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平民脅從者，募降之。得賊金帛，官無所問。俘獲者，皆越人也，釋之。”命令唐軍遵從號令、嚴肅軍紀、不得擾民。

雖然王式兵少，但經過軍紀整肅的唐軍戰鬥力遠遠比裘甫農民起義軍要強，王式大膽分兵，挑選悍將率領三、四百唐軍就爲一路，鎮守各處要點，把裘甫徹底封鎖在浙東地區。

效果非常好，“諸軍與賊十九戰，賊連敗”。

裘甫軍內部矛盾也開始出現，原本有一批讀書人甚至有進士投靠裘甫，被裘甫封了官職，穿上了綠袍，對應唐王朝的六七品官。這次被裘甫部下全體斬殺，“亂我謀者，此青蟲也！”把這些讀書人比作青蟲子。

王式見大局初定，知道裘甫下一步肯定會出逃入海，就安排唐軍守住各海港，並讓唐軍水軍沿海巡邏。裘甫沒料到唐軍會有水軍參戰，船隻大部分被唐軍焚燒，斷絕了最後一條逃生之路。

唐軍步步緊逼，裘甫不斷失敗，只得在浙東唐軍包圍圈內各地流竄。爲了減緩唐軍追擊速度，裘甫把搶來的金銀財寶丟在路上，而唐軍將領嚴令士卒，“敢顧者斬！”看一眼就砍腦袋！果然唐軍沒有人敢違抗軍令。

六月，裘甫逃到了剡縣固守，王式說，“賊來就擒耳！”於是各路唐軍合圍，猛攻城池不下。

唐軍準備採取斷絕城中水源的方式，裘甫被迫出城交戰。“三日，凡八十三戰，賊雖敗，官軍亦疲。”困獸猶鬥，這時裘甫已經插翅難逃，唐軍也沒有必要用人命去填。

裘甫請降，又被王式拒絕，並告知各路唐軍，這是裘甫的緩兵之計，最後一哆嗦了，大家馬上要成功，千萬別大意。裘甫果然派兵出戰，又是幾次戰鬥仍然佔不到便宜。

這次裘甫真的沒辦法了，於是帶着百餘將領親兵出城投降，雙方在城外隔着一段距離喊話，商量投降條件。

但王式絲毫沒有給裘甫機會，趁機派人斷了裘甫回城的後路，把裘甫等人全部擒拿。城中的裘甫軍五百人突圍，想要進山打游擊，卻被地方官分化瓦解全部擒獲。

之後裘甫被送往長安處死於東市。要說農民起義首領和其他人待遇就是不一樣，以前朝廷殺人大都是長安西南角獨柳樹下，這次是東市，估計是爲了讓更多的長安官員百姓看到。

王式四月份到浙江，七月完成平叛，僅僅用了三個多月時間，這也是唐軍正規軍和農民起義軍戰鬥力差別的明顯表現。

王式在浙江沒多久，唐懿宗鹹通三年，離浙江不遠的徐州發生銀刀軍兵變，當初隨王式出兵平叛的幾路唐軍仍然還在，於是唐懿宗就下令讓王式帶兵平叛。

當時王式已經聲名遠播，徐州兵聽說王式要來，“甚懼”。怕也沒辦法，王式到哪裏都是快刀斬亂麻，“擐甲執兵，命圍驕兵，盡殺之，銀刀都將邵澤等數千人皆死”。

後來有人把徐州發生的龐勳之亂責任推到了王式頭上，說王式在徐州殺戮太重，銀刀軍殘部加入了龐勳之亂，才弄得糜爛十餘州。

但實事求是講，銀刀軍本來就是一支不服管束的部隊，有過多次驅逐主帥叛亂的前科，不用雷霆手段不足以徹底解決。徐州是連通關中地區和江南賦稅重地的交通要道，這裏如果變成割據勢力，唐王朝的國家財政收入會損失不少。

可惜王式不久之後被調回長安任職，並在唐僖宗初期去世，如果王式再在徐州任職幾年，鹹通九年發生龐勳之亂估計能在第一時間被解決。

王式雖然是文人出身，但取得了鎮晉州、平安南、滅裘甫、安徐州的功績，既有外敵也有內亂，勝得都是乾淨利索，可以算得上一時名將。尤其平裘甫一戰，是王朝正規軍鎮壓農民起義的標準教科書。

每逢王朝末世，總有一些智勇兼備的王朝忠臣，或者如李鴻章一樣的大清裱糊匠，或者如王式這樣的救火隊員。

但可惜的是，一次兩次的戰爭勝利無法扭轉戰略失敗，唐王朝氣數已盡，無論是誰都無法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