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得很好！不過，我還是再想想。”

“我希望匿名發表這個觀點。”

“要麼就算了吧，這個時間點有些敏感。謝謝理解。”

疫情期間的採訪，收到科學家這樣的“三連發”是媒體記者的日常。

突如其來的疫情下，公衆對一些科學疑問希望獲得準確的信息，公衆需要科學家的科普和闡釋。

然而，在這樣那樣的情況下，科學家並不願意出現在媒體報道中；或者，不願意在報道中具名。

科學家“隱姓埋名”爲哪般？科學家與媒體打交道爲什麼會特別謹慎？如何讓科學家放下“戒心”，在關鍵時刻能對公衆發聲，安心、放心地做科普？

記者採訪科學家“慘遭拒絕”的情形，並非只存在於疫情期間。

“圈子太小，不是我不敢說，而是我不太懂這個領域，不能亂說。”

2019年1月，有媒體發佈了一篇題爲《光子人工智能芯片助“中國芯”換道超車》的報道，介紹了一種可謂神奇的“光子人工智能芯片”，它的算力是傳統電子芯片的1000倍，但功耗只有其1%；而要藉此“換道超車”的是一家由多所高校博士生組成的創業團隊。

但《中國科學報》經過了解後發現，這種用光子替代電子進行人工智能計算的思路，早在2017年一篇論文中有過報道；所謂的“換道超車”實則是“換道追趕”。

同時，上述團隊宣傳的“擺脫對國外高製程工藝光刻機的依賴”等表述也有偷換概念之嫌。

在對此進行求證時，江浙一所知名高校從事硅基光電子器件研究的教授T向記者解釋了其中奧義，並指出光子計算還只是新生事物，存在很多挑戰：“媒體可能吹過了，別當真就可以。”

但在記者提出根據其闡釋作進一步報道時，他提出了匿名的要求。

“不要提出誰說的了，匿名吧，反正也是討論。”T教授說。

T教授進一步向記者坦露他的顧慮：“這篇報道背後的創業團隊發佈這個消息就是給投資人看的，投資人都是跟風的，他們不會相信科學如何，只相信是否吸引眼球。”

至於他，則“不願意在公衆場合發表對年輕人持否定態度的言論”。

擔心說了不符合專業背景的話，T教授選擇匿名發表他的學術意見。

《中國科學報》將其觀點作爲引證出現在後續的報道中後，T教授將該報道轉發到他所在的專業羣內。結果，收到了許多支持和贊同他的聲音。

蘇州大學傳媒學院教授賈鶴鵬正在做一項科學家參與科學傳播的研究。

他發現科學家參與公共傳播的意願受到綜合因素的影響，其中“害怕我說了不符合我專業背景的話，害怕同行質疑”是比較重要的因素。

除了受圈子內評價的影響外，科學家沉默的原因還來自於公衆輿論的壓力。

賈鶴鵬說：“在疫情期間，科學家跟媒體溝通，格外有顧慮、不安、不信任。”

疫情期間，不少科學家在網絡上被“圍毆”。一些身處抗疫一線的科學家，在廢寢忘食地開展科研攻關，卻偏偏成爲網絡暴力的靶子。

起初，一位被“圍毆”的科學家還在接受《中國科學報》採訪時對這些網絡暴力置之不理，“讓子彈飛一會兒”。但隨着情況的惡化，他選擇不再作聲。

這殺傷力顯然波及到了更多科學家。

某研究員在《自然》《細胞》接連發表兩篇文章之後，記者聯繫採訪卻收到這樣的答覆：“不報了，把事情做好，不被罵我們就阿彌陀佛了。”

原本，科學家應該暢通地和媒體充分交流，或發表其科學意見，或解讀科技進展。

然而，出於這樣或那樣的原因，許多科學家變得不那麼願意“出面”，動輒要求匿名，甚至選擇沉默。

特別是在疫情期間，人們對病毒認識非常有限，但信息卻魚龍混雜。

科學家、科學機構的不願言、不敢言，進一步加大了公衆與科學家之間、與科學真相之間的距離。

但，何至於此？

賈鶴鵬說，他在這次研究中有一個有意思的發現。

在關於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的陰謀論盛行的時候，科學家越不認同這種現象，就越願意參與科普，也就是說科學家實際上還是有比較強的維護自己職業尊嚴感的意願的，他們願意發聲。

“科學家很多時候其實是想客觀實在地說明一件事，但媒體、公衆對科學認識的解讀容易走形。”

中國科學院院士、分子生物學家趙國屏對《中國科學報》說，“但這怪不得任何人，這是不同的人在認識過程中的一種自然狀態。”

趙國屏認爲，受衆的知識水平跨度大，思考問題的立場角度差別更大。

在科學傳播中發聲的科學家，必須準確地把握受衆對科學知識的接受能力和接受程度，當然這的確很難。

在他看來，做好科學傳播，是一件需要科學家和媒體共同努力，逐步提高自身水準的事情。

“科學家、媒體進步了，科學傳播的受衆自然也會不斷進步，會有更多人能夠理解科學問題和學會科學地思考。”

相較於科學知識普及，科學家發佈的科研進展內容常被公衆誤解，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副所長陳雪峯認爲，這其中存在一個很關鍵的分歧。

“科學家拿出的科研成果，通常都是現有條件下實驗室的成果，與現實社會中的應用和解決問題是兩碼事。”

陳雪峯向《中國科學報》解釋說，科研進展通常是在實驗室完成的工作和階段性進展，往往不是馬上可以解決社會問題的。科學家在向公衆宣傳時，如果不夠嚴謹和審慎，就容易被“誤傷”。

“本來，科研和應用之間就有很長的路要走。”

陳雪峯說，就像這次疫情中，有一些對科研成果的介紹，科學家一表達出來，就會被公衆認爲“馬上就能解決問題”，“誤傷”就是這麼產生的。

陳雪峯同時強調，公衆的誤會也跟一些媒體在報道中以吸引眼球爲目的的導向有關。

“媒體報道應該避免以吸引眼球爲目的。”她提出，首先，媒體要傳播事實，而且是事實的本質——把事實講清楚，而不是一味追求流量，渲染情緒；其次，媒體不應該把個體事件、極端事件泛化爲羣體、廣泛存在的事件，這也會誤導公衆。

“另外，有時候科學家說得很謹慎，但媒體爲了吸引眼球，會故意寫得很誇張，我們也被折磨過好幾回，所以打交道也是很謹慎。”陳雪峯說。

無論是科學家“躲”媒體，還是媒體追求“標題黨”而忽略對講科學問題的條分縷析，在趙國屏看來，都是這兩大主體應該主動提高的方面。

“科學傳播的過程就是一個在深刻理解基礎上加以簡明表達的過程，媒體和科學家都應該把科學問題理解到一定深度，然後，以受衆能夠正確接受的方式傳達出去，既要避免晦澀難懂，更不能讓公衆誤解或者‘過度解讀’。”

趙國屏對《中國科學報》說，“這是我們共同的責任。”

他還特別提出，媒體在報道科學問題時，要講清楚“但是”。

“現在有些媒體認爲‘抓眼球’很重要，這其實沒錯，但這是追求效果，而不是‘初心’；因此，‘抓眼球’也應該客觀，還要注意在傳播主題範圍內的‘全面’。特別是，抓過了眼球以後，要把‘但是’講清楚，把成果與應用之間的距離與存在的困難講清楚。”

趙國屏說，“難道你說一點‘困難在路上’，就損害了你前面‘抓眼球’的效果嗎？”

他舉例說，這次疫情，不少媒體搶發新冠疫苗的相關信息，今天“一年研製成功”、明天“今年沒希望用上”，搞得公衆一頭霧水。

這裏的核心問題，就是爲了“抓眼球”，不花力氣講清疫苗研發的階段性，更不講每個階段上有可能遇到的問題。

“這是媒體在傳播科研成果中，爲了‘抓眼球’，忘掉了提升全民科學水平的‘初心’。”

當記者提出：科學往往追求嚴謹，但新聞要報道一切，包括科學。科學的邏輯和新聞傳播的邏輯是不是有天然的矛盾？

對此，趙國屏不以爲然：“我認爲就追求報道內容儘可能的準確和全面而言，這兩者是不矛盾的。”

但他同時也提到，自己在給媒體寫參考材料時，也會經常面對這樣的問題：怎樣既把科學內容分享出來，又要讓讀者愛讀而不造成誤讀。

“這是需要花大力氣的，能夠寫得準確全面卻又能讓大衆接受的人並不多。”

因此，趙國屏特別強調，科學家要和媒體多互動。

“記者經常埋怨科學家‘說了半天聽不懂’，我覺得可以直接去跟科學家聊，大家應該充分地溝通。對我來說，只要記者說得對，我會吸取並改進，這對我確實是一種幫助和提升。”

趙國屏說，這種充分的溝通非常必要，而且是互利的。

在傳播技巧的問題上，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副所長孫向紅給科學家支了一招：有些信息雖然給了一個正確的聲音，但也要看大衆的心理接受度，至於怎麼能夠把聲音科學地一步一步地傳遞出去，這有一定的心理策略，不是拍腦袋就做。

“我們現在還處在一個研究的狀態，就是怎麼能夠用心理學一些原理來指導傳播，要先知道受衆是什麼情況，然後一點點地推送，逐步摸索，現在這是比較迫切需要應對的一個問題。”

不過孫向紅也表示，以往科學家這方面的訓練比較少，還要慢慢來。

記者提出，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是否會針對科學家開展一些相關的培訓，讓科學家更好地與公衆打交道。

孫向紅說：“這是個很好的建議，未來看我們能不能組織開設相關培訓。”

賈鶴鵬介紹說，在西方，如果碰到一些危機事件，比如哈佛大學或者是大學下面的學院，甚至實驗室，都會僱公關公司，對對外傳播進行專業的把關。

可是這種情形在中國科研體系中還不存在，中國科研機構在處理突發事件以及危機公關上能力比較弱。

“科學家和記者之間本來就有天然的文化衝突。”賈鶴鵬說，科學家對於媒體、記者的角色認知有誤解和偏差，有幾個原因：第一，科學研究和新聞報道是兩種不同的知識生產模式，科學研究要緩慢，要證據，要精確；媒體要快，要更宏觀的東西。

科學與新聞之間關係的不合拍，在世界各地都是一致的。

第二，在中國絕大多數科學報道實際上是報道科學家的成果，是正面宣傳，這就導致了科學家常常認爲，媒體總是不負責地吹牛。

第三，中國科學家普遍不願意參與爭議性問題，而媒體的本性決定了媒體很願意參與爭議問題的報道，這就更加劇了科學家對媒體的抗拒。

雖然全世界的科學家對記者都有拒斥感，“但是在美國，這些年科學家逐漸嚐到跟媒體接觸的甜頭，因此，科學家實際上是願意犧牲一部分科學的精確性來換取媒體的曝光的”。賈鶴鵬說。

甜頭就是，基本上科學家的成果被媒體報道之後，其引用率會更高。

另外，西方科研機構越來越多的資金是通過對外的競爭性途徑獲取的，包括申請社會上的基金、向外募捐，等等，科研機構的知名度越高，就越容易獲得資金的支持，所以國外的科學機構現在普遍非常支持科學家跟媒體打交道，甚至還會建立一個很大的傳播團隊來支持科學家做這件事。

這一點與中國不同。

對於中國來說，如何推動科普，讓科學家願意跟媒體合作呢？賈鶴鵬認爲，最根本的解決辦法是要推動體系的變化。

“科普管理是中國科研管理的一個部分，但我們缺少對科學傳播的評價，沒有實質性的政策機制去鼓勵科研人員參與到科學傳播當中。單靠責任意識、道德意識，是很難推動的。”

賈鶴鵬說，“此外，要通過有序的建設性的傳播管理，完善具體的傳播環節中的細節，通過科學傳播的資源投入，幫助科研機構、科學家學習提升科學傳播的能力，減少他們的不安。”

熱議 | 科學家與媒體

周忠和 全國政協常委、中國科學院院士

就在兩會召開之前，科技部等六部委聯合發佈了《新形勢下加強基礎研究若干重點舉措》，其中在改進項目實施管理的部分提出“將科學普及作爲基礎研究項目考覈的必要條件”。

全國政協常委、中國科學院院士周忠和表示，項目團隊在有重要科研成果產出的同時，通過各種形式把這些成果轉化成公衆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語言傳播出去，這一點他一直非常支持。

同時，周忠和並不贊同要求所有科學家都有義務在媒體平臺做科學傳播、對媒體發聲。

“在日常工作中，不必要求科研人員都來做科普，這是不現實的。每個科研人員的工作類型、個人興趣、科普能力、可支配時間都是不同的，需要區別對待。”

然而，對新冠肺炎疫情這種與科學問題密切相關的重大突發公共事件，周忠和認爲，“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相關學科的、有話語權的科學家，應該也有責任回應社會的關切”。

考慮到現實輿論環境，科學家通過個人發聲會有所顧慮，周忠和的建議是，“這時候應該發揮學會、協會的整體力量，可以以學術團體的名義來發聲，這樣既可以解答公衆熱切關注的問題，也可以保護科學家個體不會受到過大的輿論壓力，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他還提出，對於那些心繫社會、敢於發聲、理性發聲的科學家，所在組織應該爲他們提供保護機制。

“尤其不能在他們受到非科學的、非理性的網絡輿論質疑甚至攻擊時，把他們放在輿論面前，讓他們獨自承受，甚至進一步否定、批評他們的做法。組織要有擔當，要讓科學家感受到並不是一個人在應對。”

“除此之外，我們需要承認科學家羣體的科學傳播能力是不足的，尤其在面對複雜敏感的公共事件時，科學家常常不知如何表述才能既做好科學引導，又能滿足公衆的期待。”

對此，周忠和希望，一方面媒體科學傳播生態能夠改善，媒體記者的科學素養能夠提高，從而提升媒體報道的科學性，增加科學家對媒體的信任；相應的，科學家的科學傳播能力也需要訓練提高，要學會如何跟媒體溝通、合作。

袁亞湘 全國政協常委、中國科學院院士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媒體感覺到採訪科學家變得困難了，特別是紛紛擾擾的輿論環境下，關於病毒甚至是關於科學家的謠言肆虐時，科學家好像變得更沉默了。

針對特殊時期部分科學家不願意接受媒體採訪這一問題，全國政協常委、中國科學院院士袁亞湘強調，“千萬不要誤會，不要認爲在社會公共問題上，科學家選擇了‘躲避’，甚至認爲是科學家的失職”。

袁亞湘說，科學家擅長解決的是科學領域的問題，而“這次重大公共衛生事件並不是一個簡單的科學問題，公衆關切的問題，更是超出了科學範疇”。

我們應當聽取科學家對其所熟悉的科學問題作出判斷或者建議，但是突發事件出現時公衆通常更多關注的可能是關於事件的決策。

袁亞湘認爲，媒體不應該簡單地把有些科學家不接受採訪看成是其不盡社會責任的表現，而是應該反思。“也許我的看法有點偏激”，但袁亞湘強調，媒體人一定要好好思考爲什麼有的科學家不願意通過媒體發聲，因爲實際上，熱心弘揚科學精神、傳播科學方法、普及科學知識、關心社會公共事務的科學家還是大有人在的。

“之所以媒體會感覺很難採訪，是不是媒體找的採訪對象不合適？所關心的問題不是科學問題？而且媒體在傳播科學知識時要嚴謹再嚴謹，在報道科學家的觀點時一定要準確、忠實原意，這樣才能得到科學家的信任，這樣他們才願意在媒體上發聲。”袁亞湘說。

葛均波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院士

此次的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來，公衆因爲對病毒、對疫情、對如何防控不瞭解，必然會產生很多疑問。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院士葛均波認爲，此時科學家當然有責任來回應社會關切。

“但最好回應的是自己專業領域內的問題，要是涉及的領域自己不熟悉，反而會誤導公衆。”葛均波強調。

爲了讓科學家的觀點、意見在傳播中“不走樣”，葛均波也提醒科學家應該把正確的信息傳遞給受公衆信任的、權威的媒體，而不是“經常用累人的話忽悠大家”的媒體。

面對媒體的採訪，科學家則應該直面問題，比如針對小學生近視的問題，應該傳播健康用眼、健康睡眠、健康膳食、健康體質相關知識，以及對屏幕使用時間提出建議，等等。而且科學家在做傳播時一般是傳遞科普知識，所以沒有必要太深奧。

針對如何鼓勵科學家在關鍵時刻參與科學傳播的問題，葛均波認爲，“這是社會責任感的問題，負責任的科學家一直都有”。

凌鋒 全國政協委員、宣武醫院神經外科首席專家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1月23日，全國政協委員、首都醫科大學宣武醫院神經外科首席專家凌鋒彙集醫衛界同行的五條建議在CCTV13新聞頻道的節目中播出。

疫情擴大後，她還就“屍體處理”“輸入病例控制”“滯留武漢人員收治”“醫院篩查流程”“急診三級防護”“返京人員的集中隔離”“爲醫護人員請功和追認烈士”等熱點問題提出建議，回應社會關切。

“在這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過程中，我認爲科學家有責任，也願意在重大問題上跟社會公衆溝通。”

凌鋒肯定地說，“問題是媒體常常會各取所需、斷章取義，一些不理性的網民又隨便亂噴咒罵，置科學家於非常危險的網絡暴力的境地。”

爲此，她建議，媒體採訪要做好功課，提出採訪提綱，務必徵求專家的同意。

發表前一定要讓被採訪人審閱、同意。

而且，根據科學家的意願，能適當屏蔽網絡的評論。

她也希望，媒體能以自己的方式或渠道向被採訪人反饋發表後的反應，以獲得更多的支持和交流。

在被問到是否應該在體制機制上鼓勵科學家參與科學傳播時，凌鋒的回答是，“科學家做科普和發表意見是基於自己的社會責任和內心對真實的追求，不需要什麼評價體系的認證和鼓勵。關鍵是要把好事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