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汝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之中國法官

作者梅小璈系梅汝璈之子，現爲《中國青年報》編輯

先父梅汝璈早年留學美國，獲法學博士學位。上世紀20年代末回國後，從事教學、寫作、編譯工作，並參與立法。1946年至1948年，在東京代表戰勝國中國，擔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作爲東京審判的主要參與者，先父的實踐對於國際法中戰爭罪行原則的確立和發展有着重大的、積極的意義；其遺著中關於英美式審判程序規則的闡述和分析，在今天看來仍然獨具價值。

除了維護國際正義、嚴懲戰爭罪犯的主張和行動，先父對戰後日本社會生活狀況的觀察與思考，也許同樣值得今人重視。戰後的日本，經濟困窘，民生凋敝，固然是不爭的事實，大量的官方文件（包括統計數字）和紀實報道足以說明這一點。但是，當時大多數人似乎忽略了問題的另一面。先父曾在日記中寫道：

日本雖然口口聲聲宣傳地瘠人多，人口過剩，以爲侵略他國的藉口，但是看看他們的千萬農村，便可知道他們農民的生活比我們中國農民舒服多了。……這還是經過多年戰爭的情形，倘使國家不從事侵略，安分守己，軍閥不拼命榨取他們，我想，日本農民的生活是不成問題的。反觀我國，那倒真是問題嚴重呢！（1946年3月30日星期六）

今天我覺着奇怪的是日本男女的體格依然很強健，尤其年輕女子，一個個都是矮矮壯壯的而且紅光滿面。這與外國報紙所載，日人生活如何困苦，糧食如何不足，每日配糧如何微少，領款限制如何嚴格，似乎有點不盡相符。假使那樣的話，何以日人喫得會這樣壯健，而且穿得也不壞，至少比我國一般人喫得穿得好——這是我腦筋裏的疑團，我得研究。我想其中必有什麼毛病。他們或許又在作僞宣傳吧！（1946年3月22日星期五）

從1946年3月下旬至5月中旬，短短五十餘日，先父日記便有十餘處議及當時日本國民生活狀況及精神面貌。他敏感地注意到，日本國民已經從盟軍佔領所帶來的惶悚、驚恐中解脫出來，舉手投足皆鎮定自若，且能夠自覺地掩飾怨憤和屈辱，奮力恢復經濟建設，整個社會的秩序日趨穩定。即使面對着美國佔領軍爲慶祝“

陸軍

節”而在鬧市舉行的火藥味十足的武裝遊行，面對着飄揚的星條旗和隆隆碾過的重型裝甲車，東京市民也並未表現出任何激動與不安。

表面上絕無仇視或輕視的表現。或許他們是正在“自哀不暇”，或許他們正在“臥薪嚐膽”。盟國的朋友應該當心着。（1946年4月22日星期一）

無論叫他們（日本侍者——筆者注）做什麼，總是低聲下氣，惟命是從，而且總是笑容可掬，鞠躬而退。但是他們內心裏是怎樣想法，對戰敗的感想如何，對中國人的真正觀念又如何，這些笑容後面的東西，我現在沒有法子知道。（1946年3月21日星期四）

日本的女侍真是溫卑恭順，總是笑容滿面，鞠躬如也，尤其是對盟國朋友。這不知是日本女子的根性，還是多少帶有幾分“美人計”的作用。（1946年4月3日星期三）

他們（出庭受審的28名日本甲級戰犯——筆者注）的名字和麪目都引起我的許多回憶和憤恨，……這羣傢伙今日確實絲毫沒有當年的威風和豪氣。他們平淡得好像你在東京或上海任何公共汽車裏可以碰見的一車搭客一樣。（1946年5月4日星期六）

作爲侵略者的日本人所表現出來的蠻氣、霸氣和獸性，人們——特別是飽受欺凌的中國和東南亞各國的善良老百姓——當然不會輕易地對日本人的“平淡”和“惟命是從”作正面的理解。不管他是紳士道還是武士道，是利劍還是菊花，人們都應該保持警惕。正因爲如此，當先父從報紙上讀到著名政論家歐文·拉鐵摩爾論戰後日本問題的文章時，便立即剪下寄往國內，並在日記中概述了原文的觀點：

警告美國：管制若不得法，日本不出幾年在工業上經濟上又可東山再起，操縱或獨霸遠東，而使中國朝鮮菲律賓等工業幼稚的國家沒有興起和競爭的可能。他（拉鐵摩爾——筆者注）相信，日本是在裝窮裝苦，實際他們並不匱乏，否則何以國民營養得那樣壯健，體格依然比上海北平或朝鮮一般人民好得多呢？這點與我最近一週的所見所感完全一樣。他說，以日本工業技術根底之深固，倘使能夠獲得原料，它不但可以死灰復燃，而且可以獨霸遠東，使中國處於極不利地位。他說，對付日本不能純以美國的立場或眼光去看，而應該爲遠東經濟落後的國家利益去打算。他主張盟軍應禁止工業原料輸日，同時應鼓勵日本的土地改革（使佃戶漸能成爲自耕農），使日本農業生產增加，自給自足。這是一針見血之論，深獲我心。我們應該大聲疾呼，使盟國管制方法不要失之毫釐，謬之千里，又鑄成一個歷史上的重大錯誤。（1946年3月29日星期五）

時逾半個世紀，今人是否能夠對於日本當時奉行的“裝窮裝苦”策略和盟國（主要是美國）的對日方針做出較爲客觀的評價呢？是否會有“不幸而言中”之感呢？儘管今天的情況與拉鐵摩爾先生的推斷並不絕對相同。

麥帥（麥克阿瑟——筆者注）統治日本是功是罪，對我有利有害，我現在還不能解答。……提到我國政府和人民對日本那種不記舊仇的寬大態度，麥帥備加讚許。他說：“中國是一個哲學的民族，它最理智。他們知道無論如何終久是要和日本相處的。”誠然，站在麥帥的立場，中國的寬大態度是最合脾胃，最切需要的。然而寬大之外，我們應該警惕！……我最關切的是他統治日本的政策是否有損於我祖國的利益或妨礙我祖國的發展——這個問題今天一起盤旋着在我腦筋裏。（1946年4月12日星期五）

我真奇怪爲什麼麥帥總部還天天替日人叫糧食恐慌，爲他們無微不至地打算，這樣的戰敗國也可算是“天之驕子”式的戰敗國了。比起我們多劫多難的戰勝國，我們真不能不自嘆弗如！（1946年5月2日星期四）

實際上，先父研習國際公法多年，對於國際政治、國際關係中的奧祕是十分了解的，他深知“利益原則”的作用與分量。中國前途未卜，蘇俄咄咄逼人，“山姆大叔”的全球戰略決定了它一定要扶植日本，至於中國和東南亞各國人民的長遠利益和民族情感，則自然地被擱置下來了。作爲“五強”之一，作爲與東南亞各國很不一樣的文明古國，不但其日後的發展不能受到關照，而且連它在剛剛結束的戰爭中所做出的慘痛犧牲和決定性貢獻都面臨着被遺忘的危險。這不能不說是整個中華民族的悲哀。

實用主義外交政策所帶來的後果當然不可能是單方面的。君不見，養虎貽患的事情在國際間屢有發生。當反蘇反共成爲美國政府的頭等目標，當初的敵手日本於是乎一變而成爲寵物，哪管它日後會不會向自己說“不”。既然美帝國主義被當作中國人民的頭號敵人，那麼一切反美者便都成了我們的同盟軍。我們曾沒有保留地和一部分日本人一起譴責美帝向廣島、長崎投放原子彈的滔天罪惡，曾義憤填膺地和一部分日本人一起抗議美帝在日本建立軍事基地的侵略行徑，卻有意無意地淡化了事情的前因後果。而那個長袖善舞的戰敗島國，恰恰就是在東西方之間劍拔弩張的氣氛中巧妙地周旋着，實現了令其他國家瞠目結舌甚至備感失落的迅速恢復和騰飛。

餘確已覺察，鑑於過去二年來世界情勢之急劇變化，東京之審判，已失去其政治上之大部意義，但餘深望其不致失去其在法律及歷史上之意義，餘相信其不致如此也。

（1948年5月3日星期一《新聞報》載梅汝談話）

日本時報載了一篇短文，叫做《中國人不報仇》，描寫日本投降後中國人對日本人是何等寬宏大量，“視敵爲友”。寬大固是美德，但是姑息、畏懼，卻是懦怯。我讀了這篇文章，頗有啼笑皆非之感。（1946年4月11日星期四）

我不是復仇主義者，我無意於把日本帝國主義者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賬上。但是，我相信，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

（梅汝：《關於谷壽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殺事件》，《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二輯，中華書局1962年版）

1948年底，大批日本戰爭罪犯已被麥克阿瑟下令釋放，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無疾而終。除了第一批的28名，其他甲級戰犯（其中包括後來擔任過日本首相的岸信介）都沒有受到什麼懲罰。與納粹德國漏網戰犯在戰後的東躲西藏、亡命蠻荒相比，這些人的處境真可謂優遊自在。美國的提攜，中國的寬厚，由“冷戰”格局導致的各國對日政策，使日本獲得了絕佳的發展機遇。

在中日友好的大氛圍裏，先父的名字當然不是一個能引起廣泛愉悅的符號。先父關於抓緊調查日軍侵華暴行史實的建議，直到20年後的80年代中期方被採納，而經歷過那場戰爭的人至此已凋謝彌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