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之變瞬間摧毀東京夢華，成爲北宋和南宋的分水嶺。那麼，南宋是北宋的直接延續嗎？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教授虞雲國在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與上海人民出版社共同主辦的“望道講讀會”上，爲聽衆講述了宋代歷史上那段波瀾壯闊又云譎波詭的歲月。以下爲講座主要內容。

『爲何有“華夏民族之文化，造極於趙宋之世”一說』

南宋是北宋的直接延續嗎？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想先介紹一下歷史大背景。

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曾說過這樣一段話：“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振復。”一般講到宋史，講到宋代文化，這段話是必引不可的。正因爲他說“造極於趙宋之世”，因此我們對整個宋代都有一種相當的好感。

確實，宋代在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和物質文化方面，都爲中華民族留下了寶貴的遺產。

首先是制度文化。在宋代以前，歷史上經常會出現分裂、割據、武將專政等局面，而宋代之後，元明清三朝始終保持着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統治。這個遺產是從哪裏來的？就是宋太祖頂層設計的政治制度文化。

正是鑑於五代的動亂，武將經常叛亂推翻政權，所以宋太祖設立的權力制度，從中央到地方，把兵權、政權、財權這重要的三權都加以必要的分割，不讓權力集中在某一個官員或某一個部門，宋朝因此建立起一個比較穩固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帝國。

其次是精神文化。宋代形成了影響中國古代後期的理學，這是儒學發展的新階段。宋代在宋詞、書畫、科技等方面，不僅達到了中華民族歷史上的文化高峯，有的方面還走在世界的前列。

物質文化方面，我們只要看一看《清明上河圖》，就知道當時社會是多麼繁榮。

所以說，宋代在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和物質文化上，都確實達到了陳寅恪先生所說的“造極於趙宋之世”。

但是，陳寅恪先生還說“後漸衰微”，這“衰微”開始在什麼時候？此外，“造極於趙宋之世”，是不是宋代近320年的歷史全過程中這個高峯始終存續着呢？

『三大理由說明南宋並不是北宋的直接延續』

我認爲，宋代近320年的歷史，它是複雜、多變的，應該作分時段的、多面向的把握。而從北宋過渡到南宋的這段時期，正是宋代歷史上最波瀾壯闊又波詭雲譎的一段歲月。

回到今天的主題：南宋是否北宋的直接延續？

從皇統角度來看，南宋毫無疑問是北宋的直接延續。因爲宋高宗是宋徽宗的第九個兒子，是被俘到北方的宋欽宗的兄弟，在血脈皇統上，是真正的一姓王朝。

另外，從政府制度和祖宗家法來看，南宋對北宋似乎也沒有全面的顛覆性的變革。也就是說，南宋還是承襲了北宋的君主官僚政體，以及重要的制度文化，比如崇文輕武、科舉制度等等。

從這些角度來看，當然可以說“南宋是北宋的延續”。但是，它是一種“直接延續”嗎？是一種簡單的延續嗎？

顯然又不是。下面來說幾個理由。

第一，南宋的生存空間要遠比北宋逼仄得多。

宋代分南宋和北宋，大體都是160年左右。從南宋疆域圖可以看出，南宋王朝基本上以現在的淮河和秦嶺作爲南北分界線。而北宋的北方疆域達到了現在的北京以南。

第二，南宋的內政和外交形勢空前嚴峻。

北宋時期，宋朝政府與契丹族建立的遼朝相對峙。雖然前期戰爭不斷，但是從1004年開始，雙方進入了長期的和平階段，達100多年之久。

而金朝和南宋對峙以後，一方面金軍戰鬥力超過契丹軍隊，另一方面，由於地緣空間的改變，金軍隨時可以渡淮河南下。南宋政權不但在立國初期處於存亡繼絕的生死關頭，而且，在其後存在的100多年間，金朝始終像一把懸在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在這種情況下，南宋在政治體制、統治策略以及官僚機器的運作上，都勢必作出應激性的調整，否則難以對付內外交困的局面。於是，南宋在內政和外交方面都有重大的變化。

第三，由於南宋第一位皇帝———宋高宗的個人因素，使原先政治體制的良性運作發生了逆轉。衆所周知，在君主官僚政體下，“君主是決定一切的”，君主的所作所爲可以直接影響歷史走向和政治生態。

從這些方面看，南宋並不是北宋簡單的、直接的延續。

『從岳飛事件看宋高宗的政治手腕』

我們來說說南宋王朝的建立者宋高宗。

宋高宗這個皇帝，從岳飛事件中可以看到他的政治手腕。他尤其在乎君權對軍權的全面掌控。

在北宋全盛期，中樞權力機構是相對制衡的，也就是說，對當時的君主官僚政體來講，這是一種較爲理想的運作狀態。在這種運作程序下，皇帝不能夠獨立地、專權地決定朝政大事。幾乎所有的朝政大事，皇帝先表達一個意向，然後交給起草政令的機構去起草。起草完以後，要通過當時的監督機構，包括御史臺和諫院在內的監察系統，對這些政令進行審查，是不是合理、是不是正確，然後再正式發佈，交由宰相爲首的行政部門去執行。這樣一來，各種權力是互相制衡的，防止了中央權力可能出現的失誤。

但是南渡初年，整個高宗小朝廷一直處於不斷逃亡中，如果還要依照北宋那種體制，肯定無法應付當時千變萬化的戰爭局面。而宋高宗其人又精於玩弄權術，喜歡大權獨攬，這就導致原來中樞權力相對制衡的良性政體逐漸走向了專制。

紹興八年（1138年），宋高宗起用秦檜作爲唯一的宰相。宋朝一般任命左右兩個宰相，但他卻特許秦檜獨相。目的是什麼？就是讓秦檜單獨去處理與金朝議和的事情，而不受到掣肘。

結果，紹興十二年（1142年）初，他與秦檜製造了岳飛父子謀反冤案，以“莫須有”的罪名加以殺害，並同金朝簽定了屈辱的紹興和議。在這個過程中，很多士大夫官僚仍然力主收復北方，反對議和的聲音始終非常強烈。宋高宗和秦檜就採取高壓政策，羅織了一系列“文字獄”，對那些持不同政見的官僚士大夫打擊鎮壓，罷官的罷官，貶黜的貶黜，流放的流放，有的官員甚至就死在流放地。

所以，宋高宗時代與“造極於趙宋之世”的北宋最好的時代，應該區分開來。如果要穿越到宋朝去的話，應該穿越到宋仁宗、范仲淹與包拯的時代，而絕不是宋高宗與秦檜的時代。

『“君主官僚政體”的四種運作模式』

南宋和北宋的整個政治體制，儘管都是“君主官僚政體”，但是，“君主官僚體制”在實際運作中，它的模式不僅僅只有一種。美籍華裔歷史學家劉子健先生在所著《中國轉向內在》中提出，“君主官僚政體”的運作有四種模式。

第一種是中央控制模式。這種模式就是剛纔說的北宋中樞權力相對制衡的良性模式。宋神宗時有位宰相叫文彥博，他曾經這樣提醒皇帝：“你是在和士大夫共治天下。”所以，這種模式也可以用一句話概括，就是“皇帝和官僚士大夫共同治理國家”。但這種模式，在王安石變法以後逐漸發生了變化。

第二種模式是宮廷的集權模式。宋徽宗時期任命了宰相蔡京，他與蔡京的關係很好。所謂宮廷集權的模式就是宋徽宗朝的政體運行模式。這種模式簡單來講，就是皇帝和他所選中的大臣共同決定朝政大事，其他官僚士大夫只能在一旁表示贊同。當然，這種政治體制運作的改變，這時還只是一種量的變化。

第三和第四種模式分別是專制模式和獨裁模式。在我們現代術語中，專制和獨裁好像是同一個概念。但按照劉子健的解釋，獨裁比專制更厲害、更進一步。

劉子健提出，所謂專制模式，就是朝政決策由皇帝和他的代理人獨斷或共謀。“獨斷”指皇帝拿主意，“共謀”是皇帝與其代理人聯手決定，官員們只能分享權力。分享權力是什麼意思？就是你只是爲我辦事情。宋高宗起用秦檜，作爲唯一的宰相，去處理與金朝議和的那一時期，可以看作是第三種模式。

獨裁模式是指君主和他的代理人大權獨攬，壓制、鎮壓任何反對他們意見的官僚和士大夫。宋高宗和秦檜殺岳飛、搞“文字獄”，就把政治體制推向了第四個階段，也就是獨裁模式。

唐代爲制約皇帝的權力，完善了“三省制度”，即設立了尚書省、中書省、門下省。其中，尚書省是執行機構，門下省是監督機構，中書省是起草政令的機構，三者職權分明，互相牽制。

宋代中樞權力設計繼續完善了這種做法，同時財權、政權與軍權也是分開的，權力相對制衡也更爲合理。

但是到了宋高宗時期，權力越來越集中到皇帝一個人手裏。雖然高宗朝前期仍有不少官僚士大夫上書，希望把權力體制拉回到北宋的模式，但宋高宗置之不理。於是，歷史就沿着這一方向走下去了。

欄目主編：龔丹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