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茶马古道，总是未见其境，却先闻其声。

“咔啷——咔啷——咔啷——”

在横断山脉与喜马拉雅山脉的崇山峻岭间，马帮时隐时现，唯独头骡脖颈上的铜铃响个不停。

从丽江出发的马帮将驮着货物前往西藏、尼泊尔甚至印度，而马锅头携带的器具还有货物里有不少纳西匠人打造的精美铜器，罗锅、马炊、酒壶、铜锁……一件件铜器都见证着茶马古道往昔的繁忙。

和善均，茶马古道上第六代铜匠传人，他与祖辈一样打制着世人喜爱的铜器。同时，作为一门传统技艺传承人，他传承纳西族传统制铜工艺的历程就如群山之间的茶马古道一般艰辛坎坷。

相比大研古城，白沙显得十分安静闲适。

穿过白沙牌坊走进村子里，零星有路人擦肩而过，小狗在门前慵懒地仰卧，顺着路边小溪的是一串串的姹紫嫣红。

“铛铛铛铛——铛铛铛铛——”

金属敲击的脆响一下打破了小镇的宁静，根本不用寻人问路，听着声响就能在白沙老街找到和善均的家，这里也是他的打铜工作室。

这是一幢纳西传统木房，还未成型的半成品铜器整齐码放在木架上，他和徒弟用来垫放铜器的木墩间隔有序地列坐一排，而整整齐齐挂满一整面墙的工具，着实满足了“强迫症”们的需求，井然有序中让人瞠目结舌。你根本看不出这些几乎一样的工具有何区别，可在和善均眼中，他们就像钢琴与古筝，有着截然不同的美妙声响。

沿着院墙还有一排展柜，里面陈列着和善均祖辈们打造的器具和使用过的工具，从简易的罗锅，到可烹可煮的马炊，再到9分钟加热一大壶水的茶炊，一件件铜器穿越百年向后人讲述着马帮生活的变迁。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政府部门召集与资助下，和善均与父亲作为纳西铜匠代表，在刚刚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丽江古城里开起一间铜匠铺子，一时间颇受游客欢迎。

“真正做手工，客人太多也不是好事情，静不下心来。”

几年过后，和善均又选择回到白沙老家专心打铜。家中打铜手艺传到和善均这儿已是第六代，他和祖辈用手艺见证了无数次丽江街市的繁荣与变迁。

明清时期是丽江炼铜制铜最旺盛的时期。纳西铜匠起初只会制作形制单一的铜器，但随着木氏土司从四川等地请来众多能工巧匠，纳西铜匠在不断学习和交流过程中练就了更加精湛的技艺。

“同我家祖辈交流、学习的是一户四川来的杨姓人家，他家后人还生活在丽江，只是不再从事这门手艺。”

和善均听父亲说，到民国时期丽江还有差不多四十多户打铜人家，有上千人从事铜匠这项职业。“丽江是个小城，人口不多，制作这么多铜器不可能全部内销，许多铜器都沿着茶马古道远销西藏、尼泊尔和印度等地。

赶路的马帮常常会带上一把可烹可煮的马炊

当时，许多白沙铜匠都聚集到大研镇“打铜一条街”，从西藏甚至更遥远地方来的商人，都会到此下单采购铜器。如果订单量大或是制作工艺较难，工匠们还会将单子拿回白沙，请技艺更纯熟的师傅完成。

时过境迁，虽然在西藏、尼泊尔还能发现许多带有纳西族特有器形影子的铜制器皿，但是白沙打铜人家已只剩和善均与二哥和善异一家。

1981年，当和善均的父亲和积宽召集六、七名老师傅恢复铜匠铺子时，经历十几年的停滞，丽江会打铜的纳西老人只剩十多人。

十一、二岁的和善均常在铺子里玩耍，不时帮父亲添些炼铜用的炭，或是在一旁看大人们抡锤敲打。

1987年，17岁的和善均初中毕业，开始和父亲学习打铜。因为打铜是个体力活，多是二、三十岁的青壮年干活学艺，与和善均一块儿学习的同龄少年并不太多。

“一开始并不是特别喜欢这门手艺，只是父亲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了，丽江旅游业那时候还没有开始，出门打工的也很少，除了在田里面干活，也就没什么可干了。”

学手艺并不能上手便开始制作成品，需要一点点修炼技艺。第一年，和善均大部分时间都在烧炭，只有一点空余时间向父亲讨教技艺；第二年，才慢慢开始从锤击手法学起；差不多三年过后，制作铜器的各种手艺才算学过一遍，和善均也完成了自己第一件成品——火钳。

作出第一件成品后，和善均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也开始慢慢喜欢上这门祖传手艺。当然，等他熟练掌握冶炼、打胚、修形、錾刻、镂空、镶嵌、掐丝等等一系列工艺流程后，时间已经过了七、八年。

纳西族铜匠有两个方向的细分：一种是制作家用器皿物件的打铜匠人，另一种则是专门制作铜锁的铜锁匠人，两者之间少有穿插。

历史上，丽江铜锁是非常出名的物件，常常是木氏土司馈赠宾朋的礼品，徐霞客在其游记中就记载了纳西土司木增赠送他“丽锁红毡”。

1996年，学艺近十年的和善均已经基本掌握了纳西族制作铜器的工艺流程，而出于个人爱好，他还专门利用一年时间，向白沙东文一名老匠人讨教学习了制作丽江铜锁的手艺。

“当时纯粹出于个人爱好去学习，到现在反而是抢救了这门手艺。”

每把钥匙相差无几，但并不能互开铜锁

纳西铜器在90年代的落寞与转机

老话讲，荒年饿不死手艺人。父亲在和善均初学打铜时，也告诉他学一门手艺对自己有利。但是让和善均没想到的是，当他练就了一身本领时，铜器却没了市场。

“当时，我和父亲两个人加一起，一年纯收入不超过3000块钱。”

1990年到1996年间，大量成本低廉的铝制、不锈钢制器皿涌现丽江市场，成本高昂的手工铜器市场被急速压缩。而在此之前，只要一件铜器出品，立即就会有买家，人们甚至会提前订购。

“父亲和我说，纳西族打铜手艺有过旺盛时期，这么几年的困难不可能让它死掉，他让我再坚持三年，让自己技艺再精进一些，实在不行再改行。”亲戚朋友纷纷劝说和善均改行谋生路，他的内心也产生了动摇，父亲的一席话最终让他坚持了下来。

回想起当时的困境，和善均不断感叹太艰难，如果没有父亲那句话，他可能早已放弃打铜，这门手艺也将永远失传。

1996年，苦练技艺的和善均等来了转机。

这一年，和善均被上海市“中华民族大观园”聘请为纳西族传统制铜工艺技师，向游客展示少数民族特色手工艺，也正是这次外出交流的机会给了他新启发。

“那边的人很喜欢兼具实用性和观赏性的器具，而当时我们制作的器皿更多只有实用性，所以我觉得今后做出来的东西必须要有一定观赏性，融入民族文化的元素，让客人一看就非常舒服。”从上海回来后，和善均开始在传统技艺中融入更多创新。

1997年，开始陆陆续续有老外出现在白沙街头，他们非常喜欢买一些方便携带的小器皿或是物件，和善均的生意也慢慢好起来了。

再到1999年昆明举办世博会，丽江也开始热闹起来。当时，外地游客十分喜爱纳西铜器这类少数民族传统工艺，无论器皿大小，喜欢就会订购，和善均开始忙得不可开交。

“从那会儿到现在，卖是不愁了，只要你好好做。”

传统铜器不仅吸引了游客的目光，本地纳西人对铜器的喜爱也在慢慢复苏。

随着丽江生活水平提高，许多人不管家里用不用都会买几件铜器，比如铜火锅、铜火盆、铜盆等等。女儿出嫁的时候，父母都会回归以前的模式，就算现代生活已不一定需要这些器皿，但他们一定要买个铜盆或是火盆。

“想想当时，其实并不是纳西人不想买铜器，而是有点舍不得买，因为收入还远远达不到这样的消费水平，只有在特别情况下才会购买一些铜器。”和善均认为，纳西人对铜器的热爱早已深入骨髓，只要一点就会复苏。

三十多年不停敲打，和善均会不会觉得枯燥？

他认为只要认真对待这门手艺，就不会枯燥，人们觉得他在重复敲打这个单一动作，其实每一锤的角度、力度的区别只有他能体会，从一锤两锤，到上千上万锤，每一锤不同的变化也只有他能明了。这个过程对他来说，就像听一曲交响乐，是种极致的享受。

“我也并非每日重复一样的内容，我还在不断摸索创新。”和善均说，“纳西族过往没有喝咖啡的习惯，但现在年轻人都爱喝咖啡，那么我就要去学习咖啡文化，了解咖啡怎么泡，怎么喝，再按照咖啡文化去制作一把咖啡壶，每天都在创新，在创新中又融入纳西族的文化，这是一台很好玩的事情。”

除了器皿形制的创新，和善均还在工艺流程上不断创新。

“在工艺上，每代人都有一点突破，才会做出更好的作品，就像纳西族明清时期的匠人只能做很简单的器皿，但随着不断学习交流，也开始能够完成更复杂的器皿。”

例如纳西铜火锅，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火管还只能焊接到锅体上，随着技术发展，如今已经能和锅体整体打制出品。

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和善均却并不为培养“第七代”传人发愁。“我儿子其实比我还要更加喜欢这门手艺，他也像我一样从小就在打铜作坊里长大，他会在假期里制作一些小东西，现在已经基本掌握了制铜的整套流程工艺。”

但和善均并不强求儿子必须接班，他觉得这事不该强求，只有真心愿意才能做出好的作品，就算儿子不接班，他还有徒弟传承这门手艺。

他的徒弟中还不乏从广州、上海等地不远万里前来学习手艺的，这些外地学徒普遍经济条件比本地农村学徒更好，反倒因为纯粹的兴趣而更加投入。“那个广州来呢，手受伤了也不停地在那里敲打，连我都佩服了。”

“在工艺传承上，出现了一个矛盾问题：不是年轻人不想学，想学的人还特别多，但是这门手艺差不多成年了才可以开始学，还要花至少三年才能做成品，这让学徒家庭有了经济负担。”这是和善均传承技艺过程中面临的最大困难，而在政府部门对非遗项目的扶持下，他也会向徒弟发放补贴，让他们安心学习。

回望当年，和善均觉得自己是个幸运的人，他说如果自己出生在这个时代，或许不太可能接触这门手艺，也许和其他年轻人一样出门打工去了。

“铛铛铛铛——铛铛铛铛——”

疫情期间，徒弟们还未回来，和善均仍旧独自一人在工作室里敲敲打打。

为了打一把铜壶，他需要反复敲击两万多次；为了壶嘴出水顺畅，他需要反反复复调整大半天；甚至器皿内里的细节，他也要再三打磨。不太顺利的时候，他一天也无法完成一件器具，但他还是会耐着性子将作品敲打至完美才肯罢休。

他教我们听一把好壶的声音时，脸上享受的表情就像沉醉在自己谱写的乐章里。

虽然难以真正感受铜器间细微的差别，但是我们能够看到他那颗像铜器一样历久弥新，越用越亮的匠人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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