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歲“賭王”何鴻燊去世之後，他的4房太太和17個子女上演的一出爭家產大戲成爲近期的一個熱點。

不過，不知你是否感到奇怪，爭家產這種事，在中國家庭中，上到土豪下到小老百姓都很常見，但在西方，反而越是大貴族、大富豪的家庭越少有這類紛爭。

西方大富豪們一般都會在生前把自己的家業安排得明明白白，少部分還安排得相當灑脫。比如曾長期霸佔世界首富位置的比爾·蓋茨，早已高調宣佈身後會把自己的1000億美元財產捐給慈善機構，三個子女每人只給1000萬美元安家費，子女們想再實現人生的若干個“小目標”就只能靠自己打拼了。

不僅現實中如此，西方人哪怕在戲劇中似乎也從沒繃過爭家產這根弦，借鑑諸多西歐歷史元素的美劇《權力的遊戲》被稱爲美版宮鬥劇，但劇中的鬥爭都是發生在家族之間的，家族內部卻甚少出現分歧。史塔克家族族長奈德在第一季就死了，如果按照中國編劇們的“宮鬥”腦回路，他的五個合法子女外加雪諾這個私生子怎麼也得爲爭家產的事先打一架。如若這樣，《權力的遊戲》可能在第二季就以史塔克家族的分崩離析爲結局完結了。

在歐洲歷史上，越大的貴族越把家族內部財產紛爭看做是一種不名譽，爲數不多的家產大戰也僅發生於某個貴族合法繼承人出現空缺、遠支親族的糾紛中。與之相對應，向來講究家醜不可外揚的不少中國人，反倒是不忌諱在分家時把七大姑八大姨都叫來評理，錙銖必較地要求必須分個“公平”。

西方貴族這種不爭家產的傳統，其實跟他們的祖上有點關係。西歐人的祖先日耳曼人原本也是奉行均分繼承法的，羅馬帝國崩潰後一度最有望統一西歐的查理曼帝國，在經歷查理曼大帝的輝煌後，就上演過一場“爭家產”大戲，其領土最終被其三個孫子均分，分別成爲了後來的法蘭西、德意志和北意大利。但這種均分法隨之產生的問題是國家實力也遭到削弱，西歐奉行的又是封建制，封臣們的家產一被均分，往往意味着其子女無法籌集足夠的力量爲封主提供軍事效力。

爲了規避這種弊病，西歐各國自中世紀中期起就開始奉行“薩利克繼承法”，以法律的形式強制規定貴族死後，其地產及附加其上的封建義務必須由其仍在世的最長子全部繼承。中世紀的財產主要就是地產，國王或者大貴族還能想辦法擠出一塊領地，給小兒子們封個小點的貴族噹噹，小一點的貴族只能眼睜睜地看着小兒子們在自己死後變成平頭百姓。

以咱中國的眼光看，這樣的繼承法當然相當不公平，但“薩利克繼承法”在歐洲歷史上卻獲得了一個意外後果：貴族們由於擔心小兒子們的前途，往往會選擇在教育上投資，以便自己死後他們也能謀個好出路。

於是，我們看到歐洲的大學在中世紀盛期就開始如雨後春筍般冒了出來，意大利的波倫大學創辦於1119年、法國的巴黎大學創辦於1150年、英國的牛津大學創辦於1249年，這些大學最初的學生主力其實就是貴族的小兒子們，這些大學生們得異常努力地學習，才能在畢業後謀一個高階教士之類的好職位，以維持自己當初的生活水準。

是的，今天讓很多中國富裕中產階級欽羨不已的歐洲“貴族教育”，最早就是這麼來的。

所以，我們就常常能看到中世紀的歐洲教士們往往是身具貴族氣質而又多才多藝，在明末西學東漸運動中起過重大作用的很多西洋傳教士，之所以能跟同時代的中國大儒們一通談天說地不露怯，就是這種背景在起作用。

當然，對於那些實在學不進去的貴族小兒子們，另一條道路也爲他們敞開，那就是成爲僱傭兵，中世紀歐洲遍地走的各個傭兵團體中充斥着大量底層貴族或騎士的小兒子們，有些傭兵團體甚至乾脆以“某某次子團”爲名號。

大航海時代開啓後，貴族小兒子們又有了一條新的出路，即向老爹或大哥要一筆經費，出海到大洋彼岸討生活，這些在上層社會喫過見過的人，成爲了歐洲殖民運動中的精英和主力。他們迫切的成功慾望，推動了歐洲向新世界的擴張。

“留給長子的是土地，留給次子的是技藝”這種觀念延續到後世，逐漸演化成了歐洲貴族們重視教育和對子女能力、人脈培養的傳統。所以，當我們今天看到西方很多頂級富豪往往樂於將自己財產的大頭在生前就做了慈善，而給衆子女只留一點“安家費”時，你千萬別覺得這是“傻帽”，需知他們的財產早已從真金白銀轉變爲了其他形式傳給了子女，而這樣的傳承，不僅避免了財產紛爭，還能避稅，這纔是最保值的繼承方式。

（大衆報業·齊魯壹點記者王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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