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字初階《上大夫》

敦煌藏經洞發現有關唐五代北宋時期啓蒙教育的衆多寫本中，有一種教材全文僅有25個字。雖然篇幅短小，但卻構思精巧、趣味雋永，且歷經宋、元、明、清，它是人們所熟知的習字材料《上大夫》。全篇八句二十五字。每句三個字，最後加一“也”字作結束語。下面這張照片是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所藏編號P.3806的一個寫本。

這是一個卷子本，長309釐米，高29.6釐米。卷子正面抄寫《春秋經傳集解》；背面分別抄有願文等佛教文書以及社文等文書。卷末有兩行字，內容完整，全文作：“上大夫，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二（爾）小生，八九子，可知其禮也。”字體工整，不像兒童習字。其中“二”當是“爾”的錯別字，可能受到前後文“三”“七”“十”等數字的影響。

再如下圖所示，這張照片是法國巴黎收藏的另一件敦煌寫本，編號P.4900。這件寫本是張殘紙，原卷第一行有硃筆“試文”二字，照片看不清楚。其次有九行字，每行開頭各有硃筆一字，自右而左，分別是“上大夫丘乙己化三千”九個字，每一硃筆下有一行墨書，計十多個相同的字，當是學童臨寫。如第一行：“上”字寫十三次，這很像今天小學老師要同學抄寫作業一樣，每個生字要各寫一行。

這張殘紙的保存，反應了唐代敦煌地區學童習字與今天習字情形是一致的。這是1100多年前敦煌地區學童習字作業的實物。它的發現讓我們讚歎，同時也意味着《上大夫》這25字一篇兒童初學入門的習字教材，早在中唐時已廣爲流行，同時還傳播到西陲的敦煌地區。敦煌擴編《千字文》

以今所知敦煌童蒙教材中流傳最爲久遠，使用最爲廣泛且普遍的識字教材，當首推《千字文》了。《千字文》相傳是梁武帝大同年間（535—545年）周興嗣所編。根據唐朝人李綽《尚書故實》的記載說：南朝梁武帝爲了教他的兒子們寫字，命令殷鐵石從王羲之書法選擇出一千個不重複的單字，來供他們學習。但由於這些選出來的字，太爲凌亂，毫無次序可言，梁武帝頗爲不滿。便招來周興嗣說：“卿有才思，爲我韻之。”周興嗣奉命，就在一夜之間，將原本雜亂無章的一千個字，編成四字一句，對仗工整、音韻鏗鏘、文采斐然的一篇美文。內容敘述天文、地理、氣候、山川、博物、社會、文化、制度、歷史、德業、功績、人倫、道德、教育、人事等方面的知識。由於全篇氣勢磅礴，意蘊雋永，押韻自然，易於讀誦，令人讚歎不已，更讓梁武帝拍案叫絕。

深具閱讀實用性的一千個常用字，條理系統有致，形式整齊優美，音韻格律自然，又能囊括漢字基本結構與筆畫，加上大書法家王羲之的字跡，更可作爲習字典範。因此，自編成後，很快便成爲最佳的童蒙教材。內容、形式的特色與識字、習字的功能，真是相得益彰。易解難忘的《開蒙要訓》

從現在已經公佈的敦煌寫本來看，《開蒙要訓》的寫本總數達40多件，分別收藏在英、法、中、俄、日及個別私人手中。其數量之多，在敦煌蒙書中，僅次於《千字文》。

下圖是北京國家圖書館藏BD1466號，歸義軍時期寫本《開蒙要訓》一卷的開頭部分，第一行題有“開蒙要訓一卷 乾寧五年”。圖25則是英藏S.705《開蒙要訓》的尾部，題有“開蒙要訓一卷大中五年（851年）辛未三月廿三日學生宋文獻誦、安文德寫”的題記。

現存40多件敦煌寫本《開蒙要訓》均未見有標示作者名氏。著名的文獻學家，同時也是敦煌學前輩的王重民，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索引部分，有這樣的說明：“《開蒙要訓》一卷， 六朝仁壽馬氏撰，見《日本國見在書目·小學類》。”在衆多的敦煌蒙書中，有一種叫《雜鈔》，又名《珠玉抄》、《益智文》、《隨身寶》的知識類蒙書，這種蒙書中開列有一系列供當時學生閱讀參考的書目。當中便有《開蒙要訓》一書，如下圖所示這張法藏P.2721《雜鈔》寫本圖片的第三行，有《開蒙要訓》，在書名下有着雙行小字，清清楚楚地標註出作者爲“馬仁壽撰之”。

《百家姓》全書系採集姓氏編爲四言韻語，以便童蒙識字誦讀。共收集507個姓氏，其中單姓446個，複姓61個。開首二句爲“趙錢孫李，周吳鄭王”八姓，以趙居首，蓋尊宋朝國姓。此編以單字組成，僅爲姓氏，文字基本上不重複，適合於做識字課本。全篇以韻語寫成，句短押韻，朗朗上口，頗適合孩童興味，又易於背誦。

有關《百家姓》的寫本，計有兩件，均藏在法國巴黎，分別是編號P.4585及P.4630。這兩件都是冊子本，楮紙，高約21.5釐米，寬約43.5釐米。每半頁6行，每行6字。

P.4630殘存二頁。高約21.5釐米，寬約43.5釐米。每半頁6行，每行6字。第一面起“郟浦尚濃溫莊”，迄“衡步都耿滿弘”；第二面，起“匡國文寇廣祿”，迄“饒空曾母沙乜”；第三面，起“赫連皇甫尉遲”，迄“令狐鍾離宇文”；第四面，起“養鞠須豐巢關”，迄“諸葛聞人東方”。

當蒙童背誦學習之中，見到自己的姓氏，或所熟識的姓氏，當倍感親切，尤能增加誦習興趣。此外，經由日常生活中所接觸的姓氏，推而廣之以認識其他各姓，背誦之後便可快速認識四五百個單字，達到集中識字的學習效果。凡此均是《百家姓》所以能成爲宋元以來盛行不替歷久不衰的原因。古老算學《九九表》

“九九乘法”是過去學童學習算數時必定要背得滾瓜爛熟的。現今坊間有將九九乘法搭配旋律簡單的活潑音樂，提供學齡兒童一邊歌唱，一邊誦習。或許有人以爲九九乘法歌是近代纔出現的東西，但從文獻來看，九九乘法的出現，其實時代甚早。只是大家習以爲常，也就不太經意，更不會去考究它的歷史與發展。

敦煌寫本中保存有學童使用的《九九乘法歌》。以目前所見到的寫本，計有四件，分別爲S.4569、S.8836、北圖8041（李字73）及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編號ДX2145。其中英藏S.8836號寫本同卷還抄有蒙書《新集文詞九經抄》，可見敦煌寫本《九九乘法歌》，是敦煌地區用來教育兒童的算學歌訣，也就是唐五代兒童的基本算學教材。

那麼，九九乘法爲何要叫做九九乘法呢？由於古代的乘法口訣是從“九九八十一”起，到“二二如四”止，如居延漢簡、疏勒河流域出土漢簡等都是。約於公元五到十世紀之間，乘法口訣才擴充到“一一如一”，如敦煌寫本便是。不管是止於“二二如四”或“一一如一”，因開始爲“九九”二字，因此古人便取以爲乘法口訣而稱之爲“九九乘法”。史詩教育《古賢集》

在莫高窟藏經洞發現的二三十種敦煌蒙書中，《古賢集》是一種以七言歌行體的詩歌形式來歌詠歷史人物孝友、勤學、誠信、忠貞等事蹟，教示學童的通俗讀物。可說是敦煌蒙書中極具特色的一種。

以歷史掌故及人物事蹟爲主要內容而編纂的蒙書，讓兒童誦讀、記憶，以便灌輸歷史知識，並透過歷史人物的行爲典範，以教導孩童忠孝仁義等品德。相較講理說教的蒙書，更能吸引孩童，同時也更能豐富學童的寫作題材與表達的內容。

從體例上來看，《古賢集》全篇以“君不見”三字作爲起句的冒頭語，之後則是以七言40韻，80句，560字，集合古代諸聖賢事蹟，撰成長篇歌詩。全篇押韻的情形，共用真（與文韻通押）、魚（與虞運通押）、麻、支四韻，皆平聲韻，形式十分整齊。基本上多以一句來歌詠一位賢人，間有用兩句歌詠一位賢人，其中較爲特殊的是以四句來歌詠姜太公的事蹟。自然教育《孔子備問書》

題名爲《孔子備問書》的寫本，是僅見於敦煌石室遺書中的寶貴材料，後世不傳，歷代史志沒有著錄。內容雖然粗俗淺陋，鄙俚不經，但卻是唐代民衆日常生活所孕育出的通俗作品，最能反映當時社會生活與庶民思想的真實面貌。

首題《孔子備問書》一卷，未題撰者，全文計116行，約155則問答。P.2581及P.2594在首題下署有“周公注”，這顯然是依託。

書名以“孔子”命名，依託“周公”注，大概是當時的風尚，孔子、周公是當代民衆心目中學識智能的表徵，敦煌寫本通俗典籍中這種情形可說是屢見不鮮，如《孔子馬頭卜法》、《周公孔子佔法》等便是。

今存敦煌寫本《孔子備問書》一卷，全篇內容系針對天文、時序、地理、人事等日常生活的有關問題，經由一問一答的形式，組織成篇，藉以解答一般民衆心中渴望得到答案的基本知識。太公誘童憑《家教》

敦煌蒙書中，除了識字類的蒙書《千字文》與《開蒙要訓》外，寫本數量最多且流行最廣的當推《太公家教》了。《太公家教》是唐、五代民間通俗教育中最爲流行的一種家教類蒙書。它不但唐、五代、北宋期間廣泛地流行在敦煌地區，宋、元時期依舊盛行，甚至還遠播到日本、韓國、越南等中國鄰近漢字文化圈的國家，成爲這些國家學習漢文化的重要教材之一。

走進藏經洞，實際觀察一下唐、五代敦煌地區學郎們抄寫、誦讀《太公家教》的情況，從敦煌文獻中對《太公家教》的運用，去考察《太公家教》在敦煌地區現實生活中的影響。當然，最直接的更要從現存敦煌寫本《太公家教》的文本去分析編寫的旨趣、內容特性、資料來源與形式體例等，有助我們對它之所以在民間及周邊的漢字文化圈裏風行的理解，併爲觀察俗文化遞嬗變易的發展趨勢以及潛藏在後代通俗讀物中的因子提供信息。

今存敦煌寫本《太公家教》，計有44件之多，分別收藏在中、英、法、日等國圖書館及私人手中。其中以法藏P.2564最爲完整，其他則多爲殘卷。老父叮嚀《嚴父教》

家庭教育，男女有別，父母分工。一般是由慈母傳授女兒女紅，嚴父教導男孩品德。敦煌童蒙教材的編纂多樣，其中也出現以不同施教者口氣編撰的蒙書，如以母親口吻編撰的《崔氏夫人訓女文》，以祖父老者口吻編纂的《太公家教》，同時還有以嚴父口吻編成的《新集嚴父教》。

就目前所知，現存敦煌石室遺書中的《新集嚴父教》寫本，計有：英國倫敦藏編號S.3904、 S.4307、S.4901V、S.10291及法國巴黎藏編號P.3979等5件。其中S.4307號爲首尾完整的本子，其他4件則爲殘卷或雜抄不全的寫本。

今存敦煌寫卷中的《新集嚴父教》卷子，雖僅有5件，然其中S.3904及S.4901V系出同一抄手。S.4307的題記有“安參謀學士郎李神奴寫嚴父教記之耳”、“定難坊巷學郎李神奴自手書記之耳”，足見《新集嚴父教》與《太公家教》、《千字文》等同爲當時敦煌地區童蒙誦讀的教材。新娘錦囊《訓女文》

近代敦煌藏經洞的發現，其中保存了二三十種唐五代蒙書，爲數近三百件的抄本中，赫然發現有一篇幅簡短名爲《崔氏夫人訓女文》的婦女教材。這是一種流傳於唐代民間的通俗讀物，讓我們在千年之後可以約略窺知唐代民間婦女教育的概念以及具體而微的實際內容。

根據我們看得到的敦煌文獻，現存有關《崔氏夫人訓女文》計有S.4129、S.5643及P.2633三件；雖然數量不多，但卻相當難得。在法國巴黎藏編號P. 2633號的抄本，文後有“上都李家印崔夫人壹本”字句，可知這個抄本應當是根據“印本”再傳抄的。“上都”指的是唐朝首都長安。當時長安城的李家把《崔氏夫人訓女文》加以印刷發行，突顯了這種訓誡教導女子的文章在當時一定是備受歡迎，纔會有人印刷流傳，甚或根據印本再抄寫流傳，而且從絲綢之路起點的長安城傳播到西北邊陲的敦煌。寺學自編《辯才家教》

敦煌藏經洞發現的300多件唐五代宋初的蒙書寫本中，我們發現法國巴黎藏編號P.2515號卷子，保存有一件首尾完整並序，且前後題有《辯才家教》的抄本，正是唐五代敦煌地區流傳僧人所編的寺學教材，彌足珍貴。

來源：敦煌書坊，文章摘編自鄭阿財、朱鳳玉著《開蒙養正——敦煌的學校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