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不過山海關” 東北振興 只差鄰國改革開放？
過不了山海關的問題，過鴨綠江能解決嗎？
文｜何必
2018 年 6 月，遠在新加坡的一次領袖握手，直接將丹東房價翻了一倍。
在一片「隔壁要改革開放了」的驚呼中，溫州商人們帶着現金悶聲北上，準備發一筆大財。截至 7 月 17 日，丹東新建商品房價格指數環比上漲 3.3%，同比上漲 15%，領跑全國。
早在兩個月前，朝鮮的七屆三中全會報告就用 56 次「經濟建設」和「停止洲際導彈發射，廢止核試驗場」，向世界昭示轉變工作方向的決心。
改革春風中，遼寧省政府立刻在自己的計劃中畫了一個圈——「丹東特區」。
「丹東是下一個深圳！」「在隔壁改革開放的局面下東北經濟面臨巨大機遇！」
一時間，東北距離振興彷彿只差一個「隔壁改革開放」。
這並不是東北亞鄰居第一次有改革開放的風口。
早在十八年前，就曾經有一位朝鮮老人在丹東隔江相望的新義州畫了一個圈，「新義州特別行政區」拔地而起。
《新義州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頒佈通過，還委任了一位荷蘭籍華人商人楊斌爲特區行政長官，似乎要致力學習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
孕育中的特區所託非人，楊斌獲任特首後便作出種種驚人宣示，包括新義州要免稅免簽證、實施外匯自由流通等。這些與朝鮮官方定調不盡一致的說法，加上他本人疑團重重的商業經歷背景，都令新義州特區尚未起步便陰雲密佈。
十天之後楊斌因爲偷逃稅款在瀋陽被監視居住，隨後被批捕並判處十八年有期徒刑。中國還建議朝鮮，應當多注意與韓國合作的「開城工業園區」。
對朝鮮來說，這樣的結果或許算是止血。
蘇聯解體後，中朝貿易一度升溫，1993 年達到 9 億美元的高峯，經歷過長達五年的「苦難的行軍」後，這個數字又跌到 3.7 億美元。
這一點數額，是以近乎瘋狂自殘的方式換來的。
當時的中朝邊貿，在朝方一側完全被國營商社壟斷，閉塞的官僚機構對於國際市場毫無概念，甚至不懂詢價採購，完全按照國家下達的採購指標和價格給中方邊貿公司下訂單。
中方的邊貿商人則早已熟稔市場規律，充分利用中國商品的廉價優勢，賺取了第一桶金——朝方開價兩美金一件的襯衫成本僅一元人民幣，一次出貨就是十萬件。
外匯日漸枯竭後，國營商社便用國內保養良好的機械設備充當廢鐵銷往中國，以此換取生活物資。這種「賣血換命」的自殘式貿易持續了數年，直到朝鮮很多企業陷於癱瘓，再也拿不出成套的設備賣廢鐵而被官方叫停。
現實如此，設立新義州特區吸引外資也就順理成章。最終，「開城工業園區」在新義州特區的難產中成長起來。
「苦難的行軍」途中，中國邊貿商人的表現讓他們充分地見識了市場經濟，朝鮮人終於在新世紀學聰明瞭。
充當先鋒的是國營商社的貿易代表，他們通過實地考察和新興的互聯網平臺摸清了中國市場的底細，不僅和中國邊貿商人正面硬剛價格戰，還終結了中朝邊貿的暴利時代。
2013 年時，一臺 3.9 萬美元的中國重汽卡車，利潤已經只有 150 美元。
浸潤於中朝貿易的商人們想繼續維持生意，就只能選擇將業務拓展出丹東，前往鄰國本土。
乍看上去，鄰國也別具吸引力：普及的義務教育、1970 年代的基礎設施、低廉的工資水平，這裏彷彿世界上最後一塊高素質勞動力處女地在向中國商人招手。
不幸的是，中國商人在鴨綠江對面投資後，要想再帶回來卻大不容易。
比如拖欠，從貨款回籠到訂單貨物發放，每個中國投資者都要重新適應計劃經濟的時間觀念。
與朝方的溝通也極爲困難，對方合作機構通常只有一部固定電話，打過去十次有八次佔線，打通了主事的官員還不一定在，祕書出去花上個把鐘頭找人的代價是國際長途每分鐘八塊錢人民幣的電話費。
還有更防不勝防的操作，比如 2007 年遼寧民營西洋集團與朝鮮嶺峯聯合會社合資設立朝鮮洋峯會社，合作生產鐵精粉，中方出技術和資金，朝方出鐵礦和廠區土地資源。2011 年 4 月，年產 50 萬噸鐵精粉的選礦廠終於建成投產，當年 9 月朝方就出臺 16 條「國家規定」，禁止企業出售產品，由國家接手出售。
此後爲了爭取回自己的企業，西洋集團不得不電話、傳真和朝方反覆溝通。4 年時間西洋集團各項投資總額 4500 萬歐元，最終換回的是「就給你 3000 萬美元，愛要不要」。
這中間近 2 億元人民幣（按 2013 年匯率）的差價，是在朝投資的成本。
鄰國政壇的瞬息萬變也令人無所適從，2013 年張成澤倒臺後，中國商人便發現之前打交道的商社官員大量失聯，做了一半的生意無處追款。
在這樣的遭遇下，「隔壁是不是真的改革開放了」都成爲了媒體重要的研究課題。
有過如此經歷的東北，爲什麼還會爲隔壁改開的傳說而振奮？
不那麼苦難的行軍正如「投資不過山海關」「輕工業直播重工業燒烤」之類的譏諷，中朝之間的經貿故事，同樣發生在山海關內外，只是故事角色有所調整。
而且，中朝貿易的前半場——充滿自殘色彩的失血式貿易，也同樣曾經發生在關內關外之間，而且山海關不是國界，這裏的失血更加徹底。
在曾經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東北工人的工資一直被壓的很低，但他們也無須擔心日常生活消費：城市的糧食供應價格被壓的更低，醫療、托育全公費，礦區的燃煤取暖費全額報銷，輕工業產品憑票供應，逢年過節單位還發放茶糖米麪油魚肉等副食品，甚至人死了還有全額喪葬費。
全方位社會保障體制下，老國企職工對低工資的耐受度遠超凡人。
計劃經濟解凍後，東北則以「雙軌制」的面目出現：改制後的國企仍然實行行業內計劃調撥、工人工資難以增長，與此同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則全面接管了國企減負後的社會領域。
2000 年代初，東北各煤礦集團局內一支雷管的調撥價格僅爲 2 元，工人的工資也就高不到哪去。但市場的光亮已經照到了一小部分人，當時山西、河南等地私人煤礦可以出價高達 20 元，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礦產原料、鋼鐵水泥、機械設備等東北最擅長的重工業領域。
關內外的巨大剪刀差，令山海關成爲了東北的財富中軸：改制後的東北國企仍然以計劃價格輸出重工業製成品，再以市場價格進入關裏，一批東北富豪由此誕生於灰色領域。與此同時，關裏的輕工業產品則全面市場化的價格進入東北。
其中的價格剪刀差，很大程度上是由東北工人沒漲上去的的工資組成。
躲過下崗浪潮的工人們，突然發現自己要用和以前一樣微薄的工資，去購買那些以前基本免費的事物：衣服、副食品、教育、醫療以及過冬的燃料。
新世紀初繁榮的瀋陽五愛市場，正是這個「雙軌社會」的縮影：大批下崗工人轉行聚集於此，將來自東南沿海的低價服裝和生活物資倒賣到東北各地。國企工人的收入如涓涓細流，在這裏匯聚成批發商的流水轉入關裏。
剪刀差的存在，讓東北無法形成本地資本積累，即使有部分命硬企業破土發芽，最初的土壤往往也屬於不便明說的領域。
這條跌跌撞撞的失血路徑，與苦難行軍時期的鴨綠江對岸實在有太多的異曲同工。
資本的匱乏，反過來也限制了人們對正常經濟運轉的認知，以至於範德彪在 2003 年就敢用 8 萬塊錢資本啓動規模龐大的垂釣休閒娛樂城。
這種情況下，東北的經濟振興之路自然極爲艱難，東北人自己也就難免要把希望寄託於鄰國。
2006 年，新義州經濟特區流產四年後，丹東居民便一度曾發現，隔江對岸的新義州突然變得忙忙碌碌——經營境外業務的企事業單位紛紛開設分支，原來的居民則在搬家騰地方。
新義州要建「新香港」的傳說立刻不脛而走，最終像許多類似的傳言一樣沒有下文。
2018 年 6 月，美朝首腦首次會晤，丹東本地人又大爲興奮，期待對岸改革開放後丹東會成爲「下一個深圳」。
然而，隔壁一旦改開，丹東的處境顯然與當年的深圳完全相反，對面嗷嗷待哺的新義州纔是致富的前沿陣地。
新義州特區開發項目此前已經重啓數年，但直到 2018 年，新義州的官方經濟構中，農業佔比仍然高達 68%，產業區僅 8%。
東北人心目中能夠扮演當年廣東港商的投資者，顯然不可能是朝鮮人。就像《鄉村愛情》的情節一樣，操南方口音的有錢大老闆，纔是東北人民心目中的投資者標準形象。
2015 年，遼寧本地企業曾在丹東投資建造了規模巨大的「東北亞國際商貿城」，不過運營並不如預期。2017 年，浙商進駐商貿城並將其改名爲「義烏中國小商品城全球第八座分市場」，這才讓着做市場逐漸繁榮起來。娃哈哈則是早在 20 年前就已經在吉林建廠。
然而，「投資不過山海關」的惡毒評價並非憑空捏造。
對岸處理外來投資的思路，在鴨綠江這邊也並非不可思議；把投進來的錢儘量留在自己手裏，本來也與曾經國企工人偷拿廠內原材料貼補家用的思維如出一轍。
至於真正的振興，轉化爲現實則難免意味着忙碌、進取、996 的北上廣生活，與「過去廠子啥都管」的美好回憶，實在相差太遠了，還不如傳說中的鄰國改開，更能點燃人們的希望。
責任編輯：餘鵬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