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代的“正史”，都是如何寫出來的？
摘要：其實對於野史的野，往往也體現出古代學者們的一定偏見，但是正史的正，卻也不是那麼正的。資治通鑑作爲正史，爲了體現對楊玉環的批判和偏見，錯誤的採納野史中的不可信記載，強行認爲楊玉環和安祿山有染，連清代人都看不下去了，可見所謂的“正史”也有不正的一面。
中國古代的歷來有所謂的“正史”和“野史”的區別，當然啦，對於一般人來說，野史往往和不靠譜掛鉤，但是正史往往和“勝利者”掛鉤。而在“正史”系列之中，具有很強代表性的自然是乾隆欽點的“二十四史”。
那麼正史真的是和“勝利者”掛鉤，野史就是不靠譜的代名詞嗎？其實還真的不是這樣。
上圖_ 乾隆皇帝，清高宗愛新覺羅·弘曆（1711年—1799年）
野史並不野
對於我們來說，野史往往等於是一些歷史人物的趣聞軼事。但是實際上史家眼中的野史則是一些具有一定史料價值的筆記小說。所謂“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其實自從孔子修“春秋”以來，野史就是古代正史的重要來源，史失求諸野。如果一旦正史記載出現不足，自然需要“野史”來補足，所以野史從來都不是和正史對立的，正好相反，野史是正史的重要來源，甚至可以比正史更加“正史”。
比如清代修四庫全書的館臣曾經評價：“《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爲南渡以來野史之最詳者，言宋事者當必於是有徵焉”。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雖然是一部名義上的野史，卻是那個時代可信度最高的史書，所以實際上野史的概念最關鍵並不在於其可信度，而是在於其是否出自“官方”亦或是“大儒”的手筆。
上圖_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是南宋李心傳撰典制文獻
而且野史往往存在一些說正史不能說的話的作用，比較典型的就是明末清初等特殊時期的歷史記錄。由於清代對於南明的歷史諱莫如深，所以修撰南明歷史的那些史家往往就不得不以“野史”的形式來展現。
比如著名的《罪惟錄》也就是《明書》的藍本，乾脆就直接砌進牆裏面，因爲這些內容確實對清廷來說刺激極大，直到民國時期這本奇書才從牆裏面被翻出來。
其實對於野史的野，往往也體現出古代學者們的一定偏見，但是正史的正，卻也不是那麼正的。
上圖_ 《續資治通鑑》二百二十卷，清畢沅撰
正史未必正
對於正史來說，其界定最主要是兩條。
第一條就是要“官修”也就是有官方的修史許可。
比如著名的《資治通鑑》雖然未能入選二十四史，但是司馬光是在官方的力量之下完成的修史，所以也是正史系列，而比較特殊的是《漢書》，其修撰雖然是出自私人，按照當時的法律是不允許的，但是由於班固的強大影響力，這本書仍舊進入了《正史》系列，算是強行轉正。
第二條就是要“正本清源”。
史書想要被列正史，其體例一定要有史書的體例，不是紀傳體的標準就是編年體的標準。總而言之要寫的有官方史書的樣子，同時一般正史都是團隊寫作，不會出自一人之手，這樣就保證了權威性，且追求所謂的“微言大義”“春秋筆法”往往以幾個字來論褒貶。對於帝王有一定的袒護，所以往往被很多人認爲是“勝利者的歷史”。
上圖_ 明刻歷代百美圖 楊貴妃
但是實際上，正史的內容往往並不能說完全客觀，甚至很多地方經常出現顛倒黑白的部分。比如說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在記述楊玉環和安祿山的時候就來了一首所謂“楊玉環洗兒”：
“祿山生日，上及貴妃購衣服……召祿山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爲大襁褓，裹祿山……上自往觀之喜，賜貴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自是，祿山出入宮掖不禁，或與貴妃對食，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
對於這個說法，清代的《歷代御批通鑑輯鑑》裏曾明確地指出：通鑑（事）考此皆出《祿山事蹟》及《天寶遺事》諸稗史，恐非實錄，今不取。
資治通鑑作爲正史，爲了體現對楊玉環的批判和偏見，錯誤的採納野史中的不可信記載，強行認爲楊玉環和安祿山有染，連清代人都看不下去了，可見所謂的“正史”也有不正的一面。
上圖_ 《宋史》是二十四史之一，收錄於《四庫全書》史部正史類
正史的修撰往往都是要採納三個主要來源。
第一就是官方的記錄。
比如《宋史》《元史》等都是以宋實錄，元實錄爲藍本修撰的。但是往往這些史書修成之後，實錄就不見蹤影。比較極端的《舊唐書》乾脆直接照抄《唐實錄》導致裏面偶爾還會出現當時史官的名字。
這種做法雖然有利於保存當時的記錄，畢竟實錄都是當時朝代修撰的本朝記錄非常詳盡，但是缺乏客觀的史料來源，所以往往實錄裏面的錯誤也一併採納。
第二個來源就是野史和其它“正史”。
比如當年修撰《新唐書》之時，宋廷廣泛的徵求了各地的唐朝史料，其中不乏《唐國史補》等野史，所以實際上《新唐書》之所以有各種各樣的詭異記載，往往都是來自野史的內容。其集大成者就是所謂的“武則天毒殺李弘”。
上圖_ 《史記》，是西漢史學家司馬遷撰寫的紀傳體史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