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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节度使是从南北朝时的地方军政长官都督（也称总管）演变过来的。

都督全称“都督诸州军事”，是曹魏时期始设的一种总揽几个州的军政事务的军政长官。到了北周和隋朝，都督的名称改为总管，隋炀帝时撤销了这个官职。到了唐朝建立后，又开始设置，并重新改回“都督”的名称。唐代不仅是边关州郡，连内地也会根据州郡大小和地位的重要程度设大都督、中都督和下都督府，成为常置的机构。

（节度使）

不过唐代设置的都督和魏晋时期的都督有一些区别，这就是持节与不持节的区别。在魏晋时期，都督通常都是持节的，所以实际权力很大。这些都督持的节也不一样，有“使持节”、“持节”和“假节”三种，权力也有高下之分。其中“使持节”是最高的，可以掌握二千石也就是太守以下的官员的生杀予夺，而“持节”只能杀六百石以下的，“假节”更只能对违反军令政令者才有生杀大权。另外魏晋的都督通常会兼任自己驻地的刺史，同时掌握军事和行政之权，而这些在唐代都督中都是看不到的。

“节度使”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历史上，是在唐高宗时期。因为当时有些边关的州郡面临少数民族地区，常与少数民族政权发生各种冲突，这就需要当地的都督能随机应变，做出一些必要的决断。为了让他们名正言顺，从高宗时起，就让一些特殊地区的都督“持节”，将这种持节的都督称为“节度使”，以此区别于其他都督。

都督持了节，好比参谋带了长，权力便有了质的飞跃。唐朝的旌节制度规定：“大将帅及遣使于四方，则请而佩之，颛诛杀。”也就是说，从都督变成了节度使，使可以有了专杀之权。而且这个权力还是不断扩大的，因为到了唐玄宗时期，节度使又兼任了驻地的刺史。也就是说，从唐玄宗时期开始，唐朝的节度使又恢复了魏晋时期总管的所有权力，甚至还有过之无不及。

节度使的权力大了，相应的僚属也增加了。唐代节度使之下设一名节度副使，一名管军队的都知兵使，一名管军法的行军司马，两名管后勤的判官和四名曹事，一名管文件往来的掌书记，还有两名参谋、四名随军、一名都押衙等等。这些是朝廷规定的编制，实际上节度使府经常突破这个规定，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任命自己的属官，而中央政府基本上不会干涉。所以致了唐玄宗的天宝年间，有些节度使的属官就达到了一百五十名以上。

唐玄宗时期，是唐代节度使制度的基本形成时期，全国共有安西、北庭、朔方、河东、河西、范阳、平卢、陇右和剑南九镇节度使，这九镇节度使全部兼任采访使，成为州刺史的上级。所以他们全部都掌握军事和行政权力。开元年间，在州之上又设置了新的一级行政机构，称为“道”，采访使便是道的行政长官。另外，绝大多数节度使还兼任了辖区内的营田使和支度使，这又使得辖区内的土地经营权和财政权也落入节度使之手，形成了集地方军权、行政权、财政权于一身的土霸王，他们有管辖的地域，有管辖的子民，手上有军队，有钱，逐渐有了割据的资本。

安史之战后，很多有战功的大将都被封为节度使，使得节度使的数量迅速增多，由边境地区向内地蔓延。从唐肃宗到唐德宗的这一段时期内，节度使便增长到四十二个，这些新增的节度使中，魏博、淮南、淮西、泾源等镇都是辖区广大、人口众多的大镇，在他们管辖的区域已经形成“权归一家”的尾大不掉之势。这时的节度使，夺走了唐朝中央政府最后一点任命官吏的权力，甚至节度使成为他们世袭的职位，老子死了，儿子可以顶上，形成了“藩镇世袭制”。

起初各镇节度使每年在辖区内收取的税赋是要上交中央的，但是安史之乱后，节度使们越来越不把中央政府放在眼里，开始截留这些税赋。这股风气很快蔓延开来，到了最后，不仅仅是截留了，变成了完全不用上交税赋给中央，地方上的税赋，成为节度使们的私家财源。有了这些财源，节度使们又开始大量征兵，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他们征聘孔武有力的男性充当自己的亲军，号为“牙兵”，并且父子相袭击，是只接受节度使本人指挥的私人武装，连朝廷的命令也不去遵守。这些牙兵动辄上万，是节度使对抗中央、在地方割据的保障。

唐代统治者并不是傻子，要让地方将领掌握军权财权和行政权，让他们有壮大的机会呢？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唐朝初年，李世民被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称为“天可汗”，这时的大唐，兵强马壮，四方臣服，边境安宁，边将们的权力并不大，也不需要他们“持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高宗后期，政治上的腐败问题开始暴露，在内政外交上的施政措施不当，引发了唐朝和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矛盾。所以边防安定成为了一个主要矛盾。面对突厥、契丹、吐蕃等政权的经常性侵扰，唐朝必须要加以应对。为了保证国家的安全，边境上的将领手下的士兵数目也越来越多，这些将领的权力不断增大。这就使得他们需要处理的事务也越来越多，“持节”能更好的协调边将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严肃军纪，这就是边境都督变成节度使的开始。

当初唐太宗在位时，唐朝兵强马壮，对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以主动出击为主，可是李世民死后，他的子孙一代不如一代，使得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与唐朝的军事态势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的骑兵开始不断骚扰唐朝边境。这个时候，唐朝军队实力已经减弱，所以采取战略防御的方针。唐高宗时期，面对吐蕃的挑衅，狄仁杰上书建议“敕边兵，谨备守，远斥候，聚资粮，待其自致，然后击之，以逸待劳，则战士力倍，以主御客，则我得其便。如此数年，可使虏不击服矣”。这个方针对当时的唐朝中央政府来说，无疑是具有极强可操作性的，也是正确的。

为了将战略防御工作做得滴水不漏，唐朝在边境地区构建了许多防御工事，边兵的数量也越来越多。“自古与匈奴战，非士马相资不可”，所以唐朝在边境地区重组了骑兵部队，号为“武骑团”，并向突骑施购买了大量战马，并招募善骑者入伍。

武则天时期，唐朝首创了科举的武举考试，选拔了一大批年轻力壮、精骑善射的习武之人充实到军队，并对这些人给予重金待遇，鼓励将士们提高战斗能力。另外，为了对抗少数民族的精骑，唐朝又开始建立庞大的边防军，这些军人长期驻扎在边境地区，逐渐取代了原来轮番卫戍边关的府兵。在建立边防军的过程中，很多军人是由节度使自行招募的，这些募兵主要由流民和失去土地的农民组成，当兵是他们的终生职业，并且父子相袭，他们的生杀和赏罚都归节度使掌握，对节度使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形成了“只知其将，不知天子”的局面。

唐朝边防军的后勤保障主要靠屯田的收入，不足部分中央政府进行补贴。为了满足不断增多的边军的后勤保障，屯田的面积也越来越大。为了管理的方便，政府只能将屯田交予节度使管理，这也意味着节度使开始染指财政之权。而唐玄宗时期将节度使、采访使、屯田使和支度使尽委于一人的做法，又为节度使权力的扩大开启了方便之门。

所以说，藩镇节度使掌握地方兵权，是为了对游牧民族军事防御的需要。而他们同时掌握行政与财政之权，也是为了更好的解决边军的后勤问题，更好的执行军事防御任务。自从唐朝改主动出击为被动防御之后，这种战略变革使得节度使的权力越来越大。

唐朝政府对节度使的政策也比较宽容，只要他能保证边境地区的安定，对节度使发展自己的力量重视程度不够。另外安史之乱后，唐朝政府自己都自顾不暇，对那些手握兵权的将领只能听之任之，只能安抚不能用强，加上朝廷本身党争严重，比如牛李党争时，双方都有与自己形成共同利益集团的节度使阵营，每个集团都拼命的给自己阵营的节度使扩张大开绿灯，使得节度使的地位更加牢固，势力也更加扩张。

地方上的豪强地主集团与节度使沆瀣一气，也是节度使割据的重要原因。唐朝中期，土地兼并日益激烈，大大小小的豪强地主掌握了大量的田地。对于这些豪强地主来说，这些节度使对自己是有利的，因为他们可以相互勾结，满足各自的利益。所以节度使们背后，往往有豪强地主集团的支持，有些节度使本人就是豪强地主集团的一员，所以他们有着强大的社会阶级基础。

我们以安禄山为例，看看节度使的权力是如何一步步扩大，最终又如何威胁到唐朝中央政府的。

安禄山在天宝年间极得唐玄宗的宠爱，一人兼三镇节度使，还有铸币之权，这是他能够反叛的基础。他出身低微，只是由于骁勇善战，又善于巴结奉承，所以升迁得很快。

安禄山花费了重金贿赂唐玄宗身边的官员，不断的在玄宗面前说自己的好话，自己也不失时机的向玄宗表忠心，又迎合杨贵妃的虚荣心，认杨贵妃为义母，又加上他在天宝四年对奚族和契丹族的战争中立下了功劳，所以在天宝三年起，他便坐上了范阳节度使的宝座，还兼领平卢、河东三道节度使，并得到了造币铸钱的特权。

唐玄宗这么关照安禄山，其目的不过只想利用安禄山守好边境，可是安禄山一心想进入核心权力圈子。他勾结温吉，想排挤掉李林甫，当上“平章事”，可是唐玄宗因为安禄山文化太低而不允，只给他加了左仆射这样一个虚衔。

与安禄山勾结的吉温当上御史中丞兼兵部侍郎后，又在唐玄宗面前给安禄山弄来了闲厩使和群牧使的官职，自此掌握了马政。到天宝十一年初，安禄山已手握三镇，并兼任了采访使、支度使、屯田使、闲厩使、群牧使等实权，又有铸钱的特权，他在进相位受挫后举兵造反，是有一定的底气和基础的。

节度使势力的发展和藩镇割据是唐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它们破坏了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唐朝后期特别是黄巢起义之后，许多节度使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势力不断壮大，他们渐渐脱离了唐朝政府的控制。五代十国的很多国家，都是原来唐朝的节度使建立的。这些节度使之间为了利益，经常发生火并，战争不断，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造成了大量的人民死于战火。许多百姓为了躲避战乱，逃往异乡，又造成了土地的大量荒芜，在这些综合因素的影响下，辉煌了两百多年的大唐终于倒下了。

参考资料：《旧唐书》、《新唐书》、王寿南《唐代藩镇与中央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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