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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節度使是從南北朝時的地方軍政長官都督（也稱總管）演變過來的。

都督全稱“都督諸州軍事”，是曹魏時期始設的一種總攬幾個州的軍政事務的軍政長官。到了北周和隋朝，都督的名稱改爲總管，隋煬帝時撤銷了這個官職。到了唐朝建立後，又開始設置，並重新改回“都督”的名稱。唐代不僅是邊關州郡，連內地也會根據州郡大小和地位的重要程度設大都督、中都督和下都督府，成爲常置的機構。

（節度使）

不過唐代設置的都督和魏晉時期的都督有一些區別，這就是持節與不持節的區別。在魏晉時期，都督通常都是持節的，所以實際權力很大。這些都督持的節也不一樣，有“使持節”、“持節”和“假節”三種，權力也有高下之分。其中“使持節”是最高的，可以掌握二千石也就是太守以下的官員的生殺予奪，而“持節”只能殺六百石以下的，“假節”更只能對違反軍令政令者纔有生殺大權。另外魏晉的都督通常會兼任自己駐地的刺史，同時掌握軍事和行政之權，而這些在唐代都督中都是看不到的。

“節度使”這個詞第一次出現在歷史上，是在唐高宗時期。因爲當時有些邊關的州郡面臨少數民族地區，常與少數民族政權發生各種衝突，這就需要當地的都督能隨機應變，做出一些必要的決斷。爲了讓他們名正言順，從高宗時起，就讓一些特殊地區的都督“持節”，將這種持節的都督稱爲“節度使”，以此區別於其他都督。

都督持了節，好比參謀帶了長，權力便有了質的飛躍。唐朝的旌節制度規定：“大將帥及遣使於四方，則請而佩之，顓誅殺。”也就是說，從都督變成了節度使，使可以有了專殺之權。而且這個權力還是不斷擴大的，因爲到了唐玄宗時期，節度使又兼任了駐地的刺史。也就是說，從唐玄宗時期開始，唐朝的節度使又恢復了魏晉時期總管的所有權力，甚至還有過之無不及。

節度使的權力大了，相應的僚屬也增加了。唐代節度使之下設一名節度副使，一名管軍隊的都知兵使，一名管軍法的行軍司馬，兩名管後勤的判官和四名曹事，一名管文件往來的掌書記，還有兩名參謀、四名隨軍、一名都押衙等等。這些是朝廷規定的編制，實際上節度使府經常突破這個規定，可以根據實際需要任命自己的屬官，而中央政府基本上不會干涉。所以致了唐玄宗的天寶年間，有些節度使的屬官就達到了一百五十名以上。

唐玄宗時期，是唐代節度使制度的基本形成時期，全國共有安西、北庭、朔方、河東、河西、范陽、平盧、隴右和劍南九鎮節度使，這九鎮節度使全部兼任採訪使，成爲州刺史的上級。所以他們全部都掌握軍事和行政權力。開元年間，在州之上又設置了新的一級行政機構，稱爲“道”，採訪使便是道的行政長官。另外，絕大多數節度使還兼任了轄區內的營田使和支度使，這又使得轄區內的土地經營權和財政權也落入節度使之手，形成了集地方軍權、行政權、財政權於一身的土霸王，他們有管轄的地域，有管轄的子民，手上有軍隊，有錢，逐漸有了割據的資本。

安史之戰後，很多有戰功的大將都被封爲節度使，使得節度使的數量迅速增多，由邊境地區向內地蔓延。從唐肅宗到唐德宗的這一段時期內，節度使便增長到四十二個，這些新增的節度使中，魏博、淮南、淮西、涇源等鎮都是轄區廣大、人口衆多的大鎮，在他們管轄的區域已經形成“權歸一家”的尾大不掉之勢。這時的節度使，奪走了唐朝中央政府最後一點任命官吏的權力，甚至節度使成爲他們世襲的職位，老子死了，兒子可以頂上，形成了“藩鎮世襲制”。

起初各鎮節度使每年在轄區內收取的稅賦是要上交中央的，但是安史之亂後，節度使們越來越不把中央政府放在眼裏，開始截留這些稅賦。這股風氣很快蔓延開來，到了最後，不僅僅是截留了，變成了完全不用上交稅賦給中央，地方上的稅賦，成爲節度使們的私家財源。有了這些財源，節度使們又開始大量徵兵，加強自己的軍事力量。他們徵聘孔武有力的男性充當自己的親軍，號爲“牙兵”，並且父子相襲擊，是隻接受節度使本人指揮的私人武裝，連朝廷的命令也不去遵守。這些牙兵動輒上萬，是節度使對抗中央、在地方割據的保障。

唐代統治者並不是傻子，要讓地方將領掌握軍權財權和行政權，讓他們有壯大的機會呢？這有幾個方面的原因。

唐朝初年，李世民被周邊的少數民族政權稱爲“天可汗”，這時的大唐，兵強馬壯，四方臣服，邊境安寧，邊將們的權力並不大，也不需要他們“持節”。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到了高宗後期，政治上的腐敗問題開始暴露，在內政外交上的施政措施不當，引發了唐朝和周邊少數民族政權的矛盾。所以邊防安定成爲了一個主要矛盾。面對突厥、契丹、吐蕃等政權的經常性侵擾，唐朝必須要加以應對。爲了保證國家的安全，邊境上的將領手下的士兵數目也越來越多，這些將領的權力不斷增大。這就使得他們需要處理的事務也越來越多，“持節”能更好的協調邊將與地方政府的關係，嚴肅軍紀，這就是邊境都督變成節度使的開始。

當初唐太宗在位時，唐朝兵強馬壯，對周邊的少數民族政權以主動出擊爲主，可是李世民死後，他的子孫一代不如一代，使得周邊少數民族政權與唐朝的軍事態勢發生了根本性的扭轉，這些少數民族政權的騎兵開始不斷騷擾唐朝邊境。這個時候，唐朝軍隊實力已經減弱，所以採取戰略防禦的方針。唐高宗時期，面對吐蕃的挑釁，狄仁傑上書建議“敕邊兵，謹備守，遠斥候，聚資糧，待其自致，然後擊之，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御客，則我得其便。如此數年，可使虜不擊服矣”。這個方針對當時的唐朝中央政府來說，無疑是具有極強可操作性的，也是正確的。

爲了將戰略防禦工作做得滴水不漏，唐朝在邊境地區構建了許多防禦工事，邊兵的數量也越來越多。“自古與匈奴戰，非士馬相資不可”，所以唐朝在邊境地區重組了騎兵部隊，號爲“武騎團”，並向突騎施購買了大量戰馬，並招募善騎者入伍。

武則天時期，唐朝首創了科舉的武舉考試，選拔了一大批年輕力壯、精騎善射的習武之人充實到軍隊，並對這些人給予重金待遇，鼓勵將士們提高戰鬥能力。另外，爲了對抗少數民族的精騎，唐朝又開始建立龐大的邊防軍，這些軍人長期駐紮在邊境地區，逐漸取代了原來輪番衛戍邊關的府兵。在建立邊防軍的過程中，很多軍人是由節度使自行招募的，這些募兵主要由流民和失去土地的農民組成，當兵是他們的終生職業，並且父子相襲，他們的生殺和賞罰都歸節度使掌握，對節度使的依賴性越來越強，形成了“只知其將，不知天子”的局面。

唐朝邊防軍的後勤保障主要靠屯田的收入，不足部分中央政府進行補貼。爲了滿足不斷增多的邊軍的後勤保障，屯田的面積也越來越大。爲了管理的方便，政府只能將屯田交予節度使管理，這也意味着節度使開始染指財政之權。而唐玄宗時期將節度使、採訪使、屯田使和支度使盡委於一人的做法，又爲節度使權力的擴大開啓了方便之門。

所以說，藩鎮節度使掌握地方兵權，是爲了對遊牧民族軍事防禦的需要。而他們同時掌握行政與財政之權，也是爲了更好的解決邊軍的後勤問題，更好的執行軍事防禦任務。自從唐朝改主動出擊爲被動防禦之後，這種戰略變革使得節度使的權力越來越大。

唐朝政府對節度使的政策也比較寬容，只要他能保證邊境地區的安定，對節度使發展自己的力量重視程度不夠。另外安史之亂後，唐朝政府自己都自顧不暇，對那些手握兵權的將領只能聽之任之，只能安撫不能用強，加上朝廷本身黨爭嚴重，比如牛李黨爭時，雙方都有與自己形成共同利益集團的節度使陣營，每個集團都拼命的給自己陣營的節度使擴張大開綠燈，使得節度使的地位更加牢固，勢力也更加擴張。

地方上的豪強地主集團與節度使沆瀣一氣，也是節度使割據的重要原因。唐朝中期，土地兼併日益激烈，大大小小的豪強地主掌握了大量的田地。對於這些豪強地主來說，這些節度使對自己是有利的，因爲他們可以相互勾結，滿足各自的利益。所以節度使們背後，往往有豪強地主集團的支持，有些節度使本人就是豪強地主集團的一員，所以他們有着強大的社會階級基礎。

我們以安祿山爲例，看看節度使的權力是如何一步步擴大，最終又如何威脅到唐朝中央政府的。

安祿山在天寶年間極得唐玄宗的寵愛，一人兼三鎮節度使，還有鑄幣之權，這是他能夠反叛的基礎。他出身低微，只是由於驍勇善戰，又善於巴結奉承，所以升遷得很快。

安祿山花費了重金賄賂唐玄宗身邊的官員，不斷的在玄宗面前說自己的好話，自己也不失時機的向玄宗表忠心，又迎合楊貴妃的虛榮心，認楊貴妃爲義母，又加上他在天寶四年對奚族和契丹族的戰爭中立下了功勞，所以在天寶三年起，他便坐上了范陽節度使的寶座，還兼領平盧、河東三道節度使，並得到了造幣鑄錢的特權。

唐玄宗這麼關照安祿山，其目的不過只想利用安祿山守好邊境，可是安祿山一心想進入核心權力圈子。他勾結溫吉，想排擠掉李林甫，當上“平章事”，可是唐玄宗因爲安祿山文化太低而不允，只給他加了左僕射這樣一個虛銜。

與安祿山勾結的吉溫當上御史中丞兼兵部侍郎後，又在唐玄宗面前給安祿山弄來了閒廄使和羣牧使的官職，自此掌握了馬政。到天寶十一年初，安祿山已手握三鎮，併兼任了採訪使、支度使、屯田使、閒廄使、羣牧使等實權，又有鑄錢的特權，他在進相位受挫後舉兵造反，是有一定的底氣和基礎的。

節度使勢力的發展和藩鎮割據是唐朝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因爲它們破壞了國家的統一和社會經濟的發展。

唐朝後期特別是黃巢起義之後，許多節度使在鎮壓農民起義的過程中勢力不斷壯大，他們漸漸脫離了唐朝政府的控制。五代十國的很多國家，都是原來唐朝的節度使建立的。這些節度使之間爲了利益，經常發生火併，戰爭不斷，嚴重阻礙了社會經濟的發展，也造成了大量的人民死於戰火。許多百姓爲了躲避戰亂，逃往異鄉，又造成了土地的大量荒蕪，在這些綜合因素的影響下，輝煌了兩百多年的大唐終於倒下了。

參考資料：《舊唐書》、《新唐書》、王壽南《唐代藩鎮與中央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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