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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飈

（1909-2000），湖南醴陵人。曾任國務院原副總理，中央軍委常委、祕書長，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十一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在十二大、十三大上當選中顧委常委。2000年6月23日，耿飈在北京逝世，享年91歲。

趙蘭香

：耿飈的夫人，中央軍委耿飈辦公室主任。1923年，出生在甘肅隴東慶陽縣。1941年，在隴東抗日根據地與八路軍129師385旅副旅長兼副政委、參謀長、慶陽縣城防司令耿飈結爲伉儷。

《憶我的丈夫耿飈》

去年的6月23日，與我朝夕與共、相伴相依六十年的丈夫耿飈永遠地離開了我。悲痛伴隨着我，我無時無刻不在深深地懷念着他，六十載風雨年華一幕幕反覆地展現在眼前，我怎能忘卻他同我攜手度過的每一天！

在一間教室裏舉行婚禮

1923年，我出生在甘肅省慶陽縣城內。我的家非常清貧，父母只有我一個獨生女兒。與一般家庭不同的是，父親的思想雖比較保守，而母親卻比較開明，在我的一再要求下，他們不顧世俗偏見，送我到學校讀書。這在當年那個貧瘠偏遠的慶陽，並不多見。

1937年，紅軍部隊解放了慶陽城。不久，在我曾就讀的慶陽女子小學來了三位從延安派來的女幹部，從事教學工作，開展宣傳革命思想，發展黨的力量和發動羣衆的工作。不少家長由於不瞭解和害怕軍隊，不敢讓女兒去上學。爲了動員她們復學，我主動要求和同學校的女幹部一起，挨家挨戶地做學生家長的工作。就這樣我衝破了傳統封建觀念的束縛，成爲慶陽縣城第一個走出家門參加社會工作的婦女，後來我正式擔任了學校的國文和美術教師。

1937年秋，八路軍129師385旅進駐隴東防區，旅部就設在慶陽(陝甘寧邊區23縣之一)城外田家城。當時耿飈同志擔任385旅副旅長兼副政委、參謀長、軍法處長，並任慶陽縣城防司令。而385旅政委甘渭漢同志的愛人趙文爲正好是我們學校的校長。

1940年夏季的一天，我注意到學校來了一位扎着皮帶、打着綁腿的八路軍首長，高高的個子，濃眉大眼，有些清瘦，但全身洋溢着青春的朝氣。他的粗布軍裝已經洗得發白，風紀扣系得嚴嚴的，一副嚴肅的軍人姿態，但講起話來卻文雅和氣。趙校長介紹這就是385旅副旅長耿飈同志。記得當時耿飈和藹地同我聊起了家常，詢問了我的家庭和工作情況。漸漸地我感到這位首長對人誠懇、親切，沒有一點官架子，心中對他暗暗有了好感。

後來我才知道，我和耿飈的相識並非偶然，那是甘政委、趙校長夫婦在有意識地爲我們兩人牽線搭橋。

我們就這樣開始了兩人間的交往。但當父親得知耿飈要娶走他唯一的女兒時，卻堅決地表示反對。父親希望我能在本地找一個家庭比較富裕、有一定身份的女婿，不再爲貧困所累，他和母親將來也可有所依靠。可要找一個當兵的，事情就難說了，兵荒馬亂，國難當頭，軍人四海爲家，不知哪天會戰死沙場。父親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耿飈淵博的知識、平易近人的作風，尤其是他從一名鉗工成長爲紅軍高級指揮員的傳奇經歷，已深深地打動了我，我暗暗地下了決心:“非耿飈不嫁。”爲了說服父親，耿飈請頗有地位和影響力的慶陽縣商會會長來我家做父親的工作。就這樣，會長的說服、我的決心加上母親的支持，父親最終同意了我們的婚事。

1941年7月5日，我與耿飈的婚禮在慶陽女子學校的一間教室裏舉行，385旅的首長、我的同事及親朋好友參加了我們簡樸而熱烈的婚禮。大家紛紛向我們表示祝賀，願我們天長地久，白頭到老。我的心情又幸福又激動。我們雖沒有山盟海誓，也不需要甜言蜜語，但是我們的心爲共同的理想在一起跳動。我們莊嚴地舉起酒杯，互相勉勵，一定要革命到底。

我們過着離長聚短的生活

婚後，我們就住在385旅旅部的一孔窯洞裏。耿飈的工作依然緊張而忙碌，我仍在學校教書。生活雖然艱苦，但我們的感情是真摯而融洽的。他是一個熱情洋溢、聰明、勤奮，對人體貼入微的人。

耿飈因爲出身貧苦，只讀過兩年私塾，在慶陽駐軍期間，

他借來了全套中學課本，利用晚上時間自學，

我的文化程度也不高，兩個人互相幫助，互相學習，他的文化學習不斷進步，我的政治覺悟也日益提高。在如豆的油燈下，我們的兩顆心貼得越來越緊。

1942年，耿飈接到調令，離開385旅去延安中央黨校學習，一年後，我也來到延安，進延安大學中學部學習。這時，爲打破國民黨反動派的封鎖，毛主席發出“自力更生，豐衣足食”的號召，延安正開展大生產運動。延大爲我們每個學員都分配了指標，耿飈拿出他的鉗工手藝，爲我製作了一部手搖紡車。每到週末，耿飈便來延大接我，他扛起我的紡車，大步走在前邊，我在後邊緊跟着。週六的夜晚和星期日，在中央黨校宿舍前的空地上，耿飈搖着紡車，幫我紡棉花、織襪子，他比我紡得勻、織得快。

對那段難得的學習機會，耿飈十分珍視。除規定課程外，他還自學了一些古今中外的軍事著作，將

日本人所作《克勞什維茨和孫子思想的研究與比較》一

書，抄刻油印，裝訂成十幾本小冊子，分贈戰友。赴抗日前線時，他把在黨校的學習筆記和照片存放在慶陽我父親那。1947年國民黨進攻延安和陝甘寧邊區，筆記和照片被胡宗南、馬步芳的部隊燒燬。只有那本油印小冊子，因被他隨身攜帶到晉察冀，得以保存至今，成爲他留給我和孩子們的永久紀念。

作爲紅軍時期的一員驍將，耿飈不甘心長期在後方留守，他多次向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表述過自己的心情，要求上前線殺敵。1944年秋，中央終於批准了他的請求，任命他爲晉察冀軍區副參謀長，他興奮地立即起程，奔赴前線。我仍留在延安。

在以後的日子裏，我們是聚少離多。抗戰即將結束的時候，我也從延安來到晉察冀，和耿飈在一個部隊工作。但是由於戰事緊張，我們相聚的時間很少，只有在兩個戰役的間歇，我才能趕到前線同他見面。每當一個戰役打響，我總是一面焦急地期待着戰場上傳來勝利的好消息，一面非常擔心他在戰場上的情況。北平解放以後，部隊向大西北進軍，準備一舉殲滅國民黨在西北的殘部。在打寧夏的戰役中，爲了能互相保持聯繫，我們用軍犬做通信員。我寫了信之後，栓在軍犬的脖子上，它可以憑嗅覺很快找到耿飈，把我的信帶給他，雖然在炮火硝煙之中我們無法見面，但是我們的兩顆心是緊緊地連在一起的。

我們的小兒子和小女兒分別在1946年與1948年出生，他們出生的時候耿飈都不在我身邊。可是在這樣離長聚短的戰爭生活中，我們始終互相支持互相勉勵。爲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我們捨棄了小家庭的溫情。我把大女兒和大兒子送回隴東老家，使我們都能夠全身心地投人革命事業。我們就這樣肩並肩地走到了全國解放。

1949年於西安的全家福

兼任司機的大使

1950年初，黨中央決定調耿飈到外交部工作，成爲新中國第一批10位大使之一。他懷着依戀的心情離開軍隊。脫下軍裝換上西裝的耿飈依然風度翩翩，英俊裏帶着將軍的威嚴。我們經過簡短的準備和學習就踏上了奔赴外交崗位的漫長旅途，開始了我們長達20年的外交生涯。

耿飈所到任的國家，由於他的歷史背景，別人都對他格外尊敬，這也增強了他的工作優勢。他將革命戰爭中積累的戰略和作戰經驗運用到外交工作上。他是新中國第一位出任西方國家的大使。剛到瑞典時不懂外文，工作不便，他聘請了當地教師，到大使官邸來教我們英文，後來我們都可以用英文應付一般的社交活動。爲了工作方便，他自己開車。起初有人顧慮大使開車會有失身份，但是他卻認爲大使和司機只是分工不同，勤勞、平等和合作是一種美德。後來，瑞典報紙稱讚他爲“兼任司機的大使”、“掌握方向盤的大使”。由於他的勤奮、好學、親歷親行，他用最短的時間使自己從一個革命軍隊的高級將領轉變成知名的外交家。

在20年的外交生涯中，他先後擔任我國駐瑞典(兼駐丹麥、芬蘭公使)、巴基斯坦、緬甸和阿爾巴尼亞大使。

耿飈是一個敢於講真話，具有剛正不阿性格的人，他向中央提出自己的意見和建議的時候從不考慮個人得失。1969年“文革”當中他出任阿爾巴尼亞大使，當時，我國每年向阿國提供大量援助物資，而自己人民的生活水平卻低於受援國阿爾巴尼亞。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以後，他決定向中央提出修改對阿政策的建議。在當時，提出與中央政策相反的意見是要冒很大危險的，但是，是對黨、對國家、對人民的責任感使他不顧個人的安危得失，堅決地向中央提出自己的意見。後來中央接受了他的建議。

1968年“文革”期間同衆多老幹部一樣，耿飈也受到了衝擊。由於他曾任外交部副部長，協助陳毅部長工作，當時外交部的造反派強迫他揭發陳毅，污衊中央的外交政策是“修正主義”。耿飈堅決地頂住了壓力，堅持了原則，不向造反派低頭。

在“文革”風暴當中，我也被逼揭發耿飈的“問題”，我深深地瞭解耿飈一生清白、正派，爲黨和國家鞠躬盡瘁，如果要“揭發”，也只能是功績。我頂住了壓力，不向造反派屈服。在文革當中，我們夫妻就像兩棵緊靠在一起的大樹共同抵禦着狂風暴雨，在相互支持中度過了那段艱難的歲月。

“文革”結束後，耿飈先後擔任了不同崗位上的重要職務，中聯部部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祕書長、國防部長、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無論黨派他到哪裏，他從來沒有講過價錢。每一次在接受新的工作安排的時候，他都會像當年在革命戰爭中一樣地說:“堅決完成任務!”

他是個重感情而又正直的人

80年代，耿飈到全國人大工作後，中央一位主要領導同志的女兒，要求到他主持的人大外委會謀取一個與其資歷不相稱的職位，被耿飈斷然拒絕。

生活中的耿飈是一個多才多藝、興趣廣泛的人。早在當紅軍時，他就學會了開汽車、修手錶，當時軍隊中有許多同志的手錶經過他的修理。建國後，修表仍然是他的嗜好。他還喜歡刻圖章，不僅給自己刻，還給我和每個子女都刻了圖章。

耿飈什麼事都喜歡自己動手做。1970年秋，他在阿爾巴尼亞當大使期間，一天搭着椅子爬到高處修理窗簾，不慎摔下來，造成左腿骨斷裂，他忍着傷痛，爬到桌子旁給我打電話。我趕到的時候，他還躺在地板上。使館向國內作緊急彙報，周總理指示，要耿飈立即乘中國民航班機飛回上海，由上海第六醫院的著名骨科專家陳中偉大夫親自作手術。術後，陳大夫說，他在斷骨處置人的不鏽鋼釘應在十年後取出。不出陳大夫所料，十年後，耿飈明顯地感覺到這顆鋼釘開始鬆動，每活動一下都會感到疼痛，睡覺時只能偏向右側。我們沒有忘記陳大夫的囑咐，但這正是耿飈一生中工作最繁忙的時期。他不願住院，怕耽誤工作，我也擔心年逾七旬的他難以承受再次手術，遲遲下不了決心。事實證明，我的決定是錯誤的。這隻鬆動的鋼釘對他晚年的健康狀況影響很大。

耿飈是一個非常重感情的人，特別是對自己的父母。在耿飈參加革命後，他的家受土豪劣紳和國民黨的報復欺壓，結果一貧如洗。我們在延安學習期間，其父曾千里迢迢，從湖南趕來探視。他久聞毛澤東大名，對這位中國革命的領袖十分敬仰。耿飈將父親的心願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欣然接見了父親，邀請懂中醫的父親留在延安“爲人民服務”，兩人相談甚洽。其父隨即回湖南，打算對家人作了安排以後返回延安，

不料在回程的途中，不幸失蹤。

其母自耿飈走後，受貧病折磨，加上日夜思念兒子(耿飈是家中的長子)哭瞎了雙眼。我還記得在延安接到其母親噩耗那天的情景：耿飈呆呆地站在窯洞中，眼淚在眼眶裏打轉，卻沒有落下，我上前勸慰，他像是什麼也沒有聽見。隨後，他獨自去了空曠無人的延安機場，在那裏，他痛痛快快地放聲大哭了一場。

晚年的耿飈同志仍時刻關心着軍隊及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尤其是農村經濟的改革，他通過擔任中國農民書法研究會會長，接觸瞭解農民的生活和農村的情況，還爲農民書法協會題詞“不要忘記農民，要爲農民辦實事，辦好事”。

耿飈當首長，而大家更把他當作一位慈祥的長輩，因爲他沒有一點官架子。他喜歡下圍棋，把周圍的幾個年輕的同志都教會了。家中的幾位工作人員，幾乎都成了他的棋友。他同他們下棋，也關心他們的生活、工作和成長。

耿飈從領導崗位退下來以後，自己的時間多了，準備安排一次甘肅之行，重回隴東。他的心裏始終裝着隴東人民，懷念着我們相遇和結婚的地方。1991年，耿飈和我商量想回慶陽去看看，特別是想在慶陽慶祝我們結婚50週年的紀念。我欣然同意，我也很想念闊別50年的家鄉。在7月初的盛夏中，我們又來到當年我所任教的那所學校，來到我們舉行婚禮的教室，來到了田家城我們住過的窯洞…

我很激動，50年前的美好情景仍然記憶猶新。

我們住在縣招待所，當晚，招待所外人聲鼎沸，耿飈叫小女兒耿焱出去看看是怎麼回事，女兒回來報告說，外邊黑壓壓來了一羣老百姓，很多人是來看熱鬧的，但也有相當一部分是來告狀的。保衛人員多方勸阻，羣衆也不肯離開，後來我的親戚轉給我兩封告狀信。

離開慶陽那天早晨，耿飈接見了縣裏所有的主要領導同志，到場的還有甘肅省顧委的負責同志。他的心情十分沉重，講述了一件往事:

"50年前，我們385旅在這裏駐防時，部隊的一個戰士，犯了嚴重損害當地人民羣衆利益的錯誤。旅部決定按紀律將這個戰士槍斃。當我們在操場上集合了隊伍準備執行槍決的時候，來了一大羣老百姓，替那個違反紀律的戰士求情。我堅持要執行紀律。但是連那個受害女青年的父母也來求情。我決不能允許人民軍隊的戰士欺壓百姓，所以仍然堅持執行紀律。這時候受害女青年的父母跪倒在地上向我求情，緊接着一操場的羣衆全都跪倒，哭着說‘共產黨都是好人啊!請饒了這個戰士，讓他戴罪立功吧!’我反覆向羣衆說明我們八路軍的紀律，可羣衆說什麼也不起來。最後，我們流着淚接受了羣衆的要求。現在，我要問問今天在座的你們這些人，不管哪一個，如果做錯了事，老百姓還會不會替你們求情?”

這時全場鴉雀無聲，只有他的話音在迴盪。

耿飈、趙蘭香夫婦與長子耿志深

永遠的人民戰士

耿飈的一生，無論走到哪裏，在多高的職位上工作，他的心從來沒有離開過人民羣衆。

耿飈同志離開我已整整一年了。我們相濡以沫近六十年，度過了無數難忘的日子。在西北的黃土高原，在延水河邊，在晉察冀平原，在北歐的冰天雪地中，在南亞的炎熱中，在“文革”的狂風暴雨中，在改革開放的新長征中，在八一軍旗下……，在記下這些片斷回憶的同時，他的音容笑貌仍不時浮現在我的眼前，他堅定、樸實的湖南鄉音仍在我耳邊迴響，“我，永遠是人民的戰士!”耿飈永遠活在我的心中!

我的心在呼喚他的名字，耿飈，你聽到了麼?

2001年6月23日

耿飈給長子耿志深的題字“磊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