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冠病毒席卷全球，“新冠疫情防控”成为今年两会的重要议题。我国作为最早走出疫情危机状态的大国， 在“后疫情”阶段，我们有必要对“硬核”类疫情话语作一理论反思，构建“暖核”话语，以顺利启动“战疫”退出机制，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

2020年新冠病毒席卷全球，成为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在防止新冠疫情扩散和遏制新冠病毒传播的过程中，形成了各种疫情话语。在疫情肆虐的早期，“抗/战疫”等“硬核”类话语是主流。 如今，我国成为最早走出疫情危机状态的大国，在后疫情阶段，我们有必要对“硬核”类疫情话语作一理论反思，以顺利启动“战疫”退出机制，尽快复工复产，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

这场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使全球陷于“疫”字当头的极端危险境地。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我国古代历朝历代屡遭瘟疫之灾，对于“疫”的认识可追溯至先秦时期。从造字法来看，“疫”是会意兼形声字，东汉许慎编写的《说文·疒部》注释：“疫，民皆疾也。从疒，役省声。”“疫”的本义为瘟疫，是流行性急性传染病的通称，如唐代房玄龄等人合著的《晋书·李矩传》里记载：“时饥馑相仍，又多疫疠，矩垂心抚恤，百姓赖焉。”古汉语中“疠”与“厉”意义相通，均释义为“恶，灾疫”，如《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盗贼公行，而夭厉不戒。”其现代义与古代义保持一致，均指流行性急性传染病。

战争隐喻与“战疫”话语的构建

“战争”概念由来已久，从原始社会的部落之争到现代社会长年不断的局部武装冲突，战争始终伴随着人类社会的演变和发展。战争概念常被用做叙事工具来构建和阐释人类社会活动中较为复杂或抽象的事件，形成一种基本的概念隐喻认知模式： 危急事件的应对是战争，如“价格/人才/升学/竞争是战争”等。战争隐喻思维已经成为人类文化中的一种较为固定的认知模式。 战争隐喻不仅使话语内容紧紧围绕战争框架展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对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认知。

在有关新冠肺炎的疫情话语中，“疫情是战争”隐喻以真实的武装斗争类比新冠疫情这一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强调疫情战争的残酷性和艰巨性，凸显人类与疫情、人类与病毒之间的强对立关系，在话语层面具体实践为“坚决打赢肺炎疫情防控仗”“严防死守阻病毒”“打一场防控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人民战争”等隐喻性语言表达。

从整体上看，战争隐喻使话语内容紧紧围绕战争框架而展开，以战争隐喻为核心的隐喻链凸显战争框架里的基本语义元素及其语义关系，实现疫情话语构建的表层衔接和深层连贯，形成疫情话语的“硬核”特点。例如“前线”是战争框架的基本语义元素之一，其基本义是指作战时双方军队接近的地带。就作战位置而言，前线在空间距离上与敌方最近，作战人员必须直面危险，属于战争中最容易受伤或最可能牺牲的区域，故在疫情话语中，“前线”隐喻“疫情最严重的地区——武汉”，凸显病毒肆虐时期武汉地区的危急状况。

此外，“战场”“部队”“主战场”“最前线”“出征”“老兵”“战士”和“武装”都属于战争框架的基本语义要素。在疫情话语中，“战场”隐喻“疫情地带”；“出征”隐喻“出发前往疫情灾区”；“部队”隐喻“参与救治的工作人员”；“主战场”和“最前线”隐喻“急诊科”“门诊部”和“感染科”；“老兵”隐喻“那些具有多次抗击疫情经验的医护人员”；“战士”隐喻“基层医院的医护人员”；“武装”隐喻“医用防护设备”。“出征”“前线”“老兵”等隐喻共同使用，凸显经验丰富的医护人员踊跃报名加入武汉“抗疫”行动。

反思“战疫”等“硬核”类疫情话语

在东方文化中，死亡是人们生活里的一个忌讳话题或默认的言语禁区，死亡概念通常会引发人们心理层面的害怕、恐惧、悲惨等情绪体验。新冠病毒是本次全球疫情的“肇事者”，其被隐喻为 “入侵者”“袭击者”“隐性杀手”“恐怖分子”和“敌军”等，其对人类的死亡威胁被认为达到了最高级别，即“染上病毒意味着死亡”。“今年上门，明年上坟”“如果不想在房间，那就请进太平间”“今天到处乱跑，明年坟上长草”“串门就是互相残杀，聚会就是自寻短见”“拜年就是害人，聚餐就是送死”“一人传染全家倒，财产全跟亲戚跑”等 疫情宣传标语运用死亡威胁加诅咒的极端话语方式最大限度地激起受众的恐惧心理，以期达到说服公众待在家中、不出门走动的话语目的。

然而，这些标语的劝诫、说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涉嫌语言暴力攻击，在引发大众恐惧心理的同时也容易激起受众的反感心理，甚至会对某些人造成心理应激障碍。从公共话语的文明构建层面来看，这些标语属于“冷漠生硬、缺乏人文关怀的标语口号，就算能够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也会拉起一道人心的隔离墙” 。

作为阻挡病毒、预防传染的一种基本方式，“口罩”一词在疫情宣传标语中出现频率较高，如“出门记得带口罩，否则麻将都点炮”“省小钱不戴口罩，花大钱卧床治病”“神仙也要戴口罩，疫情不是开玩笑”“出门不戴口罩，等于在病毒里裸奔”“我宅家，我骄傲，我为国家省口罩，我为自己省钞票”。为了强调不戴口罩可能会传染他人或被他人传染的危险，部分话语构建者也采用了基于死亡隐喻的劝诫话语，例如“不戴口罩乱聚集，家人含泪过头七”“不戴口罩到处走，迟早阎王要召见”“不戴口罩就出门，这个杂种不是人”。 这些话语虽然在凸显戴口罩的重要性方面能起到一定的效果，但在话语构建时采用简单粗暴的强区分模式，容易导致和强化戴口罩和不戴口罩两类群体之间的对立冲突，不但不宜作为公共宣传标语，而且涉嫌非法语言暴力，在任何场合都当竭力避免。

鉴于病毒对人类生命的威胁，一些话语构建者将疫情重灾区或疫情重灾区的人与病毒相关联，将病毒隐喻为疫情重灾区的人，由此构建出来的疫情话语公然宣扬地域歧视。例如在疫情宣传标语“武汉回来莫乱跑，传染肺炎不得了”和“湖北回来的人都是定时炸弹”中，话语构建者首先以地理位置转喻来自该地理位置的人，然后基于湖北和武汉是疫情重灾区这一基本事实，将来自湖北和武汉的人转喻为携带病毒或可能携带病毒的人。这些所谓“硬核”标语背后的认知模式是：来自疫情重灾区的人都是极端危险分子，甚至是公敌。

基于类似的认知模式，“随意出行的人”被隐喻为“杀人犯”和“社会的罪人”；“带病回家的人”被隐喻为“不肖子孙”；“发烧不说的人”被隐喻为“潜伏在人民群众中的阶级敌人”。这些隐喻在凸显病毒极端危害性的同时，强化受众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容易引发受众对疫区人民、病毒感染者以及潜在病毒感染者的歧视、仇视，甚至是仇恨。

基于“疫情是战争”构建起来的所谓“硬核”类疫情话语凸显人类与疫情的对抗性， 却可能误导公众对人类与疫情、病毒与病毒感染者、疫病和疫病防护的科学认知，同时隐藏了疫情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考验和启示作用，且一味强调疫情紧急行动中的无情打击，而忽视了必不可少的“暖核”要素，如社会个体之间的情感倾诉、情感支持、心理连接和心理支持，以及社会组织之间和国际社会之间的对话、协商、合作、平衡与和解等。

亟需构建“暖核”疫情话语

如今，复工复产和恢复正常社会生活成为当务之急。 在后疫情阶段，如果我们仍然主要依靠战争隐喻来构建疫情话语，必然会导致很多社会心理问题，抬升复工复产的社会心理成本。鉴于此，亟需构建“暖核”疫情话语。

“暖核”疫情话语旨在通过激活话语背后的人文关怀认知联想，激发社会个体彼此间感同身受的心理体验，达到以话语“抱团取暖”的社会效果。“暖核”疫情话语以同情心和同理心为话语内核，强调人与人互助友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社会共享、合作、共渡难关。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认为，人类文明的起点源于同伴之间懂得在困境中互相帮助，即人类有了同理心。认知语言学家莱考夫通过镜像神经元研究发现，同理心是人类的一种基本能力，它使得我们能够理解彼此之间、与其他生物之间以及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联系，当自我与他者的区别变得模糊时，信任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但同理心需要不断强化，否则就会衰退。

“暖核”疫情话语的构建顺应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生态文明是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反拨和超越，语言文明是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疫情之下，大家都是“战友”，可以基于“生死兄弟”“共面险境”“同甘共苦、共患难”“共同战疫”和“共生死、同命运”来讲述“战/抗疫”故事。另外，对待疫病患者，不应将其看成是公共污染源或者公敌，而应将其看成是公共安全警示：“疫病患者既对公共卫生安全起着一种预警作用，也对社会群体的健康管理起着一种警示作用。把疫病隐喻性地看成是公共警示或警报，凸显的是疫病之于社会的考验性，可以有效避免各种针对疫病或者疫病患者的成见、仇视或者仇恨。”

此外，应该认识到：疫病患者是公共安全危机状况的受害者，而非公敌。面对全球疫情大爆发，爱尔兰修士理查德写下《封锁》一诗：“我们有恐惧，但不必有仇恨；有隔离，但不必有孤立；有恐慌，但不必有卑鄙；有疾病，但不必有心陨；有死亡，但也有爱之重生。”

“暖核”疫情话语以“热乎乎”的情感温度激发人与人之间的“同理心”与“关怀力”，能够有效缓解民众因疫情而产生的焦虑感，抚慰因疫情所遭受的心理创伤，进而有效增强人际之间的信任感。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于3月19-24日对美国成年人之间的信任度进行调查，结果表明：不同社会群体对他人的信任度存在差异，显著影响他们对他人行为及疫情的评价，并且信任度越低的人，遭受焦虑、抑郁和孤独等负面情绪的频率就越高。

后疫情阶段，“暖核”话语是一味心理安慰剂，有助于把因疫情而分割开来的一个个人际“孤岛”变成一片爱的天地，“进而有助于通过付出较低的综合性社会‘心理成本’达到使疫情消失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