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开宝年间三月，宋太祖赵匡胤西临洛阳，此次西临，是想把宋朝的都城开封迁到洛阳。但是这个计划却遭到了群臣的反对，尤其是他的弟弟赵光义。一句“在德不在险”让赵匡胤放弃了迁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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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虽欲迁都，但被赵光义以"在德不在险"的理由极力阻挠，至于北宋的灭亡，一是赵匡胤没有早做迁都打算、也没有坚持其迁都理念、更没有迁都时间，二是赵光义此人在治国才略上还是远远逊色赵匡胤的，赵光义为自己私利而置国家长远利益不顾，非常片面的借口"在德不在险"而不去完成赵匡胤的遗志，以致其后代有靖康之耻，千年之后，后人犹不得洗净也。

在德不在险，对于一个百年王朝来讲，就是要求代代君王都是贤明圣君，励精图治，政治清明，朝中永远应 无有朋党之弊，无有权臣窃柄之弊，无有武将擅权之弊，无有藩镇割据之祸，无有宗室祸乱冗费之弊，没有外戚宦官专权摄政之弊，无有后宫干政之弊，无有官僚吏治腐败之弊，无有土地兼并之患。然而，这有可能性么？这根本不符合历史客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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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家族，子孙都是贤愚不肖各有等差的，继承人也有好有劣难以避免，永远都做不到代代出英才圣贤，永远都做不到家业代际传承代代都能唯才是举、举贤任能。 普通人如此，皇室也一样。

历史上，朝代更替之后，总是前中期皇帝能在政治上有所成绩，而中后期皇帝如果不是那种治国才干绝伦超群者登基，不要说皇朝中兴什么的，就是把盘根错节的文武官员利益集团梳理清楚都很难，皇朝积弊深重之后，不打破阶级固化格局，皇帝也是投鼠忌器，难以下手，改革不是那么好改的。

皇朝初期和中期，山河险要的作用就是在军事防御、军事部署、军事后勤粮秣保障上省费节用，一定程度上能减轻小民的赋、役压力——在这个方面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何尝不是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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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条件下，无山河险要可资守御的一马平川之地，只能依赖修筑坚城、驻屯重兵，依赖漕运钱粮堆栈消耗，是吸血吞金无止境的恶兽；而有山河险要可资守御的形胜之地，军事布防必需的兵力相对要少，对漕运粮储的需求相对要低，对赋税、徭役的征收索取压力也就没有那么大，对民力的摧残就没有那么重，也能给国家、给皇室后代子孙多留蓄几分元气，这实际上就是德政在军事领域的体现，是德政的一个侧面，这才是真正的"在德"、"厚德"。

当然，赵二哥的"在德不在险"，貌似只是玄学意义上的唯德论、唯心论，大约是考虑不到上述方面的。到了皇朝晚期，"德"不能仰仗了，可不就得仰仗地形险要之利苟延残喘么？可不就得仰仗关隘坚城，赢得一线生机么？可不就得仰仗这山河形势之便利，给皇室后代多积攒一点回光返照的时间么？ 可不就得仰仗山河之固，让皇室后裔能够留下一点血脉，不至于被改朝换代的血火完全抹灭么？

赵二在世的时候，尚且做不到完全的在德不在险，何况是比赵二更柔软怯弱的赵光义这一房血脉，他们就更加做不到在德不在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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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朝后期，民力惮尽之后，民力耗竭之后，德也不能仰仗，险也无从仰仗，因为皇朝官府的动员组织能力已经基本败坏丧失了（注：官方府库积蓄不足、政权公信力大幅度削弱、亲民官以下基层吏治腐败导致由朝廷官府掌握的真实人口和可纳税户比较少且财税汲取呈现病态、官僚胥吏集团和乡绅群体的体制凝聚力呈现离散态各找各的退路后路、各种阶级矛盾阶层矛盾纠结如麻，官僚党争倾轧加剧，导致皇朝的官方半官方动员组织能力和资源调节配置能力均大幅度滑坡），国魂耗竭，国力虚弱，什么妖孽荒诞无有逻辑的人为祸事都有可能发生。

八公山上草木皆兵从来都不是笑话，只不过历史总是重演罢了。在德不在险在皇朝晚期就变成了笑柄，德是没有了，险是也没有那么保险，只是勉强能够给衰败腐朽的皇室朝廷争取一点点"以空间换时间"的机会，寄希望于皇室几百年养士总能剩下三两个忠义之士这种悲剧性的幻想空想罢了。 赵光义的做法，不过是我跟你讲政治，你跟我讲道德；我跟你讲人情，你跟我讲天理，永远在偷换逻辑，永远在混淆概念，，这种诡辩，不过是为了他个人的小家之利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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