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開寶年間三月，宋太祖趙匡胤西臨洛陽，此次西臨，是想把宋朝的都城開封遷到洛陽。但是這個計劃卻遭到了羣臣的反對，尤其是他的弟弟趙光義。一句“在德不在險”讓趙匡胤放棄了遷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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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匡胤雖欲遷都，但被趙光義以"在德不在險"的理由極力阻撓，至於北宋的滅亡，一是趙匡胤沒有早做遷都打算、也沒有堅持其遷都理念、更沒有遷都時間，二是趙光義此人在治國才略上還是遠遠遜色趙匡胤的，趙光義爲自己私利而置國家長遠利益不顧，非常片面的藉口"在德不在險"而不去完成趙匡胤的遺志，以致其後代有靖康之恥，千年之後，後人猶不得洗淨也。

在德不在險，對於一個百年王朝來講，就是要求代代君王都是賢明聖君，勵精圖治，政治清明，朝中永遠應 無有朋黨之弊，無有權臣竊柄之弊，無有武將擅權之弊，無有藩鎮割據之禍，無有宗室禍亂冗費之弊，沒有外戚宦官專權攝政之弊，無有後宮干政之弊，無有官僚吏治腐敗之弊，無有土地兼併之患。然而，這有可能性麼？這根本不符合歷史客觀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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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家族，子孫都是賢愚不肖各有等差的，繼承人也有好有劣難以避免，永遠都做不到代代出英才聖賢，永遠都做不到家業代際傳承代代都能唯纔是舉、舉賢任能。 普通人如此，皇室也一樣。

歷史上，朝代更替之後，總是前中期皇帝能在政治上有所成績，而中後期皇帝如果不是那種治國才幹絕倫超羣者登基，不要說皇朝中興什麼的，就是把盤根錯節的文武官員利益集團梳理清楚都很難，皇朝積弊深重之後，不打破階級固化格局，皇帝也是投鼠忌器，難以下手，改革不是那麼好改的。

皇朝初期和中期，山河險要的作用就是在軍事防禦、軍事部署、軍事後勤糧秣保障上省費節用，一定程度上能減輕小民的賦、役壓力——在這個方面輕徭薄賦與民休息，何嘗不是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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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條件下，無山河險要可資守禦的一馬平川之地，只能依賴修築堅城、駐屯重兵，依賴漕運錢糧堆棧消耗，是吸血吞金無止境的惡獸；而有山河險要可資守禦的形勝之地，軍事佈防必需的兵力相對要少，對漕運糧儲的需求相對要低，對賦稅、徭役的徵收索取壓力也就沒有那麼大，對民力的摧殘就沒有那麼重，也能給國家、給皇室後代子孫多留蓄幾分元氣，這實際上就是德政在軍事領域的體現，是德政的一個側面，這纔是真正的"在德"、"厚德"。

當然，趙二哥的"在德不在險"，貌似只是玄學意義上的唯德論、唯心論，大約是考慮不到上述方面的。到了皇朝晚期，"德"不能仰仗了，可不就得仰仗地形險要之利苟延殘喘麼？可不就得仰仗關隘堅城，贏得一線生機麼？可不就得仰仗這山河形勢之便利，給皇室後代多積攢一點回光返照的時間麼？ 可不就得仰仗山河之固，讓皇室後裔能夠留下一點血脈，不至於被改朝換代的血火完全抹滅麼？

趙二在世的時候，尚且做不到完全的在德不在險，何況是比趙二更柔軟怯弱的趙光義這一房血脈，他們就更加做不到在德不在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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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朝後期，民力憚盡之後，民力耗竭之後，德也不能仰仗，險也無從仰仗，因爲皇朝官府的動員組織能力已經基本敗壞喪失了（注：官方府庫積蓄不足、政權公信力大幅度削弱、親民官以下基層吏治腐敗導致由朝廷官府掌握的真實人口和可納稅戶比較少且財稅汲取呈現病態、官僚胥吏集團和鄉紳羣體的體制凝聚力呈現離散態各找各的退路後路、各種階級矛盾階層矛盾糾結如麻，官僚黨爭傾軋加劇，導致皇朝的官方半官方動員組織能力和資源調節配置能力均大幅度滑坡），國魂耗竭，國力虛弱，什麼妖孽荒誕無有邏輯的人爲禍事都有可能發生。

八公山上草木皆兵從來都不是笑話，只不過歷史總是重演罷了。在德不在險在皇朝晚期就變成了笑柄，德是沒有了，險是也沒有那麼保險，只是勉強能夠給衰敗腐朽的皇室朝廷爭取一點點"以空間換時間"的機會，寄希望於皇室幾百年養士總能剩下三兩個忠義之士這種悲劇性的幻想空想罷了。 趙光義的做法，不過是我跟你講政治，你跟我講道德；我跟你講人情，你跟我講天理，永遠在偷換邏輯，永遠在混淆概念，，這種詭辯，不過是爲了他個人的小家之利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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