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的勝利會師，是我軍軍史上的一件大事。

在5月下旬，當張國燾接到了紅一方面軍已進入川康邊，正經會理、冕寧北上的電報，即派余天雲、李先念率30軍西進小金川地區，掃清敵人，接應中央紅軍；他本人則率總部離開北川縣城，前移到雜谷腦。

余天雲、李先念在引軍開撥前，徐向前特地向他們交待，要他從各部隊多抽調一些炊事人員，帶上糧食、鹽巴和炊具，會師時配給紅一方面軍。

徐向前說：“我們西征時喫過苦頭，炊具丟了，炊事員跑散了，部隊沒飯喫。這次要先幫助兄弟部隊解決喫飯的問題。”

6月8日，李先念率部攻佔了懋功、達維一帶。而這時中央紅軍也已先後佔領安順場和瀘定橋，渡過大渡河，經天全、蘆山向寶興急進。

6月12日，徐向前奉命代表紅四方面軍起草了致毛主席等中央領導人的報告，詳細介紹了川西北的敵我態勢，表示紅四方面軍及川西北數百萬工農羣衆，正準備以十二萬分的熱忱歡迎我艱苦轉戰的中央西征大軍。

1935年6月14日，成爲了具有歷史意義的一天——這一天，余天雲和李先念率領的先頭部隊在夾金山下同紅一方面軍勝利會師。

6月15日，毛主席、周總理、朱老總、張聞天等中央紅軍和黨中央領導人抵達懋功，會見了余天雲和李先念等四方面軍的指揮員。

當天，在余天雲、李先念的安排下，中央領導和紅一方面軍的官兵喫到了一頓可口的會師飯，飯是青稞、包穀麪疙瘩，卻有牛肉、羊肉、洋芋片。

晚上，兩軍在達維村的壩子上召開了會師聯歡大會。

熊熊的篝火火焰映紅了夜空，大家同聲歡唱着紅四方面軍前進劇團爲專爲兩軍會師而創作的《兩大主力匯合歌》。

之後連續幾日， 30軍的各支部隊源源不斷地送來了早巳準備好的慰問品，有大批的糧食與牛羊，還有槍支彈藥。

李先念和余天雲看到紅一方面軍許多部隊因爲戰鬥減員嚴重，就主動從自己軍中撥出一個整團，共1500餘人送給遠道而來的兄弟部隊。

那邊的張國燾接到余天雲、李先念的電報後，即帶領十幾名高級指戰員匆匆趕往兩河口相會。

6月24日下午，天上飄着霏霏細雨，張國燾一行騎馬冒雨來到了兩河口。

毛主席、周總理、朱老總、張聞天等領着數百名紅軍官兵站在一個搭着油布的雨棚迎接，他們當中的許多人高舉着慶祝兩軍會師的標語牌，看見張國燾的馬隊出現在眼簾，轟然振臂歡呼起來。

張國燾有些小激動，他在歡呼聲中跳下馬，小跑着奔來。

毛主席、周總理、朱老總、張聞天等人趕緊從雨棚裏走了出來。

大家在雨中握手、擁抱、招呼，彼此興奮莫名。

寒喧過後，毛主席站到從雨棚裏擡出來的一張桌子上，代表中央、紅一方面軍向張國燾和紅四方面軍致歡迎辭，並感謝紅四方面軍給予紅四方面軍的兄弟般的支持。

張國燾也登上桌子致答辭，代表紅四方面軍向中央致敬，對中央紅軍表示慰問。

儀式雖簡，卻洋溢着滿滿的革命情誼。

幾乎所有在場的人都，都感動得直掉眼淚。

簡短的歡迎儀式結束了，毛主席和張國燾在衆人的簇擁下，一起向兩河口會場走去。

張國燾的警衛員何福聖緊跟着張國燾，聽到了張國燾和周總理的一段重要對話。

張國燾低聲詢問周總理，說：“有一點我至今還不太清楚，你們這一路上打過來，傷亡慘重啊，不知道中央紅軍還剩下多少人？”看到周總理皺了皺眉頭，趕緊又說：“四方面軍現在有10來萬人，你們呢？再怎麼也不會少於5萬吧？”

周總理語氣有些低沉：“哪裏呀，我掌握的準確數字，也就3萬人吧。”

張國燾輕輕“噓”了一聲，說：“噢，就只剩下3萬人了。”

周總理：“秤砣雖小，能壓千斤嘛，不然，我們怎麼能衝破敵人的圍追堵截，到這裏來和你會師。”

張國燾若有所思，不說話了。

實際上，他這時的內心已經在悄然膨脹了。

隨後，在兩河口第一天的會議上，在討論關於到底是“南下”還是“北上”的問題上，張國燾堅持南下，反對中央的北上的方針。

博古爲了說服他，打了個形象的比喻，說：“南下川康，正如同老鷹鑽進了山溝，想飛也飛不起來。”

張國燾“霍”地站了起來，輕輕拍了拍桌面，口氣輕蔑，語帶譏諷地說道：“博古同志，眼睛長來不完全是用來看別人的，也應該借個鏡子看看自己吧。中央紅軍10萬雄師，如今還剩下多少人馬呀？作爲中央根據地的最高負責人，你難道不應當深刻地檢討一下自己的責任？還振振有辭地來和我談什麼軍事？你配嗎？”

張國燾的態度讓中央領導人的心頭掠過一絲不好的預兆。

晚上，朱總司令來到張國燾的住處，和張國燾聊了一個通宵。

主要是聊紅四方面軍對紅一方面軍提供的幫助，對張國燾表示感謝，也聊紅四方面軍兵強馬壯的現狀，轉而語氣有些悲傷地說，眼下紅一方面軍只剩下一副骨頭架子了。從江西出發時的10萬人，搞成現在不足萬把人。林彪的紅1軍團人數最多，有3500人，彭德懷的紅3軍團有3000人，董振堂的紅9軍團則巳名存實亡，僅剩下幾百號人了。而且土城受挫後，把炮都丟到赤水河裏才跑了出來，機關槍也所剩無幾，又幾乎都是空筒子，步槍子彈也少得可憐，多者不足10發，少者只有3發，只能作保槍用了……

不過，朱總司令對革命的前途卻依然充滿了信心。他說，紅一方面軍雖然目前處境艱難，好在中央和紅一方面軍的大多數幹部都保存下來了，有這麼一大批經過嚴峻考驗的優秀幹部，再加上紅四方面軍的10萬官兵，革命一定會有勝利的一天。

但是，張國燾的野心已經滋生，他妄圖以超越組織原則的方式脅迫中央跟着他南下，進而將自己的地位凌駕在中央之上。

接下來的時間裏，中央領導和一方面軍首長們越來越強烈地覺察出了這一點。

毛主席、張聞天、博古、朱老總、周總理等人都陸續來找張國燾談話，他們苦口婆心，都希望能說服張國燾，但都是徒勞而返。

對於一方面軍的指戰員，張國燾特別欣賞林彪，他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林彪“極像四方面軍的余天雲，人年輕，特別能打仗”。

林彪感激張國燾的抬愛，再來拜訪張國燾時，牽來了一匹好馬，送給了張國燾。

林彪當時是紅一軍團軍團長，張國燾想拉攏他到四方面軍去當軍長。

對於紅一軍團軍團的政委聶榮臻，張國燾則打算讓他到31軍去當政委。

聶榮臻元帥後來回憶，有一天，張國燾私下裏請自己和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去喫飯， “席間，張國燾東拉西扯，開始說我們‘很疲勞’，稱讚我們‘幹勁很大’。最後說，他決定撥兩個團給我們補充部隊……從張國燾住處出來，我問彭德懷同志，他爲什麼請我們兩人喫飯？彭總笑笑說，撥兵給你，你還不要？我說，我也要。往下我沒再說下去，因爲我那時腦子裏正在打轉轉。”

這之後，張國燾又派紅四方面軍政委陳昌浩向聶榮臻作思想工作。

聶榮臻元帥回憶說：“右路軍組成後，有一天，我和林彪在右路軍指揮部開過會留下來喫晚飯，喫了很多胡豆。右路軍的政治委員是陳昌浩，他是代表張國燾的。喫完了晚飯還沒有天黑，陳昌浩說：‘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榮臻同志你留下來，我們還要談一談。’留下後，他問我，你對遵義會議態度怎麼樣？你對會理會議態度怎麼樣？我說，遵義會議我巳經有了態度，會理會議我也早巳有了態度，這兩個會議我都贊成，我都擁護。看來，他們認爲，林彪巳經不成問題了，要做我的工作，要動員我出來反對毛主席。談話時徐向前同志也在場，但他在一邊，在地圖上劃標號，正在計劃作戰方面的事情，他沒有作聲。就是陳昌浩一個人在那裏高談闊論。談到晚上，我說，昌浩同志，我要回去了，明天還要行軍。他才說，好吧，你走吧。我就帶了兩個警衛員，牽着一匹騾子離開了。”

張國燾的“請客”和陳昌浩的“談話”，讓聶榮臻感事態的嚴重性，他有些擔心林彪。

從嚴格意義上說，聶榮臻算得上林彪的老師。

林彪讀黃埔四期時，聶榮臻是黃埔軍校政治部祕書兼政治教員。

而且，林彪在黃埔軍校畢業後還是經聶榮臻分配到葉挻獨立團工作的。

聶榮臻考慮到林彪太過年輕，回去後，特意提醒林彪。

聶榮臻元帥回憶說：“我對林彪說，你要注意，張國燾要把我們‘喫掉’。他說，你這是宗派主義。我說，怎麼是宗派主義呢？對這個問題，我們要警惕，張國燾與中央的思想不一致，我們應該想一想。我說這是路線問題。林彪反駁我說，既然是路線問題，你說他路線不對嗎？那他們爲什麼有那麼多人哪？我們才幾個人哪？我駁斥他說，蔣介石的人更多，難道能說蔣介石的路線更正確？這次爭論，我和林彪都動了氣，拍桌子把一個盤子也打翻了。”

不過，林彪聽了“蔣介石的人更多，難道能說蔣介石的路線更正確”這一句後，安靜了。

不得不說，紅軍時期的林彪，有比他年長了八歲、亦師亦友的聶榮臻時時在身邊提醒和敦促，可真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犯的錯誤。

當初，在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中，林彪原本是推崇紅軍軍事顧問李德那個在戰略上採取“堡壘對堡壘”、在戰術上採取“短促出擊”的辦法的，他還專門寫了一篇文章《論短促出擊》，印發全軍，供大家學習。聶榮臻極不贊成，而在他連接受挫後，就果斷制止住了“短促出擊”的戰術，重新採用毛主席的運動殲敵戰，終於取得了殲敵4000餘人、俘虜敵軍2000餘人的溫坊戰鬥的勝利，在一定程度上重振了士氣。

1935年5月上旬，毛主席指揮了平生得意之作——“四渡赤水”，到達四川會理時，林彪然口出怨言，說紅軍走的盡是“弓背路”，跑冤枉路，這樣下去會把部隊拖垮的。

聶榮臻立刻嚴肅批評林彪說：“你跟毛主席最久，過去在中央根據地，在毛主席領導下，敵人幾次圍剿都被粉碎了，打了很多勝仗。你過去不是還保存了一個小本子？總是一說就把本上的統計數字翻出來，說你繳的槍最多了，現在，你應該相信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能挽救危局。”

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這一次會師後的爭吵，兩人的火氣都很大，但林彪最終聽從了聶榮瑧的話，在後來與張國燾嚴峻的政治鬥爭中有了正確的選擇。

新中國成立後，林彪和聶榮臻都成爲了開國元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