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的胜利会师，是我军军史上的一件大事。

在5月下旬，当张国焘接到了红一方面军已进入川康边，正经会理、冕宁北上的电报，即派余天云、李先念率30军西进小金川地区，扫清敌人，接应中央红军；他本人则率总部离开北川县城，前移到杂谷脑。

余天云、李先念在引军开拨前，徐向前特地向他们交待，要他从各部队多抽调一些炊事人员，带上粮食、盐巴和炊具，会师时配给红一方面军。

徐向前说：“我们西征时吃过苦头，炊具丢了，炊事员跑散了，部队没饭吃。这次要先帮助兄弟部队解决吃饭的问题。”

6月8日，李先念率部攻占了懋功、达维一带。而这时中央红军也已先后占领安顺场和泸定桥，渡过大渡河，经天全、芦山向宝兴急进。

6月12日，徐向前奉命代表红四方面军起草了致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的报告，详细介绍了川西北的敌我态势，表示红四方面军及川西北数百万工农群众，正准备以十二万分的热忱欢迎我艰苦转战的中央西征大军。

1935年6月14日，成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这一天，余天云和李先念率领的先头部队在夹金山下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6月15日，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张闻天等中央红军和党中央领导人抵达懋功，会见了余天云和李先念等四方面军的指挥员。

当天，在余天云、李先念的安排下，中央领导和红一方面军的官兵吃到了一顿可口的会师饭，饭是青稞、包谷面疙瘩，却有牛肉、羊肉、洋芋片。

晚上，两军在达维村的坝子上召开了会师联欢大会。

熊熊的篝火火焰映红了夜空，大家同声欢唱着红四方面军前进剧团为专为两军会师而创作的《两大主力汇合歌》。

之后连续几日， 30军的各支部队源源不断地送来了早巳准备好的慰问品，有大批的粮食与牛羊，还有枪支弹药。

李先念和余天云看到红一方面军许多部队因为战斗减员严重，就主动从自己军中拨出一个整团，共1500余人送给远道而来的兄弟部队。

那边的张国焘接到余天云、李先念的电报后，即带领十几名高级指战员匆匆赶往两河口相会。

6月24日下午，天上飘着霏霏细雨，张国焘一行骑马冒雨来到了两河口。

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张闻天等领着数百名红军官兵站在一个搭着油布的雨棚迎接，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高举着庆祝两军会师的标语牌，看见张国焘的马队出现在眼帘，轰然振臂欢呼起来。

张国焘有些小激动，他在欢呼声中跳下马，小跑着奔来。

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张闻天等人赶紧从雨棚里走了出来。

大家在雨中握手、拥抱、招呼，彼此兴奋莫名。

寒喧过后，毛主席站到从雨棚里抬出来的一张桌子上，代表中央、红一方面军向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致欢迎辞，并感谢红四方面军给予红四方面军的兄弟般的支持。

张国焘也登上桌子致答辞，代表红四方面军向中央致敬，对中央红军表示慰问。

仪式虽简，却洋溢着满满的革命情谊。

几乎所有在场的人都，都感动得直掉眼泪。

简短的欢迎仪式结束了，毛主席和张国焘在众人的簇拥下，一起向两河口会场走去。

张国焘的警卫员何福圣紧跟着张国焘，听到了张国焘和周总理的一段重要对话。

张国焘低声询问周总理，说：“有一点我至今还不太清楚，你们这一路上打过来，伤亡惨重啊，不知道中央红军还剩下多少人？”看到周总理皱了皱眉头，赶紧又说：“四方面军现在有10来万人，你们呢？再怎么也不会少于5万吧？”

周总理语气有些低沉：“哪里呀，我掌握的准确数字，也就3万人吧。”

张国焘轻轻“嘘”了一声，说：“噢，就只剩下3万人了。”

周总理：“秤砣虽小，能压千斤嘛，不然，我们怎么能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到这里来和你会师。”

张国焘若有所思，不说话了。

实际上，他这时的内心已经在悄然膨胀了。

随后，在两河口第一天的会议上，在讨论关于到底是“南下”还是“北上”的问题上，张国焘坚持南下，反对中央的北上的方针。

博古为了说服他，打了个形象的比喻，说：“南下川康，正如同老鹰钻进了山沟，想飞也飞不起来。”

张国焘“霍”地站了起来，轻轻拍了拍桌面，口气轻蔑，语带讥讽地说道：“博古同志，眼睛长来不完全是用来看别人的，也应该借个镜子看看自己吧。中央红军10万雄师，如今还剩下多少人马呀？作为中央根据地的最高负责人，你难道不应当深刻地检讨一下自己的责任？还振振有辞地来和我谈什么军事？你配吗？”

张国焘的态度让中央领导人的心头掠过一丝不好的预兆。

晚上，朱总司令来到张国焘的住处，和张国焘聊了一个通宵。

主要是聊红四方面军对红一方面军提供的帮助，对张国焘表示感谢，也聊红四方面军兵强马壮的现状，转而语气有些悲伤地说，眼下红一方面军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了。从江西出发时的10万人，搞成现在不足万把人。林彪的红1军团人数最多，有3500人，彭德怀的红3军团有3000人，董振堂的红9军团则巳名存实亡，仅剩下几百号人了。而且土城受挫后，把炮都丢到赤水河里才跑了出来，机关枪也所剩无几，又几乎都是空筒子，步枪子弹也少得可怜，多者不足10发，少者只有3发，只能作保枪用了……

不过，朱总司令对革命的前途却依然充满了信心。他说，红一方面军虽然目前处境艰难，好在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大多数干部都保存下来了，有这么一大批经过严峻考验的优秀干部，再加上红四方面军的10万官兵，革命一定会有胜利的一天。

但是，张国焘的野心已经滋生，他妄图以超越组织原则的方式胁迫中央跟着他南下，进而将自己的地位凌驾在中央之上。

接下来的时间里，中央领导和一方面军首长们越来越强烈地觉察出了这一点。

毛主席、张闻天、博古、朱老总、周总理等人都陆续来找张国焘谈话，他们苦口婆心，都希望能说服张国焘，但都是徒劳而返。

对于一方面军的指战员，张国焘特别欣赏林彪，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林彪“极像四方面军的余天云，人年轻，特别能打仗”。

林彪感激张国焘的抬爱，再来拜访张国焘时，牵来了一匹好马，送给了张国焘。

林彪当时是红一军团军团长，张国焘想拉拢他到四方面军去当军长。

对于红一军团军团的政委聂荣臻，张国焘则打算让他到31军去当政委。

聂荣臻元帅后来回忆，有一天，张国焘私下里请自己和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去吃饭， “席间，张国焘东拉西扯，开始说我们‘很疲劳’，称赞我们‘干劲很大’。最后说，他决定拨两个团给我们补充部队……从张国焘住处出来，我问彭德怀同志，他为什么请我们两人吃饭？彭总笑笑说，拨兵给你，你还不要？我说，我也要。往下我没再说下去，因为我那时脑子里正在打转转。”

这之后，张国焘又派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向聂荣臻作思想工作。

聂荣臻元帅回忆说：“右路军组成后，有一天，我和林彪在右路军指挥部开过会留下来吃晚饭，吃了很多胡豆。右路军的政治委员是陈昌浩，他是代表张国焘的。吃完了晚饭还没有天黑，陈昌浩说：‘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荣臻同志你留下来，我们还要谈一谈。’留下后，他问我，你对遵义会议态度怎么样？你对会理会议态度怎么样？我说，遵义会议我巳经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巳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看来，他们认为，林彪巳经不成问题了，要做我的工作，要动员我出来反对毛主席。谈话时徐向前同志也在场，但他在一边，在地图上划标号，正在计划作战方面的事情，他没有作声。就是陈昌浩一个人在那里高谈阔论。谈到晚上，我说，昌浩同志，我要回去了，明天还要行军。他才说，好吧，你走吧。我就带了两个警卫员，牵着一匹骡子离开了。”

张国焘的“请客”和陈昌浩的“谈话”，让聂荣臻感事态的严重性，他有些担心林彪。

从严格意义上说，聂荣臻算得上林彪的老师。

林彪读黄埔四期时，聂荣臻是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员。

而且，林彪在黄埔军校毕业后还是经聂荣臻分配到叶挻独立团工作的。

聂荣臻考虑到林彪太过年轻，回去后，特意提醒林彪。

聂荣臻元帅回忆说：“我对林彪说，你要注意，张国焘要把我们‘吃掉’。他说，你这是宗派主义。我说，怎么是宗派主义呢？对这个问题，我们要警惕，张国焘与中央的思想不一致，我们应该想一想。我说这是路线问题。林彪反驳我说，既然是路线问题，你说他路线不对吗？那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哪？我们才几个人哪？我驳斥他说，蒋介石的人更多，难道能说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这次争论，我和林彪都动了气，拍桌子把一个盘子也打翻了。”

不过，林彪听了“蒋介石的人更多，难道能说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这一句后，安静了。

不得不说，红军时期的林彪，有比他年长了八岁、亦师亦友的聂荣臻时时在身边提醒和敦促，可真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犯的错误。

当初，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林彪原本是推崇红军军事顾问李德那个在战略上采取“堡垒对堡垒”、在战术上采取“短促出击”的办法的，他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论短促出击》，印发全军，供大家学习。聂荣臻极不赞成，而在他连接受挫后，就果断制止住了“短促出击”的战术，重新采用毛主席的运动歼敌战，终于取得了歼敌4000余人、俘虏敌军2000余人的温坊战斗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重振了士气。

1935年5月上旬，毛主席指挥了平生得意之作——“四渡赤水”，到达四川会理时，林彪然口出怨言，说红军走的尽是“弓背路”，跑冤枉路，这样下去会把部队拖垮的。

聂荣臻立刻严肃批评林彪说：“你跟毛主席最久，过去在中央根据地，在毛主席领导下，敌人几次围剿都被粉碎了，打了很多胜仗。你过去不是还保存了一个小本子？总是一说就把本上的统计数字翻出来，说你缴的枪最多了，现在，你应该相信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能挽救危局。”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这一次会师后的争吵，两人的火气都很大，但林彪最终听从了聂荣瑧的话，在后来与张国焘严峻的政治斗争中有了正确的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林彪和聂荣臻都成为了开国元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