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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綜合症”蘇聯在阿富汗付出了慘重代價。從1978年到1990年，光是對阿富汗的各種援助、貸款等項就高達85億盧布，而用於戰爭的費用比這高得多。蘇軍參戰軍人先後達到62萬人，文職人員也有2.1萬名；其中近1.5萬名官兵陣亡，受傷人數爲53753人（其中不少人成爲殘廢），生病者達415932人。此外，阿富汗戰爭還引發蘇聯嚴重的制度危機。1991年12月，蘇聯崩潰；1992年，作爲蘇聯帝國的延伸物，親蘇的納吉布拉政權也迅速倒臺。

1979年12月27日，蘇軍進入阿富汗，對阿富汗“不宣而戰”。作爲“帝國的最後一場戰爭”，阿富汗戰爭影響了蘇聯的命運，也給後蘇聯的廣大空間留下後遺症。在30年中，俄羅斯的心靈因“阿富汗之痛”在艱難掙扎中期待救贖和超越。

蘇聯侵阿原因新解

要了解蘇聯侵阿的原因，必須考察某些歷史背景。19世紀英、俄爭奪中亞，由於勢均力敵，二強劃定勢力範圍，阿富汗成爲“緩衝國”：英國未能向北更進一步，而俄國也未能實現讓其士兵“到印度洋洗靴子”的夙願。1917年到1945年間，西方大國曾覬覦阿富汗，但並無斬獲，強大的蘇聯使阿富汗成爲禁區。1945年之後，阿富汗成爲所謂“中立國”，但實際上已是蘇聯的勢力範圍；而在“冷戰”格局下，阿富汗成爲美蘇爭奪的戰場。

蘇聯有對阿富汗擴張意識形態的動機。1978年4月，阿富汗爆發所謂“四月革命”，新上臺的“人民民主黨”宣稱要走蘇聯道路，蘇斯洛夫（蘇共中央第二書記，主管意識形態）、波諾馬廖夫（蘇共中央國際處書記）等蘇聯領導人歡欣鼓舞，認爲阿富汗將成爲“又一個蒙古”，“世界革命”的壯麗圖景似乎重現眼前。如果阿富汗加入蘇聯陣營，蘇聯就可有新的平臺，向南亞、中東等地區推進。

但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與阿富汗社會脫節，“人民民主黨”的影響有限，只是由於其親蘇的外交路線，纔在國內獲得政治動力。在蘇聯專家的援助下，塔拉基政府對該國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實行土地改革、集體化，廢除伊斯蘭教的國教地位（伊斯蘭教被認爲“只反映剝削階級利益”），鎮壓宗教上層；剝奪部族上層的權力、甚至實施肉體消滅；強行解除普什圖族的武裝（他們有攜帶武器的傳統），允許婦女不戴面紗、接受教育，等等。類似政策引起國民憤怒，“人民民主黨”成爲衆矢之的。1979年9月，阿明發動政變，殺死塔拉基（蘇聯領導人對塔拉基頗有好感），取彼自代。他還不顧蘇聯的警告，實施“清黨”，原政府成員被免職或被殺，蘇聯在阿富汗面臨危機。蘇聯領導人擔心：如果放棄對阿富汗兄弟黨的支持，將會損害蘇聯的威望；而擔心阿明倒向美國，是引發入侵行動的直接原因。蘇軍的主要任務，就是推翻阿明，扶植和保衛以卡爾邁勒爲首的代理人政權。

阿富汗局勢關乎蘇聯的邊疆安全和穩定。作爲鄰國，蘇聯的中亞各族與阿富汗在語言、種族、宗教、文化等方面相近；如果阿富汗的共產主義政權被推翻，會影響到中亞的安定。

出兵阿富汗也是蘇聯對抗美國的具體步驟。1979年3月，阿富汗國內連續發生叛亂，這些叛亂都有明顯的外國背景（1998年1月，布熱津斯基證實，1979年7月，美國特工即已滲透到喀布爾，支持反對派顛覆阿政府）。蘇聯領導人獲悉：在霍梅尼“伊斯蘭革命”後被逐出伊朗的美國人已在阿富汗建了無線電監測站，可監聽蘇聯全境的電話內容；此外，蘇聯政府曾證實：如果蘇聯不出兵，美軍就會佔領阿富汗——蘇軍只比美軍早到幾小時。

此外，蘇聯決定出兵阿富汗的日期（12月12日）與北約決定在歐洲部署美國中程導彈的日期“巧合”，表明這是蘇聯在阿富汗方向對西方的強硬回應。

阿富汗局勢影響所有周邊國家。阿富汗“革命”政權曾引起巴基斯坦擔心，“人民民主黨”希望依靠蘇聯向巴基斯坦提出領土要求——因巴基斯坦有大量普什圖族；而蘇聯與巴基斯坦的對手印度存在友好關係。此外，蘇聯在本地區還有一個潛在競爭者：伊朗。如果伊朗向阿富汗等鄰國輸出“革命”，那麼，蘇聯的中亞地區也將受到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影響。

蘇聯入侵阿富汗的另一個目的是：對抗和威脅中國。從1950年代末中蘇關係惡化，開始了軍事-政治對抗。蘇聯領導人認爲，出兵阿富汗可防止中美聯手反蘇。

因此，從各方面來看，蘇聯侵阿並非普通的侵略行動，其主要目的是完成地緣政治任務。

蘇聯政府的決策機制當然難稱完善：最高領導人勃列日涅夫腦血管疾病嚴重，動輒不能視事，都不知道阿富汗發生了什麼；力主出兵的安德羅波夫、外長葛羅米科和國防部長烏斯季諾夫等人對阿局勢未做調研，卻主導了決策過程。有軍界人士警告說，出兵會導致阿富汗各派一致反蘇，且會損害蘇聯與伊斯蘭世界的良好關係，但未獲重視。

蘇聯領導人並未認識到，出兵其實是不明智地捲入了阿富汗內戰。阿富汗政權無任何社會基礎，非常弱勢，而蘇軍入侵使阿富汗民衆產生敵愾情緒，將蘇軍及其扶植的政府視爲全民族的敵人。伊斯蘭教成爲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將阿富汗社會動員起來，對蘇軍發動“聖戰”。蘇軍得不到阿富汗人民的支持，因而其軍事成果無法轉化爲政治成就。正如蘇軍總參謀長阿赫羅梅耶夫元帥所說：“我們控制了喀布爾和各省中心，但在佔領的領土上無法建立政權。我們輸掉了爭取阿富汗人民的鬥爭。支持政府的只是人民中的少數。”

蘇聯需要阿富汗的地緣政治空間，而“人民民主黨”當然也需要蘇軍保衛其既得利益。在蘇軍入境後，阿政府竭力推動蘇軍承擔起全部軍事任務（阿政府軍戰鬥力低下，且常常被反政府武裝策反）。從1980年2月起，蘇聯一些軍方人士就多次主張蘇軍撤離，但是，阿政府設法將蘇軍與自己綁定，使蘇聯政府一再推遲撤軍，蘇軍傷亡不斷增大。

蘇聯領導人誤判了國際形勢。許多俄羅斯論者稱：蘇聯在阿富汗落入了西方的戰略陷阱，其實，首先是蘇聯自身爲對手提供了機會，而西方只是抓住了良機。蘇軍入侵阿富汗後，美國迅速制訂了一整套戰略、戰術計劃，動員全部資源從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對抗蘇聯。巴基斯坦成爲阿富汗游擊隊的可靠後方，美國、伊朗、沙特阿拉伯等國實際上已“間接參戰”。蘇聯陷入政治和道義災難，受到全世界孤立。

蘇軍的劣勢是：不擅長山地作戰，原有的山地師在1945年後已解散；阿富汗惡劣的地理、氣候條件使蘇軍極不適應，導致大量非戰鬥減員；“聖戰者”熟悉地形，以羣山爲基地伏擊蘇軍；在精神方面，蘇軍遠不及“聖戰者”：蘇軍是入侵者，士氣低落，不知爲誰而戰；而“聖戰者”爲信念勇於赴死；蘇軍四面受敵，而“聖戰者”則得到阿富汗民衆支持，到處都可獲接濟和補充；蘇軍在情報方面也存在嚴重缺陷，無法對“聖戰者”發起突然打擊；“聖戰者”則得到美國、巴基斯坦的情報支持。1997年，馬蘇德接受採訪時證實：一些克格勃高官曾提供情報給“聖戰者”，使其提前半個多月獲知蘇軍作戰計劃。

但是，說蘇軍在阿富汗戰敗並不確切，蘇聯的失敗是政治失敗。蘇軍不僅保護了親蘇政權和蘇聯的戰略利益，且積累了豐富的作戰經驗，即從純軍事角度看，蘇軍的表現也並非一無是處。西方專家曾認爲，1980年代中期，蘇軍已能很好地勝任作戰任務。2001年11月11日，俄總統普京對一羣美國記者表示：蘇聯在阿富汗並未戰敗，且“在軍事方面實現了所有的既定目標”，只是“犯了許多不可原諒的政治錯誤”。

乍看起來，似乎今日的美軍在阿富汗比當年的蘇軍成功得多——2001年至今的8年內折損官兵僅爲800多人。但是，不應忘記：蘇軍在阿富汗的對手是全世界，而美國則幾乎得到全世界的支持，擁有最先進的武器裝備，阿富汗則貧弱、缺少外援；美國還吸收了蘇聯的經驗和教訓；此外，與塔利班長期“和平共處”，也是美軍能夠減少傷亡的“祕訣”。

許多蘇軍士兵回國後，講述了在阿富汗的暴行，令蘇聯社會震驚。1989年12月，蘇聯第二次人民代表大會通過決議，認爲蘇軍侵阿違憲，“理應受到政治和道義譴責”，而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葛羅米科、烏斯季諾夫等人難辭其咎。曾在阿富汗作戰的“蘇聯英雄”們失去其頭頂的光環，緊隨而來的蘇聯解體、社會轉型，讓阿富汗戰爭的老兵（被稱爲“阿富汗人”）陷入生活底層，被稱爲“劊子手”、“罪犯”，遭到社會歧視，多數“阿富汗人”都自我異化。

1989年之後，蘇聯關於阿富汗的“傷痕文學”（小說、散文、歌曲、電影等）迅速繁榮；而“阿富汗綜合症”（醫學術語爲“創傷後應激反應障礙”）一詞也擁有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一首歌中寫道：

……阿富汗綜合症！/意味着輸掉戰爭/意味着以獎章爲恥/意味着回到祖國/別人防你如竊賊……

意味着學會了開槍/意味着回國，如彈簧般活着/習慣於輕易出手殺人/阿富汗綜合症！

調查表明，1/3以上的老兵都有嚴重的“阿富汗綜合症”，需要心理幫助，其具體表現是：易怒、兇狠、罪感、失眠、有自殺或殺人傾向，等等。這種“綜合症”會在戰爭結束半年或幾十年後發作，因而是一種心理上的“定時炸彈”。比起肢殘者，他們是些心理殘疾者。75%的“阿富汗人”離婚或家庭矛盾尖銳；2/3的“阿富汗人”對工作不滿意，經常跳槽；50%到70%的“阿富汗人”隨時準備重返阿富汗；許多人用酗酒、吸毒來舒緩緊張心理。一些“阿富汗人”似乎已適應了和平生活，但是“阿富汗綜合症”會隨時爆發，帶來毀滅性後果。

“阿富汗人”曾積極捲入蘇聯的政治鬥爭。1991年8·19事件中，格拉喬夫指揮的空降兵成爲兩派政治力量爭奪的對象：是倒向葉利欽還是“緊急狀態委員會”，成爲決定鬥爭結果的關鍵；1994年車臣戰爭爆發，許多“阿富汗人”毛遂自薦，參加了車臣戰爭。

俄羅斯警察部門曾對“阿富汗人”敞開大門，但是，這些“阿富汗人”當上警察之後，會將戰場上的做法帶回，動輒行兇、施暴，成爲某種社會公害。媒體曾報道，1995年2月，已娶妻生子多年的“阿富汗人”弗·謝甫琴科與警察同事們一起打獵，突然對其同事開槍掃射。事後他敘述：他恍惚間感覺自己又身處阿富汗，其狙擊手的本能突然復甦，周圍全是敵人。阿富汗戰爭以另一種方式在俄羅斯社會延續。

大量“阿富汗人”充當僱傭軍，到境外參加武裝衝突；也有人當了公司保安；還有不少人甚至加入了犯罪團伙。

戰爭的惡果還不止於此。1989年蘇軍撤離後，阿富汗迅速陷入殘酷的內戰，戰火燒到塔吉克等國，在短期內，阿富汗“崛起”爲世界上最大的毒品生產國（佔全世界毒品生產總量的90%），使俄羅斯深受其害。有數字說，俄羅斯每年因阿富汗毒品而死去的人數，是蘇軍在阿富汗戰爭期間死亡人數的兩倍。與吸毒、販毒相聯繫的，還有賣淫、艾滋病、有組織犯罪等。俄羅斯社會因阿富汗戰爭而遭到了嚴酷報復。

未被吸取的教訓

美國在朝鮮、越南付出巨大代價，留下“綜合症”；蘇聯蹈覆轍，使阿富汗成爲自己的“越南”；2001年10月，美國又匆忙步蘇聯的後塵。看起來，所謂教訓總是具有事後性，所謂教訓也並非總是被吸取。同樣，阿富汗的傷痛未愈，俄羅斯又患了“車臣綜合症”——在那場內戰中，俄羅斯付出了不小於在阿富汗的代價。

美國曾拍攝越戰題材的系列電影（如《第一滴血》），塑造了蘭博這樣的越戰英雄，意在美化侵越戰爭，消除罪惡感，療治“越南綜合症”，做“爲了忘卻的紀念”。俄羅斯對“阿富汗綜合症”曾經無所作爲，但是，隨着時間的流逝，其態度也發生了變化。

從1990年代末開始，俄羅斯即不再一味譴責阿富汗戰爭的非正義性、渲染傷痕，而是強調蘇聯對阿友好援助、出兵的合法性和必要性：蘇聯出兵是對阿富汗的“友好援助”，且依據了蘇-阿條約第四條。一位俄政要在訪談時認爲，所謂“阿富汗綜合症”源於反俄勢力的誹謗，要醫治這種心理疾病，必須放棄認爲蘇軍在阿富汗是侵略、甚至犯罪的自虐觀念。

2005年，俄羅斯電影《九連》塑造了一羣俄羅斯的蘭博們，其功能與《第一滴血》相似，意在消解“阿富汗綜合症”（以及“車臣綜合症”）。

2007年6月，美國導演泰倫斯·亨利採訪了俄羅斯的瓦·伊·瓦倫尼科夫將軍，後者證實，並非美國的“毒刺”導彈決定了戰爭結果，而是“我們自己離開的”；蘇軍進入阿富汗也並非侵略，而是應阿政府一再請求出兵的。阿富汗人民曾把蘇軍當作保護者，用鮮花來迎接；送別時“不但有鮮花，還有眼淚”。

據說，所有徵服者在阿富汗都失敗了，唯獨俄羅斯是例外。有論者證實，1925年、1929年、1930年，蘇聯曾三次對阿富汗成功用兵。而當年的蘇軍指揮員格羅莫夫將軍曾寫道：1979年底，蘇軍不受阻礙地進入阿富汗，與美國（在越南）不同，蘇軍在“阿富汗完成任務後，有組織地返回了祖國”。

令一些政界和學界人士扼腕的，已不再是1979年的入侵，而是1989年的撤軍；而1991年後俄羅斯放棄支持阿富汗政府，被認爲是短視的外交政策。2009年2月，俄學者尤里·克魯普諾夫在接受訪談時表示：20年前從阿富汗撤軍非常愚蠢，蘇聯在那裏付出很多，卻最終放手，使原來的投入付諸東流。

今日美國在阿富汗又走到十字路口。美國似乎已看到前景渺茫，在宣佈增兵的同時，開始重視蘇軍的經驗：2009年9月，曾參加阿富汗戰爭的阿烏舍夫將軍（印古什共和國前總統）被請到白宮，爲美國人當“顧問”；美國甚至建議俄羅斯“擴大對阿富汗民主化進程的參與”，邀俄軍共同對付塔利班。12月16日，北約請俄方援助其駐阿軍隊。鑑於蘇聯的往事，俄羅斯對類似建議的態度非常謹慎（有學者指出，這又是一個陷阱）；而如果說，阿富汗將是美國的噩夢，俄羅斯正可隔岸觀火；何況，讓美國深陷阿富汗，顯然有助於減少其在高加索、東歐方向對俄羅斯的壓力。

來自：有種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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